诚以修身，信以立业，诚信实现了商人的利益最大化。《塔木德》训诫后人：“你们不可行不义。要用公道天平、公道砝码、公道升斗、公道秤。”犹太人认为诚信就是财路，就是商业活动中最高的技巧。诚信是商人步入市场的通行证，失信于市场即是商人的自杀。温州人认为：诚信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就相当于心脏对于人，心脏停止跳动，生命就不存在了。
诚实守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得千金，不如得季布一诺”的佳话不绝于史，“言而无信，不知其可也”的哲理至今为世人推崇，“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的诗句广为传颂，“以信接人，天下信之；不以信接人，妻子疑之”的道理是商界信奉的真理。
诚信=金钱
在温州商人中有这样的潜规则“借钱不还就没法生存”。温州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主要有两个：银行和民间。在创业初期，亲戚、朋友或者通过介绍的投资者愿意借钱给企业家。做亏了没关系，在一定金额内大家都可以包容；但如果借钱者有一次故意不还，在整个经营圈和生活圈中就将成为被唾弃的对象，再难生存。靠着这种“潜规则”，在银行贷款不能满足小企业发展甚至是个人创业资金需求的情况下，温州的民间融资便成功地发展起来。
据新华社报道，在温州，有一批仅凭自己的签名就可以从银行贷款上千万元的“诚信老板”。美特斯·邦威老板周成建，手中就握有一支含金量颇高的金笔，他的第一笔签名贷款由工商银行温州分行发给，额度为2700万元。工商银行方面认为，除了因为这家企业经营状况良好外，主要是看重周成建的个人信用魅力。工商银行温州分行在给民营企业的贷款中，这种“签名贷款”已经占到8%。在温州所有的金笔中，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的含金量最高，仅农业银行温州分行给他的授信额度就达2亿元。
温州的“金笔效益”是基于温州树立的诚实守信的形象，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温州地区的不良贷款比率仅为5.9%，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信用成了温州近几年经济发展的助推器，“信用就是生产力”在温州得到了最好的验证。“祸莫大于无信”，温商恪守信用，不仅赢得尊重、信任和合作的机会，更吸引了各方资源为我所用，创造出更大的财富。
温州商会武昌分会会长陈志圣畅游商海的经历是一个通过诚信不断借钱，然后生钱的过程。1992年，陈志圣在汉口商业大楼做百货生意，当时，他的本钱只有2万元，有一个月周转资金差1万元，他十分为难，厚着脸皮找两个人各借了5000元，保证了正常周转。“看到大钞票，两眼放绿光。”陈志圣说，“我看到钱就想用进生意当中。”他不满足于一家商场的小打小闹，不断寻找机会扩大经营范围。当时，进入洪山商场需要5万元，而他手上只有3万元钱。他想办法说通供货商赊货1万元，然后，找老乡借了1万元。一个月过去，这两家商场共赚3万元。他又想方设法借了2万元，进入第三家商场。就这样将第一个月的利润用于还款，到第二个月赚3万元，然后，再去借2万，进驻下一家商场，陈志圣的生意迅速扩张，一年时间内他共进入了10个商场。“如果不是这样滚动发展，中规中矩做生意，恐怕永远是2万元。”到1997年，他一年在各商场的总销售额达到5000万元。陈志圣坦言，生意高速运转，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借债，而能顺利借到钱的关键在于信誉，“我一般比约定时间早两天还钱，绝不拖延。”
诚信=发展
2001年4月17日，温州市市长钱兴中第一次提出，要大力推进“质量温州”向“信用温州”转变。钱兴中认为信用是一个人、一个企业、一个城市的生命线，“信用温州”对于温州的整体经济，相当于一个核动力发动机。2002年8月2日，温州市人大常委会决定：将15年前杭州武林门广场火烧温州伪劣皮鞋的8月8日立为“诚信日”唤起全体社会成员对诚信形成共识。温州从失信中跌倒，又从守信中站起来。在温州2002年市统计局的一份民意调查中，温州市民对打造“信用温州”的支持率高达97.6%，在温州的房地产、餐饮、服装、旅游、食品、医疗等6大行业的96家企业郑重地做出诚信承诺，“信用温州”有着光明的前景。
温州商人认为：无信不立，做生意和做人是一样的道理。乔耐鞋业有限公司是潘志诚一手创办起来的，现在已经由当初的一个小作坊发展为拥有酒店式厂房的大企业。在乔耐办公楼的墙上，潘志诚将“诚信”排在其八字厂训“诚信、敬业、创新、合作”的最前面。一次研发新品时，潘志诚想请台湾最大的皮料老板廖先生帮助研发，双方口头达成协议进行合作，可因为市场定位不准，潘志诚决定不推出这种新品。为了不给自己留下“信用污点”，潘志诚依然按照当初的口头协议，为对方支付了约50万元的费用，对于当时规模还不大的乔耐来说，这是一个不小的打击，“怕老婆心疼，都没敢告诉她。”潘志诚说，“但是我不想因为一次的50万而失去更多的50万、500万，甚至5000万。”
