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少年不凡
苏轼这个名字，在我国可以说是妇孺皆知。他不仅是一个大文学家，而且还是大书法家、画家。关于他的轶事流传甚多。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县人。他生于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照公历推算，是一○三七年一月八日。
他出身于一个富有文学气氛的封建知识分子家庭。父亲苏洵，字明允，因屡试落第，愤而烧毁自己的文章，再度悉心攻读，终于成为著名的古文家。哥哥景先，早卒。弟弟苏辙，字子由，是苏轼一生政治上和文学上的同道，两人感情十分深厚。由于父子三人的文学成就，并称“三苏”，又分别称为“老苏”、“大苏”、“小苏”。苏洵曾自称“布衣”，“堕在草野泥涂之中”苏轼也说“生于草茅尘土之中”，苏辙在《上枢密韩太尉书》中说他“居家所与游者，不过其邻里乡堂之人，所见不过数百里之间”，都反映出一个并非富有的中小地主之家的境况。
苏轼八岁时入乡校读书。老师是天庆观道士张易简，他在近百个学生中独独赏识苏轼。苏轼对这位教了他三年的启蒙老师，直至晚年谪居海南岛时还梦见他。十岁时，改由母亲程氏讲授。十二岁时，苏洵从外地求宦游学返家，苏轼和九岁的苏辙便由父亲教授。一次，苏洵命他俩作《夏侯太初论》。夏侯玄（字太初）是三国时魏国的重臣。当时司马师继其父司马懿之后专权篡政，任大将军。夏侯玄参与了推翻司马师的密谋，事泄被捕。他临斩时，颜色不变，举动自若。据说他平日即处事镇静，一次“倚柱作书。时大寸霹雳，破所倚柱，衣服然，神色无变，书亦如故”。（《世说新语·雅量》）苏轼借以评论说：“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无失声于破釜；能搏猛虎，不能无变色于峰虿”，极力形容人们在有思想准备和无思想准备时表现的不同，推崇夏侯玄临危不惧的精神。这两句话，初次显露出苏轼随机生发、翻空出奇的雄辩才情，受到苏洵的称赞。苏轼成年后还把它用在他的《黠鼠赋》和《颜乐亭诗序》中。
幼年的苏轼不仅受到深厚的祖国传统文化的熏陶，而且也接受正统的儒家经世济时的政治理想的教育。他八岁开蒙的那年，即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宋仁宗正锐意改革弊政，撤换吕夷简、夏辣等保守派大臣，起用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革新派人物，政局有所刷新。国子监直讲（教育管理机关和最高学府的官员）石介写《庆历圣德诗》加以颂扬。这首诗传到了四川，苏轼诵习之余，对韩、范、富、欧阳四位“人杰”十分仰慕。他的母亲程氏是一位有政治见解的妇女，有次她给苏轼讲《后汉书·范滂传》。东汉“名士”范滂反对宦官专权误国，汉灵帝建宁三年（公元169年）大逮党人，他镇静自若地前去投案，其母和他诀别说：“汝今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程氏讲到这里，激动不已。苏轼问：“轼若为滂，夫人亦许之否乎？”程氏坚定地答道：“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邪！”苏轼十分感动，“奋厉有当世志”。（《东坡先生墓志铭》）
苏轼正是怀着这样的政治抱负离蜀赴京，找寻出路的。
二、出蜀入京
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三月，苏轼兄弟随父离家，从陆路自阆中（今四川阆中）、度秦岭，经关中，最后于五月到达汴京。
