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安训决定监视德普兰，他回想起撞见德普兰走进圣絮尔皮斯教堂的日子和钟点，决定来年在同一日子、同一钟点去教堂，看能不能再次碰见德普兰。如果碰上了，那么德普兰这种周期性的虔诚表现便值得进行一次科学调查，因为在他这样的人身上不应该有思想和行为的直接矛盾。第二年，毕安训已经不再是德普兰的实习生，他在同一日子、同一钟点看见那位外科医生的双轮轻便马车停在图尔农街和小狮街的街角，他的朋友蹭着墙根藏头露尾地走进圣絮尔皮斯教堂，又在圣母祭台面前做了弥撒。那人的的确确就是德普兰！主任外科医生、ｉｎｐｅｔｔｏ的无神论者，偶尔为之的信徒。真是扑朔迷离！这位大名鼎鼎的学者坚持不懈的虔诚表现使一切都复杂化了。德普兰走后，毕安训朝着过来撤掉祭坛圣器的圣器管理人走去，问他这位先生是否常来。
“我在这里二十年了，”那位圣器管理人说，“二十年来德普兰每年都来四次，参加这台由他捐资设立的弥撒。”
“由他捐资设立的弥撒！”毕安训走开时想道，“这就跟圣母无玷而孕同样神秘。这件事本身就足以使一位医生怀疑一切了。”
毕安训大夫虽是德普兰的朋友，却过了好久还没有机会对他提起他生活中的这件怪事。他们在会诊或是社交场合相遇时，很难找到单独相处、推心置腹的时刻，把脚搁在壁炉的柴架上，头枕着椅背相互说些心里话。直到七年之后，在一八三Ｏ年革命之后，当人民冲进总主教府；当共和思潮的影响促使人民摧毁矗立在这片辽阔无际的房屋的海洋之上、像闪电一般直指天宇的金色十字架；当不信神和反叛的人民充斥街头的时候，毕安训又一次撞见德普兰走进圣絮尔皮斯教堂。毕安训跟了进去，呆在他身边。德普兰没有露出丝毫惊异之色，也没有对他做任何手势。两人一起听完了那台由德普兰捐资设立的弥撒。
“亲爱的老师，您能告诉我您这种过分虔诚的原因吗？”他们俩走出教堂后，毕安训问德普兰，“我已经三次撞见您来做弥撒了。您必须为我解开这个疑团，并对我说明您这种观点与行为之间的明显矛盾。您不信上帝，却去望弥撒。亲爱的老师，您一定要回答我的问题。”
“我和许多信徒相似，他们表面上笃信宗教，实际却和你我一样是些无神论者。”
于是他又滔滔不绝地把某几位政界人物挖苦了一顿，其中最有名的那位，活脱是莫里哀的答尔丢夫在本世纪的翻版。
“我不是问您这些，”毕安训说，“我想知道您为什么来这里，为什么捐资设立这台弥撒？”
“说实在的，我亲爱的朋友。”德普兰说，“我已经快进棺材了，自然无妨对你谈谈我早年的生活。”
这时毕安训和那位伟人走到了四风街，这是巴黎最破烂的街道。德普兰指着一座像方尖碑似的房子的七楼，那房子的独扇大门通向一条甬道，甬道尽头是个曲曲折折的楼梯，墙上开着几扇叫做气窗的格子窗，楼梯就由墙外透进来的光线照亮。那是一座暗绿色的房子，底层住着一个家具商，上面每层似乎都各住着一些不同类型的贫困人家。德普兰有力地挥动一下手臂，对毕安训说：“我在那上面住过两年。”
“我知道，阿泰兹也在上面住过。我年轻时候几乎天天来这里，我们称这房间为培育伟大人物的阔口瓶。这跟我们的话题有什么关系？”
