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少年白居易
唐太宗大历七年（公元772年）正月二十日，白居易诞生于郑州新郑东郭宅他自己的家里。父母为他取名居易，字乐天，排行第二。他有一个哥哥幼文，在他之后，又添了弟弟行简和幼美，兄弟共四人。他祖籍太原，曾祖白温，移家下（今陕西渭南）。祖父白因在河南做官，便又在河南新郑定居下来。
他的祖父白和父亲白季庚都是明经出身。白季庚作过箫山县尉、左武卫兵曹参军、宋州司户参军一类的小官，长年居官在外。居易的童年是随外祖母和母亲一起度过的。他的母亲除了操持家务外，还亲自执诗书、昼夜教导，培养居易、行简成人。
居易生性聪颖，异于常人，据他说，他六七个月时，乳母抱弄于书屏下，有人指“无”字“之”字给他看，他虽口未能言，但心已默识。这些话虽不无夸张，却说明了他具有不同凡响的先天秉赋。
他的祖父白好学并善于写文章，工五言诗，有文集十卷。父亲白季庚为人刚正不阿，嫉恶如仇，常以报国为念。祖、父两辈都官阶不高、正直好文。家庭环境的熏陶，使居易从小就好学苦读，熟知儒家学说。再加上比较接近社会下层的生活，这对他以后思想的成长，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从少年时代起，“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就成为他世界观的核心内容。
从来谈白居易生平的人，都喜欢根据他自己叙述以及别人记载的话，说他小时候如何聪明绝顶，五六岁便学写诗，九岁便懂得辨别声韵。这当然也是事实。
但更重要的，他之所以能成为杰出的诗人，是由于家庭和社会给予他很大的刺激和督促，使得他在青年时代刻苦读书，“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以至于口舌成疮，手肘成胝。”加之在十几岁时曾经过颠沛流离的避难生活，接触了社会上各个方面，增加了感性知识，深刻认识他所处的是怎样一个苦难重重的时代。
十五岁有《江南送北客因凭寄徐州兄弟书》一首绝句：
故园望断欲何如？楚水吴山万里余。
今日因君访兄弟，数行乡泪一封书。
又有《江楼望归》五律。自注云：“时避难在越中。”诗中有“道路通荒服，田园隔虏尘”之句，以“虏尘”指责军阀的作乱，可以说明他内心的痛恨。
徐州战乱之后，他又一度回徐，有《乱后过流沟寺》一绝，起首二句是：“九月徐州新战后，悲风杀气满山河。”他早年就饱经患难，对于当时政治混乱、人民生活极不安定有莫大的感慨，这对于他后来创作同情人民疾苦的诗歌，有一定的影响。他有一首七律，向来为人们所爱读：
时难年荒世业空，弟兄羁旅各西东。田园寥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路中。吊影分为千里雁，辞根散作九秋蓬。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
从他家庭分散的情况也可反映出当时社会不安的程度。“时难年荒”和“骨肉流离”应该是非常普遍而为所有人民都痛心疾首的事，决不止是白居易一家一姓的伤感啊！
唐德宗贞元三年，白居易刚满十六岁，已经写出不少值得永久传诵的好诗。
其中比较有名的一首五律：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赋得古原草送别》
据说年轻的诗人白居易初到长安，拿着一卷诗送给当时的名士顾况去看。顾况起初很瞧不起这个初出茅庐的少年，一眼觑到诗卷上的名字“居易”二字时，便开玩笑地说道：“长安的米价很贵，要‘居’下去是很不容‘易’的呀！”等他读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二句之后，立刻改变了口气说：“能写出这样的好诗，居亦不难了！”
贞元五年，居易到了长安，正月十二日，诏定“自今宜以二月一日为中和节”，他听到这个消息后，便试作了一篇《中和节颂》。他又带着自己的诗作去见著作郎顾况。顾况见他年纪轻轻，稚气未脱，便指着他的名字“居易”二字笑道：“长安米贵，居大不易！”及至翻阅他的诗稿，谈到《赋得古原草送别》中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之句时，才感叹地说：“有句如此，居天下有甚难，老夫前言戏之耳！”
时光荏苒，居易离家已经六年，经过六年的漫游，增长了见识，丰富了阅历。
贞元六年的年底，十九岁的居易回到徐州符离桥家中。符离是个清幽恬静的小城，比起秀丽的江南，别有一番宜人的情趣，特别是小城附近的陴湖，夏季一到，碧波粼粼，白鸥翩翩，使居易的心情平静而愉快。
贞元八年，白季庚由衢州别驾改除襄州别驾。这一年，小弟弟幼美病亡，符离家中笼罩着一片凄凉的气氛，居易陪着伤心的母亲来到襄阳父亲的任所，他便在那里继续攻读。可是只过了两年，父亲也病故了，享年六十六岁。他只好又护送家人返回符离，开始了长达三年的丁忧生活。这些时候，他心情沉重，忧心忡忡，弟兄们守礼在家，母子们孤苦伶仃，只能靠作浮梁县主簿的长兄幼文一点微薄的俸禄养活全家。自己已经二十出头了，仍然没有功名，是个白丁，前途未卜，他的心情凄苦、焦急又无可奈何。