八月，苏轼与苏辙在开封府考进士，同时获选。按照宋朝的规定，府试以后还要经过中央礼部（负责礼仪、祭享、贡举等事）的考试和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兄弟俩住在兴国寺准备应考，苏洵则投书欧阳修、富弼、韩琦等人，受到他们的重视。第二年正月，欧阳修以礼部侍郎（礼部的最高长官）、翰林侍读学士（给皇帝讲书的侍从官）知贡举。他对当时流行的奇诡艰涩的文风深为不满，把平易流畅的文风作为取士的标准。苏轼的考卷《刑赏忠厚之至论》得到他的特别赞赏。据说欧阳修读了他的文章后说：“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经过仁宗的“御嗽”，苏轼赐进士及第，苏辙赐同进士及第。宋仁宗高兴地对他的皇后说：我为子孙得了两个宰相。
不料程氏在家病逝，苏洵父子只好回蜀奔丧。在封建时代，父母或祖父母死去，子孙辈必须谢绝人事应酬，如果是做官的人，还需解除职务，在家守孝二十七个月，叫做守制或丁忧。苏轼便丁忧家居。
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十月，父子三人再度赴京。这次是走水路。他们经现在四川境内的嘉州（治所在今乐山）、泸州（治所在今泸州）、渝州（治所在今重庆）、涪州（治所在今涪陵）、忠州（治所在今忠县）、夔州（治所在今奉节），出三峡，到了江陵（今湖北江陵），已是岁末。一路上，碧波滔滔的长江，秀丽多姿的巫山，忠州的屈原塔，夔州的八阵图，其他如神女庙、昭君村、黄牛庙、虾蟆碚等山川文物、名胜古迹，处处震荡着他们的襟怀，激发起他们的才思，他们写下了不少作品。江陵以后的路程，将改由陆路北上。为了纪念这次舟行，他们就把三人途中所作诗文一百首，编为《南行集》。其中有苏轼诗四十首，这是现存苏诗中的最早一批作品，可以看作他诗歌创作的起点。这些作品初步显示了苏轼的政治抱负和诗歌才能。
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二月，苏轼到达汴京。礼部授予他以河南府福昌县（今河南宜阳县西）主簿的官职，办理文书等事务。但他并没有去赴任，而是与苏辙一起准备“制科”的考试。原来唐宋时除了“进士”、“明经”一类“常举”以外，还有一种皇帝特别下诏举行的考试，叫做“制科”。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八月，苏轼以“贤良方正能言极谏科”考入第三等（为“上考”），这是极大的荣誉。从宋初以来，被取入三等的只有吴育和他两人。考试毕，他被授予大理评事、签书凤羞府（治所在今陕西凤翔）签判的官职。苏辙考入第四等，被任为商州（治所在今陕西商县）推官（州的属官，掌管审案）；但因苏洵奉命在京修礼书，他奏请留京侍奉父亲。他送哥哥赴任，到郑州分手。
兄弟俩第一次离别，情绪不免感伤。唐代韦应物在《示全真元常》一诗中有“宁知风雪夜，复此对床眠”的名句，意思说，今夜雨雪对床畅谈，极惬人意，以后哪一天复能如此？苏轼回忆往昔兄弟俩同读此诗，感触很深，曾约定日后一起退隐，纵情山水。想到这里，觉得高官厚禄并不值得追逐。
但是，北宋初年积贫积弱的社会局势唤起他平素怀抱的济世之志，逼着他睁开眼睛正视现实。宋朝是比以往几个统一王朝更注重中央集权的朝代，它把军权、政权、财权最大限度地集中到皇帝手中，这是宋代政治制度的一个特点。当时官僚机构庞大臃肿，腐败无能；在财权集中方面，规定地方财赋绝大多数上交中央，又刺激了上层统治集团的穷奢极欲，挥霍享乐，到宋仁宗时，国库空虚，“惟存空薄”。这使固有的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危机。开国不过三十多年，宋太宗时就爆发了王小波、李顺的农民起义，人数达数十万，就是突出的例证。宋朝缺乏抵御外来侵扰的能力，一直处在周围少数民族政权的威胁之中，每年向辽、夏输纳大量“岁币”（银、绢），给财政造成沉重负担。
正是在各种社会矛盾日趋尖锐的情况下，有些改革家就出来主张“变法”，要求革除弊政，缓和危机，形成了变法运动。
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宋仁宗任用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副宰相），富弼、韩琦为枢密副使（全国军事机关的副长官），要他们提出改革方案。范仲淹就提出“明黜陟”、“厚农桑”、“修武备”等“十事”。宋仁宗采纳了他的意见，并颁行全国，号为“庆历新政”。但事隔不久，就因保守派的反对而失败，范、富罢职，韩琦被迫出赴外任。