“我刚才听的弥撒，与我住在这间阁楼里时发生的事件有关。就是你说阿泰兹曾经住过的、窗口摆着盆花、上面晃荡着一根晾衣服绳子的那间。我的开端十分艰难，亲爱的毕安训，我比巴黎任何人吃过的苦头都多。我什么苦都受过：饥、渴，没有钱，没有衣服、鞋子、内衣，真是贫困艰难到了极点。我曾在这个培育伟大人物的阔口瓶里，呵着冻僵的手指，我真想和你一起再去看看这个房间。有年冬天，我在学习时看见自己脑袋冒烟，身上的热气像冰封雪冻的天气里马匹身上冒出来的热气一样清晰可辨。我真不知道人是从哪里找到支持来忍受这种生活的。我孤身一人，无人资助，没有一文钱买书和付学医的费用。我没有一个朋友，我那暴躁易怒和多疑的性格使我交不到朋友。谁也不能理解，我的暴躁脾气是一个想从社会底层挣扎到上面来的人的苦恼和劳累所造成的。但我可以告诉你，在你面前我没必要掩饰自己，我的本性还是心肠很软并且易受感动的，这是那些有足够力量在贫困的沼泽里长期跋涉后终于攀登一座高峰的人所固有的秉性。我从我的家庭和故乡，除了一笔不够用的膳宿费以外，什么也得不到。总之，在那个时期，我每天早上吃一小块面包，是小狮街的面包店老板贱卖给我的隔夜或隔两夜的面包。我把面包掰碎，浸在牛奶里。这样，我的早饭只用两个苏。我两天才吃一顿晚饭，在一家膳宿公寓，每顿晚饭只要十六个苏。这样我每天只要花九个苏。你跟我一样清楚，我对我的衣服、鞋子有多爱惜！我不知道后来我们俩被同行暗算时，心里有没有像当时见到一只开了线的皮鞋咧嘴怪笑，或听到自己上装袖笼开缝绷裂的声音那么难过？我当时只能喝白水，而对咖啡馆怀有最大的敬意。佐皮咖啡馆在我眼里就像一块人间乐土，只有我们这个拉丁国家的吕居吕斯们有权出入。‘我能不能有朝一日也进去喝杯牛奶咖啡，在里面玩一盘多米诺骨牌呢？’我有时心里这么想道。总之，我把贫穷在我心头引起的愤懑变为学习的动力。我努力占有一切有用的知识，使自己具有最大的个人价值，以便自己一旦不再默默无闻时，能配得上那时所达到的地位。我点掉的灯油比吃的面包还多，在那些苦读的夜晚，我用于照明的费用比伙食费还贵。这场奋斗是漫长、艰苦，而且得不到安慰的。我没有引起周围人们的任何同情。要交朋友，不就必须和青年们来往，身上有几个余钱和他们一起去喝上几杯，那些学生上哪儿就跟着一起上哪儿吗？可是我一无所有！在巴黎谁能想象得出一无所有意味着什么！当我被人看出自己的贫苦时，喉头总感到一种神经性的痉挛，这种痉挛常使病人以为自己食道里有一个球状物升到了喉管。我后来遇到过一些生来富裕的人，他们从来没有短缺过什么东西，因此他们不懂以下这个比例题：一个青年比犯罪，等于一枚十个苏的硬币比Ｘ。这些有钱的傻瓜问我：‘你那时候为什么要欠债呢？为什么借利息那么重的债呢？’他们使我想起那位公主，当她听说老百姓饿得要死的时候，说道：‘他们为什么不去买点奶油蛋糕吃呢？’我很想看到那些抱怨我给他们开刀收费太贵的富人里面，也有人在巴黎孤苦伶仃，分文不名，无亲无故，告贷无门，不得不靠自己的双手干活口。他会怎么办？他上哪儿充饥？毕安训，如果你见到我有时态度尖刻而生硬，那是因为我想起了早年所受的苦，以及后来我在上层社会千百次体验到的自私自利、冷漠无情；或是想起了仇恨、贪欲、忌妒和诽谤曾在我的成功之路上设下的障碍。在巴黎，有人见你正要踏镫上马，前程万里的时候，便有的扯住你的衣服下摆，有的解开马肚带的扣子，这人撬掉马蹄铁，那人偷走马鞭。让你看见他走过来当面打你一枪的人便算是最不阴险的了。你很有才华，我亲爱的孩子，你一定不久也会尝到庸碌之辈对出类拔萃的人物展开的那种骇人听闻的、永无休止的战争的滋味。如果你有天晚上输掉二十五个路易，隔天你就会被人说成一个赌棍，连你最好的朋友也会说你头天晚上输了二万五千法郎。你如果有点头疼，就会被人看成疯子。你如果火气大一些，大家就说你难以交往。你如果集中精力去对付这一大群侏儒，你最好的朋友也会叫嚷你要鲸吞一切，说你想发号施令、专横跋扈。总之你的优点会变成缺点，缺点变成恶习，德行变成罪恶。你如果救了一个人的命，人家会说成你把他治死了；如果这个病人重新露面，那人家也能自圆其说，说你为了暂保眼前而使他的病拖成不治之症；如果他现在还没有死，以后也要死的。