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2月28日，主墓道内淤泥被清理完毕。那天晚饭时，如今已是狮子山楚王陵公园管理处处长的邱永生副研究员忍不住喝了点酒，这不仅是为了驱寒防湿，也是为了壮胆，当时他和队友在湿漉漉的地上爬呀爬，准备了50米长的照明线路还不够，只得再加长。当墓穴深处骤然放出光芒时，景象实在令人难以忘怀。地上淤泥有50~60厘米厚，泥土里间有碎玉闪着幽幽的光，那些也许已生长了几千年，至今“活着”的草根、树根穿透了厚厚的山体，在潮湿的地宫里长大，显示了惊人的生命力。考古队员们就是在这神秘的地下宫殿里亲手触摸着二千多年前楚王的宝物，那种足以使人忘记所有疲劳与艰辛的激动，激励着他们忘我地工作，一蹲、一跪就是半天。然而令人感到遗憾的是楚王安睡的一只镶嵌着一千六百多块玉片拼合成各种图案、空白部位则绘着汉代漆画，长28米、宽104米的玉椁已被盗墓者砸开，玉片碎了一地，裹着金缕玉衣的楚王已失去昔日的威风，被盗墓者毫无顾忌地拉了出来，金缕玉衣也被剥去，七孔中塞着的金玉和身上佩着的金印都被搜去。楚王的遗骨已被渗进地宫的水冲得四分五裂，尸首分离、肋骨四散，夹杂在一片碎玉和泥土中间，那场景真是惨不忍睹，令人感慨万千。但是职业责任感的驱动和对考古的敬业精神，使他们忘记了恐惧，在清理文物时，时时猜想那会不会是一件举世无双的国宝，这种期待实在令人心焦。好在盗墓者仅在主墓室内进行扫荡，主墓室外的3间耳室，当年没有被盗，在这几间耳室里留下了可观的文物和完整的现场。如果当年盗墓者在拖出塞石和挖土时只要再进入10厘米或者20厘米，那么这几间耳室也会被扫荡一空，回想起来真是令人不寒而栗，幸好他们没有发现。
楚王的金缕玉衣虽被剥了下来，但从散落的四千多片玉片的种种迹象表明，盗墓者只是为拿走金银，却没有动那些质地上乘、工艺精致、光彩照人的玉璜、
璧、玉杯、玉牙冲、玉龙等，而这件件是国宝。经清査共有二百多件套完整的玉器。因为汉代对使用玉器是有严格的等级规定，普通人是不会有名贵的玉器，玉有则等于告诉别人这些东西来路不明，不是偷来就是盗来，会招来杀头之祸。正因如此，墓中的这些玉器得以完整保存下来，真是不幸中的大幸。但是，他们拆下了金缕玉衣的金丝，这些串起玉片的金线足有2~3千克重，一件世代“绝品”的金缕玉衣从此金玉分家。从散落的玉片来看，每片玉上都有4只以上钻孔，这些钻孔细小的只有如今最小号的缝衣针大小，且紧依着边角工整地排列着。可以想见当年的手工艺已达到了何等程度，更何况那用来串缀的金丝又是镂得这么精细，这在2000年后的今天也是绝对精品。
在考古学家眼里用四千多片和阗（今新疆和田县）玉制作的金缕玉衣不是惟-也不算最重要的“宝贝”，这项修复玉衣的工作已着手进行。而真正重要的是作为国内规模最大的墓葬之一，它集中出土文物一千五百多件套，是完整而难得的研究资料，它有力地促进了我们对汉代文化的研究，同时也丰富了徐州汉文化的内涵。楚王墓的发掘像许多遗迹一样，打开古墓只是窥视了历史的一角，有待我们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去研究探索其中的奥秘。流失异城的黑水城珍宝。1907年3月17日，当英国人斯坦因急不可待地从新疆古道赶往敦煌，从而成为亲眼目睹王道士发现的敦煌秘宝的第一个欧洲人时，俄国人科兹洛夫受沙俄皇家地理学会委派巳结束对中国西藏、新疆等地的3次考察，正准备开始他的第4次远征。他得到了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及太子阿列克塞两次光荣的召见。临行时，他接受了沙皇赐给的3万卢布以及步枪、左轮手枪和子弹。他们对他的这次远足慰勉有加，使多年后科兹列夫回忆起当时情景还十分激动与神往……俄国学者并不否认当年列强从事此类探险“是在欧美和日本对中国施加政治、经济压力的背景下进行的，探险所得当地地形测量及情况报告，亦可能被用于以军事目的，清朝政府对此无疑是做出了一定让步。”只是他们认为，在事过将近百年的今天，对保存和研究中国文化来说，探险所获知是“最宝贵的贡献”。