“庆历新政”的失败更促使社会矛盾的急剧发展。封建士大夫中仍然酝酿着新的改革浪潮，一些局部性质的改革活动也在渐次展开。这是王安石变法前的酝酿期。苏轼这时的基本政治倾向是要求变法。他写了不少政论文，从要求革新的政治理想出发，继承汉代贾谊、唐代陆贽的政论精神，结合历史经验教训，分析当前形势，研究治国之策。代表作就是考“制科”时所写的《进策》（包括总论性质的《策略》五篇、讲具体改革措施的《策别》十七篇、讲辽和西夏问题的《策断》三篇）和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在凤翔任上所作的《思治论》。
这些政论文在风上深受战国时代纵横家的影响。它的特色是汪洋恣肆，辩才无碍。宋人李涂《文章精义》指出，苏轼上述《策略》等“论利害”的政论，学之于《战国策》；并说，“苏门文字，到底脱不得纵横气习”，是正确的。它常被旧时代的举子们奉为楷式。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八曾记当时俗语说：“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苏轼这类文章的影响。
这一时期是苏轼诗歌创作的初步活跃时期。和政治上主张改革相一致，他的作品中也以关心国事、反映民生疾苦为重要主题。他经常作贫富悬殊的对比：“蜀人衣食常苦艰，蜀人游乐不知还。千人耕种万人食，一年辛苦一春闲。闲时尚以蚕为市，恐忘辛苦逐欣欢。”（《和子由蚕市》）同是“蜀人”，若乐如此不均。这个对比正说明作者对封建社会中贫富对立的现象有着较深的感受。
天寒降雪，他叹道：“有客独苦吟，清夜默自课。诗人例穷蹇，秀句出寒饿。何当暴雪霜，庶以蹑郊贺！”
他还写了一些指斥时弊的诗。如咏史诗《坞》，借古喻今，语多讥刺：
衣中甲厚行何惧，坞里金多退足凭。毕竟“英雄”谁得似？脐脂自照不须灯。这首诗是嘲骂汉末董卓的。董卓是个奸相，怕人行刺，在衣内加了厚甲，自以为可以确保生命安全；他把民脂民膏搜聚在他所盘据的坞，扬言“事成雄据天下，不成守此足以毕老”。然而，他后来失败了，被暴尸长安，时遇酷署，肥胖的躯体流脂满地，人们对他恨之入骨，就在他的肚脐眼装上灯蕊，象点灯似的烧了几天。诗的后两句说：照明不须灯，真算个“英雄”！嬉笑怒骂，鞭挞有力。这时当时疯狂地聚敛民财的官僚贵族，无疑是个严重的警告。陈师道曾说：“苏诗始学刘禹锡，故多怨刺”（《后山诗话》），是不错的。
苏轼这时期的诗在艺术上也趋于成熟。组诗《凤翔八观》八首就代表他当时五七言古诗的成就。凤翔是有名的古都，文物很多，秦刻的“石鼓”，秦碑“诅楚文”，王维、吴道子画的竹和佛像，唐代著名雕刻家杨惠之所塑的维摩像，东湖，真兴寺阁，李氏园，秦穆公墓，被称为“凤翔八观”，苏轼都一一加以吟诵。尤如《石鼓歌》，从“冬十二月岁辛丑，我初从政见鲁叟”开始，写他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冬，初到凤翔任，即去孔庙谒圣，见到石鼓；然后详细描写石鼓的文字和经历，最后以“兴亡百物自闲，富贵一朝名不朽。细思物理坐叹息：人生安得如汝寿”作结，感叹历史兴趣，富贵殆尽，只有这岿然石鼓却是永恒的存在，成为我国传世的宝物（今存北京）。全诗六十句，用词典雅而摹写入微，结构严谨而时起波澜，刻意锻炼，惨淡经营。这之前韩愈也写过《石鼓歌》，苏轼此诗有意和他争胜，终于成为吟诵石鼓的两篇名作。
苏轼在凤翔任职三年多，于宋英宗赵曙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正月还朝，以殿中丞（管理宫廷事务的殿中省的官员）差判登闻院（受理官民建议或申诉的机构），又经过学士院的考试，授官直史馆（编修国史机关的官员）。这时，他的家庭发生了重大变故：妻子王弗卒于京师；接着父亲苏洵又病故，他就和苏辙一起扶柩从水路回蜀，并为父亲守丧家居。
三、汴京风云