对诚信的理解，每个温商虽有不同，共识却是“只有诚信，企业才能发展”。红蜻蜓集团董事长钱金波提出了“五个诚信于”，即诚信于消费者、诚信于员工、诚信于供应商、诚信于代理商、诚信于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该公司办公室主任罗志刚说，他们从不欠供货商的货款，得到的回报就是供货商总是让红蜻蜓优先选择上好皮料。信用已经成了温商最可靠的资本，是温州企业最有生命力的无形资产。
婚姻是诚信的标杆。周星增是一个比较传统的男人，他的奔驰车牌照末四位是5287，谐音是“我爱发妻”。谈到对婚姻的爱护和保守，周星增觉得这是应尽之义，“婚姻是一个男人最重要的承诺，如果婚姻都不诚信，那他还能诚信做生意？”据说，在同等的城市中，温州人的离婚率是很低的。周星增对此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如果离婚了，别人就会说，要么你自己不好，要么是你老婆不好，如果是老婆不好，还是你自己的眼光不行，你连老婆都管不好，还能管理好一个企业或一个部门吗？名声坏了，别人就不跟你合作，你也就很难发展了。
管理界有一个这样的规律：一个消费者对产品质量和售后服务感到满意，平均会向10个朋友反映，一个消费者对产品质量和售后服务感到不满，平均会向25个朋友反映。所以，在坚持诚信的路上，不允许有丝毫的懈怠。2000年，法派服饰企业有限公司曾一次性销毁价值数百万元可低价处理的次品，其董事长彭星说：“诚信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就相当于心脏对于人，心脏停止跳动，生命就不存在了。”
“坦诚第一，以诚待人”的原则是香港超人李嘉诚成功的独门秘笈，他做生意的原则是以“诚信”及“勤奋”为先，并因此获得了很多发展事业的黄金机会。李嘉诚在创业初期资金极为有限，一次，一位外商希望大量订货，但他提出需要富裕的厂商作保。李嘉诚努力跑了好几天，仍一无着落。在找不到担保人的同时他并没有放弃去开发新产品，他通宵赶出了9款样品。去找外商，一切据实以告：“我有能力做好产品，但是我的资金有限。”外商被他的真诚感动，不但在无担保的情况下跟他签约，还预付了货款。李嘉诚说：一个有信用的人，比起一个没有信用、懒散、乱花钱、不求上进的人，自必有更多机会。当你建立了良好的信誉后，成功、利润便会随后而至。另一方面，“吃亏是福”是李嘉诚待人处世的原则之一。他说过“有时你看似是一件很吃亏的事，往往会变成非常有利的事。”为了信守承诺而吃亏，这种吃亏会转变成福气。
信，是中国古代社会人际关系的精神纽带，也是人际关系的最高原则，孔子对弟子子贡的一段话表现了诚信的重要性。子贡问：“怎么样去治理政事”。孔子回答：“要使粮食充足，要使军备充足，百姓就会相信政府了。”子贡又问：“如果迫不得已要在这三项中去掉一项，先去掉哪一项呢。”孔子说：“先去掉军备。”子贡又问：“如果再迫不得已要在食与信之中去掉一项，先去掉哪一项。”孔子的回答斩钉截铁：“去掉粮食。因为没有粮食吃，不过是死亡，而自古以来谁都免不了死亡。如果百姓对政府不相信了，国家就无法确立了。”
犹太人被称为“契约之民”，他们认为“人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与神签订了存在的契约之缘。”所以，犹太人以“诚信”而闻名天下。一方面，即使是口头承诺，他们也会尽力遵守，因为神可以听见。另一方面，犹太人生意经的精髓在于合同，合同是与神的契约，所以，一经鉴定，无论发生什么问题，都应该遵守。
信誉对商人来说，就像是水对鱼那么重要，诚实做人，本分做事，是成就大事业的基础，诚信，能带给你一生的财富。一个有信誉的人，其感召力是巨大的，产生出来的力量可以把不可能变成现实。凭着“无论环境如何恶劣，只需真正做人，信誉为本”的信条，必能成功地创造奇迹。西方有这样一条谚语：你可以在某个时刻欺骗所有人，你也可以在所有时刻欺骗某些人，但是你无法在所有时刻欺骗所有的人。姜太公在《太公兵法》中提到：德者得也。纵横商海时，失信等于负重前行；守信相当于乘风破浪。
温州人经商规则之七：赚钱是硬道理
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安德鲁·葛鲁夫
贫穷是什么？在温州人看来，贫穷不是缺米少盐，也不是缺衣少食，贫穷是无能，是罪恶。《塔木德》箴言提到：身体依靠心灵而生存，心灵则依靠钱包而生存。温州人对钱有着绝对的偏执，他们身体的每个细胞都呼唤着金钱，对他们来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金钱故，二者皆可抛。”