为了生活，也为了前程，他不能长期留在符离。守父亲丁忧除服之后，他不得不离家出游离开湘灵。
他首先把母亲送到洛阳，然后南下，先去看望居官溧水的叔父白季康，就在那里参加了乡试，这是他求取功名的第一步。中的之后，获得了参加州试的资格，他赶紧到浮梁探望长兄幼文。幼文官卑位低，俸禄微薄，念老母在堂，令居易负米还乡，归养老母幼弟。
居易负米还乡后，不顾旅途劳顿，又匆匆奔往宣州，参加“州试”。他深感漂泊之苦，写诗感叹：“时艰年荒世业空，兄弟羁旅各西东。田园寥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路中。吊影分为千里雁，辞根散作九秋蓬。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他抓住“离散”这个关键，描写了战乱给人们带来的痛苦，也抒发了家庭的不幸给他带来的沧桑之感。
州试的试题是一赋一诗，赋题是《射中正鹄赋》，诗题是《窗中列远岫》，都是一些文字游戏。在这次参加考试的人中，他结识了后来牛党的重要人物杨虞卿。
居易被宣州刺史崔衍录取了。州试中的就获得了参加考取进士的资格。考试一结束他便先往洛阳探视老母，然后奔赴长安。从贞元十五年初冬到贞元十六年春天，他在长安等候参加进士考试。临进考试，他心情紧张，唯恐落第。因为从少年时期起就深藏在心中的理想，能不能实现，就在此一举了。怀着忐忑不安、疑虑重重的心情，他参加了进士考试。后来写诗叹道：“此生知负少年春，不展愁眉欲三十。”
这时候，他刚刚进入二十九岁。
二十九岁之前，居易走过了漫长的、困顿曲折的生活道路，经历了无数的艰难，也忍受了诸多的痛苦，漂泊流离，无以为家。苦难的经历使他得以深入下层社会，了解到民间的疾苦和朝政的弊端，而且清醒地认识到朝政的弊端正是人民痛苦的根源。饱读经书使他领会到了儒家的先王之道，加上他刚正不阿的品格和他自幼所受到的文化熏陶，使他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世界观。他热切地期望通过科举侧身仕宦之途，从而实现自己“兼济天下”的抱负。
二、白居易在长安
唐朝科举制度，由各地掌管贡举的地方官选送学子到长安去应考。白居易是北方人，却由南方的地方官选送他上京去应考。由于崔衍很赏识他，便选拔他为应贡的进士。贞元十六年二月他在中书舍人高郢的主试之下，考取第四名进士。
考的题目是《性习相远近赋》和《玉水记方流诗》。考取进士在当时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这时居易虽然已经二十九岁了，但在考取进士的十七人中，他还算是最年轻的。五代王定保《唐摭言》中记载白居易曾有“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的诗句。唐代考取进士的照例要在慈恩寺塔（即大雁塔）下题名，表示荣耀。
他有一诗，叙述这一时期的得意心情：
十年常苦学，一上谬成名。擢第未为贵，贺亲方始荣。时辈六七人，送我出帝城。轩车动行色，丝管举离声。得意减别恨，半酣轻远程。翩翩马蹄疾，春日归乡情。
——《及第后归觐留别诸同年》
他对于崔衍的推荐和高郢的赏识十分感激，他的诗中有“会有答恩时”，以及“还有一条遗恨事，高家门馆未酬恩”等句，可以看出他的内心是如何的激动。
对于所谓“座主”、“恩师”之所以要如此感激，这固然是唐代的封建道德有以使然，但白居易不恃才傲物、尊重别人对自己的好处，也足以说明他处世为人的态度，和一般浮薄轻佻、忘恩负义者有所不同。
从这时起，到贞元十九年参加拔萃科考试，有近两年的时间。他在洛阳没有久停，便到宣城去拜谢崔衍的“贡举”之恩，顺便到当涂去凭吊了李白之墓，再到浮梁长兄幼文的任所，住到九月，才回到符离。唐代规矩，进士及第后还须再经吏部考试，试判三条，叫做拔萃。考试合格，才能授官。为了迎接拔萃科考试，他不敢稍稍松懈，抓紧时间，埋头读书。
秋天将尽，居易为了参加拔萃科考试，又要离家远行。他辗转来到长安后于第二年三月，参加了书判拔萃科考试。由吏部侍郎郑瑜领选部，裴考词判。这次考试的考官守正无私，皆务才实，白居易与元稹等八人同时及第，同授秘书省校书郎。对他来说，最使他高兴的是结识了许多朋友，特别是志同道合的元稹。
其后来成为白居易生平友好中交谊最笃始终不渝的朋友。
在长安任校书郎的日子，他的交游渐广，结识了不少朋友，除了同时登第的元稹等友人外，还有李建、柳宗元、刘禹锡、李绅等。这些人在他以后的生活道路上和诗歌创作活动中，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贞元二十一年，德宗皇帝病故，太子李诵继位，是为顺宗，改元永贞。顺宗得了风疾，不能讲话。王、王叔文用事，结纳有志之士如刘禹锡、柳宗元、韩泰等，进行改革，打击藩镇势力，夺回宦官兵权，这就是有名的“永贞革新”。
但士族官僚势力也很快地结合起来，压制了这一刚刚露头的革新运动。
居易官职卑微，没有能够参与这场变革，不过支持革新的态度是鲜明的。