宋神宗赵顼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苏轼守丧期满，又从陆路度秦岭、经关中，第三次来到京师（以后他就没有再返故乡）。他历任殿中丞、直史馆和差判官诰院等官职。这一次，等待他的是一场统治阶级内部新旧两党的激烈斗争。
这年二月，宋神宗起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副宰相），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变法运动。王安石是位有志于改革的政治家，在此以前他曾在鄞县（治所在今浙江宁波）、舒州（治所在今安徽潜山）、常州（治所在今江苏常州）等地担任地方官，试行了若干改革措施，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变法理论和方案。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他写的长达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就是代表作。到了这时，他受命执政，立即建立起一个“制置三司条例司”作为主持新法的新机构。
王安石新法的具体内容可分为理财和整军两类。属于理财的有青苗法、免役法、均输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等；属于整军的有减兵并营、将兵法、保马法、保甲法等。以外，王安石又改革科举制度，以便为推行新法提供人才。
理财是为了“富国”，整军是为了“强兵”，最终目的是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对付社会危机，巩固赵宋王朝的封建统治。但是，新法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豪强、贵族、大商人的利益，因而引起了他们的激烈反抗。变法开始后，韩琦、欧阳修、富弼等元老重臣纷纷出来反对，他们从庆历、嘉祐时代的主张改革变成了攻击改革的中坚人物。不久，一批守旧的封建士大夫就联合起来，形成了以司马光为首的变法反对派。他们随后又得到仁宗妻曹后（太皇太后）、英宗妻高后（皇太后）和神宗妻向后的支持，势力更为强大。
司马光、韩琦、张方平、范镇等人，政治思想趋于保守。对苏东坡有一定影响或起过制约的作用。因为，有的人有恩于他，有的人与他的交往至深。韩琦、张方平是苏东坡的世交，非同一般的交往。范镇与苏东坡同是川人，又是忘年之交。
司马光之所以会影响苏东坡，恐怕是学识之相近，观点之相仿，英雄所见略同罢了。苏东坡曾说过这样的话：
“且诏天下，譬如居室，弊则修，非大坏，不更造也。大坏而更造，必得良匠，又得美材。今二者皆无有，臣恐风雨之不庇也。苟得其人，则无患法之不善。不得其人，虽有善法，失先后之施也。故当急于求人，而缓于主法也。”
基于这种思想，他对变法产生了轻蔑的态度。新派的力量不及以司马光为首的阵营严整。重臣名流云集于其麾下。使平衡器一头高高翘起，一头低低垂下。毕竟苏氏兄弟年轻，又出仕不久，就遇到如此激烈的政治洪流的冲击，令他们茫然不知所措，轻易受人牵制是在所难免的。其弟苏辙当时在新派一边工作，却心猿意马。苏东坡这样评判当时的形势：
“熙宁元年间，士大夫论天下贤者，必曰君（司马光）、景仁（范镇），其道德风范是以师表当世，其议论可否，足以荣辱天下。”此言足可看出苏东坡当时的立场和心境了。
前面已经说过，苏辙对新法也表示过异议，引起王安石等人的不悦。于是苏辙预感到自己面临“妄语自知当见弃”的处境。因此，他争取主动，奏诸外任。神宗看到奏折，问王安石：
“辙与轼如何？观其学问颇相类。”
“轼兄弟大抵以飞钳捭阖为事。”王安石回答。
王安石看出了苏辙的政治立场不坚定：“飞钳捭阖”是批他专事察颜观色以投人所好，伺机行事，变改的旗帜不鲜明。神宗批准苏辙所请，外放任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