温州人无道胜有道，“赚钱才是硬道理”，他们穿着金色的外衣，在无涯的商海，以钱做舟，以钱做桨，寻找着未知的金矿。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金钱故，二者皆可抛。”这是温商的生存逻辑，强烈的赚钱欲望是温州人成功的第一要素，没有一个温州人试图掩饰他们血液里始终兴奋着的发财欲望，他们的志向是不赚钱，毋宁死。
温州人不在乎干什么，只要赚钱的事，不管自己以前熟悉不熟悉，都干。最初，他们只是从事修鞋、小发廊、小商贩这些事情。从表面上看，他们与其他地方的民工、小商贩没有什么两样。但是，他们不会满足于现状，他们的目标是将生意做大，赚更多的钱。
强烈的赚钱意识
穷人与富人最大的区别是自我认知的不同。穷人很少想到如何去赚钱和如何才能赚到钱，认为自己一辈子就该这样，不相信会有什么改变。正相反，富人深信自己生下来不是要做穷人，而是要做富人，他有强烈的赚钱意识，这是他血液里的东西，他会想尽一切办法使自己致富。心理学家认为：一个人一旦强化了某方面的意识，这种意识会渗透到他的生活之中，表现在他的一举一动之中。他做起工作来就一定非常自觉、非常认真，也就非常得心应手。强烈的赚钱意识使致富成为可能。
赚钱的路上没有不可能。菲勒出生在一个贫民窟里，但与众不同的是，他从小就有一种致富的信心。他把一辆从街上捡来的玩具车修好，让同学们玩，然后向每人收取0.5美分。在一个星期之内他竟然赚回一辆崭新的玩具车。菲勒的老师深感惋惜地对他说：“如果你出生在富人的家庭，你一定会成为一个出色的商人。但是，这对你来说已是不可能的，你能够成为街头商贩就不错了。”事实证明老师的预言是错误的。有一次，菲勒在酒吧喝酒听到几位日本海员正与酒吧的服务生讲自己的倒霉事。原来，轮船在航行过程中遭遇风暴，船上的来自日本的丝绸被染料浸染了，数量足有1吨之多。如何处理这些被浸染的丝绸，成了日本人非常头疼的事情。他们想卖掉，却无人问津；想运出港口扔了，又怕被环境部门处罚。菲勒意识到机会来了，第二天，菲勒来到轮船上说：“我可以帮你们处理掉那些没用的丝绸。”结果，他没花任何代价便拥有了这些被浸染过的丝绸。然后，他用这些丝绸制成迷彩服装、迷彩领带和迷彩帽子。几乎一夜之间，他就拥有了10万美元的财富。
有人说“北京人的性格是正统，上海的性格是现代，杭州的性格是婉约，而温州的性格是浓郁的商业氛围。”由于种种文化上的习惯和影响，人们对于金钱怀有爱恨交加的矛盾心理。中国古人一方面讲“钱能通神”、“有钱能使鬼推磨”，另一方面又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为富不仁，为仁不富”。对于金钱，很多人是缄口不谈的，他们害怕背上“拜金主义者”的包袱，但温州人从不回避钱的话题，他们相信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商海无涯钱做舟”是他们总结出来的至理名言。
“在金钱上我从小就喜欢以万和千万为单位，即使是在身无分文的时候也是这样。”一位温州商人说，“我们一般从小就确立了赚钱的志向，而且把目标定在1000万元以上。”有人统计，美国《财富》杂志每年所列的全球最富的100个人，其中有95%以上的人从小就有发财欲望，57%的全球巨富在16岁之前就想到了要开自己的公司，43%的全球巨富在成年之前已做过第一粧生意。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要想致富，需要从小树立赚钱意识。
可能是受温州“商”风的影响，方德华5岁时开始卖东西，他把买卖东西当成了一种乐趣。6岁时，他有一块形状古怪的石头，他定价10000元，姐姐问他为什么这么贵，他就说：“别人都没有这么漂亮的东西，我想要多少钱，就要多少钱！”1981年，方德华考上了杭州师范学院的大专班，此时的他以“赚钱”作为自己的第一要务，在校园摆摊卖书、倒卖文具用品、倒卖邮票，为同学联系家教等等，只要能赚钱，他什么都干，到大二的时候，他每月的收入已经和父亲不相上下，于是干脆写信告诉父亲，让他不要再寄钱给他了。
1984年，有一次方德华在宿舍里不小心碰倒了热水瓶，把瓶胆摔碎了，开水流了一地。热水瓶的外壳很漂亮，也很新，扔了可惜，于是他拿着空壳去找瓶胆。可是校里校外没有一家商店卖瓶胆，他灵机一动：为什么自己不能卖瓶胆呢？
于是他马上着手调查。他先在男生宿舍调查，得知一个新热水瓶用完一个学期，一个宿舍8个热水瓶只有2个是好的，而女生宿舍的调查结果让方德华更加高兴，8个热水瓶顶多剩下1个是好的。方德华马上行动，他在附近的一家商店谈定了50个瓶胆，然后在校园里贴出好几张海报，白天上完课在食堂门口摆摊，晚上就在宿舍里销售，当天就把50个瓶胆全部售出。在剩下的两年里，方德华将杭州市大中专院校的热水瓶胆生意垄断了，生意一直红红火火。
1986年，21岁的方德华大学毕业的时候，已经有了超过一万元的存款。最后一个学期，当所有同学都在忙于找工作，为将来的生计担忧的时候，方德华住在粗来的一居室里，心平气和地做着自己的买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