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田制是把占田制和赋税制结合在一起的一条法令。晋武帝时，对人口年龄进行了分组：男女年1660为正丁；1513，6165为次丁；12以下为小，66以上为老。占田制规定：丁男一人占田70亩，丁女占田30亩。同时又规定：每个丁男要缴给国家50亩税，计四斛；丁女缴20亩税；次丁男缴25亩税，次丁女免税。
这一规定，使得每个农民都可以合法地去占有应得的田地。不少豪门世家的佃户，也都纷纷脱离主人，去领取属于自己的一份土地。占田制发布以后，不少农民开垦了大片荒地，这对农业经济的好转起到一定的作用。
户调制即征收户税的制度。户调不分贫富，以户为单位征收租税。这一制度规定：“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女及次丁男为户者半输。”对边郡及少数民族地区的户调也作了具体的规定：边郡与内地同等之户，近的纳税额的三分之二，远的纳三分之一。少数民族，近的纳布一匹，远的纳布一丈。
品官占田荫客制是一种保障贵族、官僚们经济特权的制度，同时也有为贵族、官僚们占田和奴役人口的数量立一个“限制”的用意，以制止土地无限制地兼并和隐瞒户口的情况出现。此制度规定：“其官品第一至第九，各以贵贱占田。第一品占五十顷，第二品四十五顷，第三品四十顷……每低一品，少五顷。”对于庇荫户，“品第六以上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品二人，第九品一人。”“其应有佃客者，官品第一第二者佃客无过十五户，第三品十户，第四品七户，第五品五户，第六品三户，第七品二户，第八品第九品一户。”庇荫户的佃客，为私家人口，归主人役使，不再负担国家徭役。
实行户调制的诏书发布之后，遭到了豪门世族的抵制。他们或是隐田不报，或是反对农民占有耕地。
尽管晋武帝的户调式遭到了种种阻碍，但这一制度从一定程度上，用行政的手段将大量的流动、闲散人口安置到土地从事生产，这对于稳定社会秩序，促进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晋武帝很注意开垦荒地，兴修水利。如在汲郡开荒五千多顷，郡内的粮食很快富裕起来，又修整旧陂渠和新开陂渠，对于灌溉和运输都起到了很重大作用。
晋武帝在强调发展生产的同时，反对奢侈，厉行节俭。有一次，太医院的医官程据献给晋武帝司马炎一件色彩夺目、满饰野雉头毛的“雉头裘”，这是一件极为罕见的华贵服饰。晋武帝把这件“雉头裘”带到朝堂，让满朝文武官员欣赏，朝臣见了这件稀世珍宝，个个惊叹不已。不料，晋武帝却一把火把这件“雉头裘”
烧成了灰烬。他认为，这种奇装异服触犯了他不准奢侈浪费的禁令，因此要当众焚毁。他还下诏说，今后谁如敢再违犯这个规定，必须判罪。
由于数十年的战乱，中原地区经济遭到极为惨重的破坏，人口也大减。晋武帝的故乡河内郡温县，人口也只有原来的几十分之一。为此，晋武帝决定采取一些措施增加中原地区的人口。他下令，17岁的女孩一定要出嫁，否则由官府代找婆家。灭蜀之后，招募蜀人到中原，应召者由国家供给口粮两年，免除徭役20年。灭吴后，又规定吴国将吏北来者，免徭役10年，百工和百姓免徭役20年。
公元268年，晋武帝还设立了“常平仓”，丰年按适当价格抛售布帛，收购粮食；荒年则按适当价格出售粮食，稳定粮价，维持人民的正常生活。晋武帝一再责令郡县官吏，要“省徭务本”，打击投机倒把、囤积居奇。
由于晋武帝采取了这样一系列有力的经济措施，使农业生产逐年上升，国家赋税收入逐年充裕，人口逐年增加，仅平吴之后不到三年时间，全国人口就增加了130多万户，出现了“太康繁荣”的景象。
弘扬文化洛阳纸贵
太康年间，天下太平，人民安居乐业，经济生活有了好转。与此同时，晋武帝还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弘扬民族文化，为中华民族古代灿烂的文化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当时，盛行着一种被后人称颂的“太康文学”，其代表人物有一左（左思）、二陆（陆机、陆云兄弟）、二潘（潘岳、潘尼叔侄）、三张（张载、张协、张亢兄弟）。
公元282年，洛阳的人们纷纷购买纸张，原来有一个名叫左思的文人，写了着名的《三都赋》，人们纷纷传抄，引起了纸张奇缺，纸价飞涨，“洛阳纸贵”从此便流传开去。“赋”是一种文体，兼有诗歌及散文的性质，极讲究文采与韵律。