你只要稍微立足不稳就会被人推倒。无论你有什么发明，只要你要求得到发明的权益，人家就会说你这人太难办，太精明，不肯让年轻人成名成家。因此，我亲爱的，我不信上帝，更不信人类。你不是知道我身上有个与被人中伤的德普兰截然不同的德普兰吗？不过我们别再翻这堆老账了。我那时就住在那间阁楼上，正在准备通过第一场考试，而身上已一文不名。你知道，我已经到了要说‘我当兵去！’那么一种山穷水尽的地步了。我有一个希望。我在等着从家乡托运来的一只装满衬衣的箱子，那是老姑母们的礼物。她们不了解巴黎，只想到给我衬衫，还以为她们的侄子每月有三十法郎就能吃山珍海味了。箱子运到时，我正在学校里。运费要四十法郎。门房是个德国鞋匠，住在楼梯下的小房间里，他替我垫付了运费，留下了箱子。我在草场圣日耳曼沟街和医学院街之间踱来踱去，找不出一条妙计，可以先不付那四十法郎而取回箱子。我把箱子里的衬衣卖掉以后当然就会还这笔钱的。我在这件事上的无能使我明白了我只能当个外科医生。我亲爱的，那些灵魂高尚的人能在高级的范围施展才能，却没有一个足智多谋的权术头脑，他们的天才要靠机遇：他们不会去寻找而只能偶然碰上。总之，到了晚上，我回家了，我的邻居，一个名叫布尔雅的圣弗卢尔挑水夫，也在这时回家。我们的交情不过是两个房间在同一个楼道口，互相听得见彼此睡觉、咳嗽、穿衣的声音，而终于彼此适应的房客之间的交情而已。我这邻居告诉我，由于我拖欠房东三个月房租，房东要赶我搬家。第二天就得走。他自己也由于他所干的职业而被撵走。我度过了平生最痛苦的一夜。‘到哪里去找个搬运夫来替我搬走这些可怜的家当和书籍？拿什么来付钱给搬运夫和门房？搬到哪儿去？’我含着泪反复思量这些难以解决的问题，就像疯子总是重复同样的几句话一样。我睡着了。穷人也自有其充满美梦的甜蜜的睡眠。第二天早上，我正在吃我那碗牛奶泡面包，布尔雅走了进来，用蹩脚的法语对我说：‘大学生先生，我是个穷人，圣弗卢尔医院收养的弃婴，没有父母，也没有钱娶亲。您亲戚也不多，也没有什么钱财吧？您听我说，我在下面有辆手推车，是我租的，两个苏一小时，咱俩所有的东西都能装下。您要是不嫌弃，我们可以一起去租房，既然人家把我们从这里赶走。这里反正也算不上人间天堂。’‘我知道，我的好布尔雅，’我对他说，‘但我很为难，我在下面有只箱子，里面有价值一百埃居的衬衣，用这笔钱我可以付清欠房东和门房的钱。可是我连一百个苏都没有。’‘没关系，我还有几个钱，’布尔雅快活地回答我说，指给我看一个油腻腻的旧皮夹子。‘留着您的衬衣吧。’布尔雅付了我三个月的欠租和自己的房租，还了门房的钱。然后他把我们的家具和我那箱衬衣放在手推车上，拖着车子穿街走巷，见有挂着出租牌子的房子就停下来。我就走上去看出租的房间对我们是否合适。直到中午我们还在拉丁区转来转去，一无所获。主要是因为租金太贵。布尔雅提议到一家酒店吃午饭，我们把手推车停在门口。快到晚上的时候，我们在商业巷的罗昂大院一家房子的顶层，房顶下面，找到两个房间。我们每人每年只要付六十法郎租金。我和我那位谦卑的朋友便这么安顿了下来。我们一起吃了晚饭。布尔雅每天赚五十个苏，手头有大约一百个埃居，他马上可以实现自己的夙愿，买一只水桶和一匹马了。他以至今想起仍使我深为感动的、狡黠而好意的问话套出了我的实情，在知道我的处境以后，他暂时放弃了自己毕生的愿望，布尔雅当了二十年的挑水夫，为了我的前途却牺牲了那一百埃居。”
说到这里，德普兰猛地抓住了毕安训的胳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