元和元年三月末，居易任校书郎期满，决定应制举考试。制举就是皇帝亲自考试，考试的科目是试策。所谓“策”就是回答皇帝的“问”。皇帝所问的都是当时的时政问题，通过“策”可以看出被试人的才干。因此，居易迁到永崇里的华阳观，与元稹一道，闭户累月，揣摩当代之事。那里绿苔侵阶，环境幽静，在此期间，他二人不仅思想上、学识上都有所增进，而且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居易写成“策林”七十五篇。
他回想起自己在漂泊、穷困、苦闷中度的青少年时代。父亲为官清正，职位卑微。家庭生活贫寒，经常衣食不充、冻馁并至。他在《秋暮西归途中抒情》诗中写道：“马瘦衣裳破，别家已三年。忆归复愁归，归无一囊钱。”这一段生活使他接近了人民，真实而具体地了解了人民的疾苦，感情上与他们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多年来，在数不清的事件中，他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百姓太苦，作官的太贪，而且麻木不仁，奢侈糜费，这是一个应当改变的不合理现象。要使百姓得以温饱，只有皇帝，只有至高无上的皇帝才有无限的威力和权力，可以改变这一切。他很同意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主张，所以在“策林”里，他对政治、刑罚、外交、军制、吏治、经济、风俗各个方面都表示了自己的意见，希望通过神圣的皇帝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他常说：“教无常兴，亦无常废；人无常理，亦无常乱；盖兴废理乱，在君上所教而已。故君之所为，为教兴废之本，君之所措，为人理乱之源。若一出善言，则天下之人获其福；一违善道，则天下之人罹其殃；若一肆其心，而事有以阶于乱；一念于德，而邦有以阶于兴。”“达则兼济天下”，是他自幼读书立下的志向，一个人不能为自己的国家和百姓做点好事，空有满腹学问，徒抱济世之才，只不过虚度岁月而已。他想，有朝一日，自己能在朝为官，一定要协助皇帝好好地治理天下，解救受苦的百姓。
考试结束了，他和元稹同时中选。元稹被任命为左拾遗：而他，由于出言过直，却被任命为京兆府的辖县周至县尉。
周至县在长安西南一百三十里处，县城就在终南山下。设县尉二人，为正九品下。具体的公务是“分判众曹，收率课调”。就是皇帝派出的差科头，向人民征讨赋税，只要老百姓缴不上赋税，就可以用刑具鞭打。
白居易希望跻身仕途能有所作为，从而兼济天下，没想到县尉的公务是如此残暴，这使他异常厌恶。催讨赋税和鞭挞百姓的痛苦常常充溢于心头，使他不堪忍受。但是身负王命，亦无可奈何。
这一年的冬天十二月里，白居易被任命为县尉，和友人陈鸿、王质夫同游仙游寺，偶然谈起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故事，王质夫劝白居易把它写成诗，后来陈鸿在《长恨歌传》中说：“白乐天，深于思者也。有出世之才，以为往事多情而感人也深；故为《长恨词》以歌之。使鸿传焉。世所隐者，鸿非史官，不知。
所知者有《玄宗内传》，今在。予所据，王质夫说之尔。”陈鸿的话可以证明《长恨歌传》不是真实的传记，而是虚构的传奇。白居易的诗当然也不能例外，虚构的成分居多。
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故事在民间本来已经传说很久，里面夹杂汉武帝与李夫人的故事，佛教目莲救母和道教的求仙故事，以及年郎织女故事。作者通过自己丰富的感情和想象力，加以充实和渲染，其中有现实意义的成分，也有荒诞不经的成分。
这首诗前面一部分对唐玄宗的荒淫和杨贵妃的恃宠而骄有些讽刺和批评，如“汉皇重色思倾国”，“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显然对唐玄宗和杨贵妃，表示了不满和谴责。
从“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到“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杨贵妃受绞而死，成为历史上有名的一次事变。诗人对这篇诗的主题思想有自相矛盾的地方，既微有讽刺，又特别哀怜，这由于诗人本身依附于统治阶级，他的阶级立场和世界观决定他不得不这样写。讽刺是恨他没有照统治阶级的常规去办事，哀怜则又是用诗人自己的心情去想象，并按照当时的民间传说，加以“润色”。从“蜀江水碧蜀山青，圣主朝朝暮暮情，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一直到“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都是在竭力描写玄宗的相思之情，诗人充满着同情心在作刻画，摆在诗人面前的又似乎不是作为讽刺的对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