据说，最早的赋是战国时荀况的《赋篇》，一般赋都写得比较短。而左思的《三都赋》不仅辞藻优美，铿锵有声，而且长达一万多字，成为举世仅有。左思门第不高，母亲死得早，他又是个结巴子，小时学过书法、音乐和兵法，但都没什么成就。他的父亲曾对人说：“真是一代不如一代，他现在还远远不及我年轻的时候。”这句话深深地刺激了左思，他从此刻苦攻读，奋力笔耕，用了一年时间写出了《齐都赋》，受到人们好评。公元272年，他决心写出《三都赋》。“三都”，即邺、成都、建业，分别是三国鼎立时魏、蜀、吴的都城。他感到自己资料缺乏，便向朝廷提出，要求当一名管理图书和着作事务的秘书郎。晋武帝随即同意了，并告诉他，凡是朝廷里收藏的有关这三个都城的图籍和资料，他都可以随心所欲地阅读和查证。
在晋武帝的关照下，左思这个出身寒门之人，用了十几年时间，终于写出《三都赋》。这是由《蜀都赋》、《魏都赋》、《吴都赋》三篇独立又相联结的赋组成的。
赋中有三个假设人物：东吴王孙，西蜀公子，魏国先生。通过他们相互之间的倾诉，写出三个名都的概况、历史、物产、风土人物和各自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面貌。《三都赋》一问世，立即轰动整个洛阳城，它不仅在中国历史和文学史上有着一定的地位，而且对于考证、了解三国时期的历史状况，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除此之外，左思的诗也写得非常好。着名的《娇女诗》语言朴素，感情真挚，把对小女儿的疼爱之情跃然纸上，后来的大诗人陶渊明的《责子》、杜甫的《北征》、李商隐的《骄儿诗》等，都受到它的影响。
在西晋的文坛中，最负盛名的要算陆机，被后人称为“太康之英”。他的诗歌意新词秀，讲求形式的华美，以其深厚的笔力，优美的辞藻，纯熟的技巧，表现了一种华贵之美。这种艺术追求，极大地影响了太康文学的艺术倾向。他的《文赋》是中国文学理论发展史上第一篇系统的创作论，对后世文学创作和理论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君子行》中“天道夷且简，人道险而难。休咎相乘蹑，翻覆若波澜”的诗句，被不少后来的人所引用，以反映人们对政治环境和人生祸福无常的体会。《赴洛道中作》，是陆机五言诗的杰作，其中“行行遂已远，野途旷无人。山泽纷纡馀，林薄杳阡眠”，“顿辔倚嵩岩，侧听悲风响。清露坠素辉，明月一何朗”等，都是情景交融的佳句。陆机还是着名的书法家，所写的章草《平复帖》流传至今，是书法中的珍品。另外，据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陆机还有画论。
西晋初年，是人才辈出的时代。在文学艺术方面，除了左思、陆机等一批文学家外，在其他领域还出现了不少杰出人物，他们对中国古代文明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所有的这些文明与晋武帝司马炎开明的文化政策和人才保护措施是分不开的。
地理学家裴秀，是晋朝的尚书令。裴秀的旧交郝诩给他人写了一封信，说：
“尚书令裴秀是我的老相识，你如有什么事要他帮助关照，我给你去说说，这点面子他总会给的。”于是，有人将信作为罪证告到晋武帝面前，说裴秀假公济私。
晋武帝为裴秀辩解说：“别人求裴秀办事，是别人的事，裴秀怎能预先防止呢？
况且假公济私还没有成为事实，裴秀有什么罪呢？”不久，司隶校尉李熹又告发说：“刘尚替裴秀强占官田，裴秀有罪，应该关押！”晋武帝又给他开脱说：“强 占田地罪在刘尚，为何要关押裴秀？”晋武帝的公正无私，不信谗言，使裴秀在地图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早在魏末，裴秀曾随司马昭出军讨伐诸葛诞，跑了不少地方，由于地图有误，吃了不少苦头。明明地图上似乎很近的地方，但跑了几天也看不见影子，明明地图上没有山也没有水的标记，但真到了那儿，却冒出连绵的山冈或汹涌的河流来。
尤其是宫廷珍藏的那份地图，是几十匹绸子制成的，使用起来十分不便。裴秀发奋钻研，改革地图，修正错误。他首先运用了简缩的技术，用“一分为十里，一寸为百里”的比例尺，把那幅用几十匹绸子做的巨图缩画成了《地形方丈图》。
裴秀还提出了绘制地图的六个基本要点，即比例尺、方位、交通路线的实际距离、地势起伏、地物形状和倾斜缓急等。这些都是世界地图学史上划时代的创新，除了经纬度和等高线外，已经包括了现代化制图的基本要素。这在自然科学不发达的一千多年之前，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贡献。
大医学家皇甫谧，也是生活在西晋太康年间。他42岁得了风湿病，半身瘫痪，长期卧床，但他博览群书，很有才华。晋武帝得知后，多次下诏要他出来做官，但他推说有病，婉言谢绝。他在病床上开始摸索针灸，一边攻读医书，一边在自己身上做试验。经过7年苦心钻研，他不仅治好了自己瘫痪多年的疾病，而且针灸技术越来越高，发现了不少针灸穴位，创立了自己的针灸理论，写出了《针灸甲乙经》。此书不仅在我国医学史上是一部伟大的着作，而且还流传到国外，从公元6世纪开始，朝鲜、日本的医生都把它奉为必读的书籍。
倡导奢侈之风为孙子立痴子
晋武帝创立了西晋，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使国家逐步走上了繁荣之路。看着自己的功绩，从内忧外患进入太平盛世的晋武帝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满足与陶醉。他开始变得昏庸，日子不长，他就完全成了一个被物欲、色欲所主宰的帝王。为了表达自己的孝心，晋武帝开始大规模修建祖先的陵庙，12根巨大的铜柱皆镀以黄金、饰以明珠，所用石料都是从遥远的地方运到洛阳的，耗费的民力令人惊叹。司马炎为了满足自己的色欲，在灭吴后，又收留了孙皓宫中5000多名宫女，以至后宫人数超过1万，因为人太多，他只能成天驾着羊车去观看后妃。
一些想接近皇帝、一睹天颜的后妃，便在门前插上竹叶，并撒上盐巴，以使贪吃 的羊走过自己门前时能够停下。
面对司马炎荒淫昏庸的行为，朝中有人感到不满。有一次，司马炎率群臣到洛阳南郊祭祀，礼毕，他问司录校尉刘毅：“我能和汉代的哪一个皇帝相比？”
他当时以为刘毅一定会说出一个响亮的名字，谁知得到的回答是：“可以和桓帝、灵帝相比。”人人都知道桓灵之世乃是东汉王朝最黑暗的时候，司马炎不能不感到吃惊，因此问道：“怎么会是如此地步？”刘毅毫不掩饰地说道：“桓帝之世虽卖官售爵，但把钱留给官府。陛下如今卖官售爵，却中饱私囊。”面对这个耿直的臣下，司马炎只得自嘲说：“桓灵之世听不到你这样大胆的言论，而现在我身边却有你这样的直臣，可见我比桓灵二帝贤明。”
本来自魏武帝后，社会风气就趋于奢侈，现在司马炎又推波助澜，于是，上行下效，西晋朝野顿时掀起了一股奢侈之风。朝中的权贵自不必说。太尉何曾即以奢侈着名，他的帷帐车服，穷极绮丽，厨膳滋味，过于王者，虽然在饮食上日费万钱，犹言无处下箸。而尚书任恺的奢侈更超过何曾，每顿饭就要花去万钱。
有一次司马炎到女婿王济家做客，侍宴的100多个婢女都穿着绫罗绸缎。菜肴中有一道乳猪，味道鲜美异常，司马炎向王济打听烹调的方法，王济悄悄对他说：
“这是用人乳喂养，又用人乳烹制的。”
在这种情形下，人人以夸富为荣，个个以斗富为乐。更令人触目惊心的是，有时这种豪奢还和残忍结合在一起。石崇是当时有名的富豪，他宴请客人时总让美女敬酒，如果客人饮酒不尽，便将美女斩首。
司马炎已经不是当年的司马炎，他荒淫无度，很快就体虚力亏，朝不保夕了。
在这种局势下，皇位继承人的问题成了朝野瞩目的大事，各种政治力量为不同的目的，再次展开了角逐。按照封建时代立嫡以长的遗规，司马炎的长子司马衷在9岁时就被立为太子，但他天生就是一个白痴，还闹了不少笑话。立一个白痴儿子做太子，司马炎不是没有顾虑。就在伐吴的同时，司马炎即已考虑这个问题。
有一次他问中书令张华：“我的后事可以托付给谁？”张华毫不犹豫地回答：“要论才华和亲属关系，当然是齐王司马攸。”张华的回答当然不会使司马炎满意。
司马攸和司马炎是兄弟，司马炎和司马攸那场争夺王位的斗争就足以使他把司马攸排除在外。作为皇帝，他只会在自己的后代中作出选择。司马炎终于发现了一个亮点。有一次，宫中失火，司马炎站在城楼上观望，这时，太子司马衷5岁的儿子司马橘挡着武帝说：“夜间危险，不应让光亮照到皇帝的身上。”司马炎感到 很惊奇，本来近乎绝望的心中燃起一股希望，于是他把全部的赌注押在了这个尚处在孩提时代的皇孙身上，于是最终还是选择了司马衷这个白痴做皇位继承人。
公元290年3月，司马炎病逝。4月，这位风发一时的开国皇帝便与世长辞了，终年55岁，葬于峻阳陵，庙号“世祖”，被谥为武帝。
晋武帝司马炎在位20多年。他曾为经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但是，受时代的影响，他在政治制度上基本上沿用了汉代以来的分封制，严重地削弱了中央集权的巩固。再加上他晚年生活奢侈腐化，公开卖官，宫中姬妾近万人，上行下效，各级官吏不理政事，斗富成风，奢侈之风盛行，加速了西晋王朝的灭亡。晋武帝去世不久，西晋王朝就发生了“八王之乱”，这场战乱长达16年，加上天灾不断，瘟疫流行，广大劳动人民又开始大批死亡或流离失所，“太康繁荣”的盛景很快失去了昔日的光彩，但它作为一段短暂的历史，记入了中华民族历史的画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