现在看来，在当时众多的外国探险家中，俄国人的鼻子最灵敏。有资料表明，在敦煌，当斯坦因用牛车把经卷抢回伦敦之前，俄国人奥勃鲁切夫早已捷足先登，他用6包日用品骗换了2大包敦煌千佛洞的手抄本，比斯坦因整整早了2年。而对黑水城，最早知道的又是一个名叫波塔宁的俄国人，他甚至在王道士发现藏经洞之前，就从当地蒙古人的著作中知道了黑水城遗址，1知道在那儿“拨开沙土，可以找到银质的东西。”据科兹洛夫回忆，他并非第一个觊觎黑水城的外国人，在他之前巳有人多次跋涉前往，只是都未能如愿以偿。因为当地蒙古族人不仅没有告诉他们这座故城的所在，而且把他们引向了与黑水城完全相反的方向。
1908年3月，科兹洛夫一行抵达蒙古巴登札萨克王爷驻锡地，即将进人荒漠。这一次，科兹洛夫吸取了前人的教训，努力与当地老百姓，特别是与清政府管辖这一地区的王爷搞好关系，对巴登扎萨克王爷和土尔扈特达希贝勒等盛情宴请，代为请封，并赠送了左轮手枪、步枪、留声机等礼品，终于攻破了曾经守护了多年的防线，得到了王爷所遣的向导指引，第一次到了朝思暮想的黑水城。
他们在黑水城逗留了13天（1908年4月1日~4月13日），“挖呀，刨呀，打碎呀，折断呀，都干了。”然而探察和发掘基本上未按考古学要求进行”，“对发掘品未作严格记录”。最后，他们将所获的佛像、法器、书籍、簿册、钱币、首饰等装了10个俄担箱，共重约160公斤，通过蒙古邮驿，经库伦（今乌兰巴托）运往彼得堡。
客观地讲，科兹洛夫的首次盗掘所获并不算丰富，对他个人来说，更重要的是找到了黑水城遗址，虽然当时他不可能意识到这一点，也许他是失望而去的。首次盗掘物运抵彼得堡后，俄国地理学会很快就做出了鉴定反馈，因为其中有以西夏文这种早已消失、无人能识的死文字刊行或抄写的书籍和簿册，引起了敏锐的俄国汉学家鄂登堡、伊凡阁等人的惊讶和重视。1908年12月，科兹洛夫收到了沙俄皇家地理学会要求他放弃盼往四川的计划，立即重返黑水城，
“不惜人力、物力和时间从事进一步发掘”的命令。
1909年5月底，科兹洛夫一行再抵黑水結賴錄歸“愉快的关系”的土尔扈特贝勒的 帮助下，雇用当地民工，由俄人指挥，在城内城外各处重新踏勘发掘。
起初并没有惊人的发现，科兹洛夫本人则不仅“未正规参加发掘”，“甚至连很有意义的发现物也不曾登记在城市平面图上”。如果体会他5月27日日记中的话--“时间是五点钟，已感到天地炎热，不禁想到在凄凉、死寂的黑水城我们将如何工作”--可以感到他对这次重返发掘并非一开始就充满信心。
然而，奇迹出现了。6月12日，他们打开了西城门外一座高约10米，底层面积约12平方米的“著名佛塔”，呈现在眼前的竟是层层叠叠的多达2万4千卷古代藏书和大批簿册、经卷、佛画、塑像等等，无怪乎后来俄国人声称简直找到了一个中世纪的图书馆、博物馆他们在因此次发掘后名闻遐迩的佛塔内整整工作了9天（1909年6月12日~6月20日），取出文献和艺术品运往营地，粗粗分类打包后，以四十峰胳驼装载数千卷举世罕见的文献与五百多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踏上了西去的归途。极具讽刺意义的是持“友好态度”的土尔扈特贝勒带着自己的儿子及全体属官，骑着高头大马来为他们送行。
今天我们已经知道，这2万多卷中国中古时期的珍藏，是继殷墟甲骨、敦煌文书之后，又一次国学资料的重大发现。那么黑水城出土文献则在时间上延续了敦煌文献，展示了辽、宋、夏、金、元，特别是西夏时期的文化资源。它们中绝大部分是西夏文文献，内容包括语言文字、历史、法律、社会文学、古籍译文以及佛教经典等；其余则为汉文文献，有直接从宋、金传入西夏的书籍，有西夏刻印抄写的书籍，还有不少宋、西夏、元时期关于官府、军队、百姓的档案、文书；此外还有一些藏文、回鹘文、波斯文等其他民族的文字资料。黑水城出土文献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和版本价值，然而从它们再现于世的第一天，便沦为外国探险家的囊中之物。
1909年秋天，科兹洛夫盗掠的黑水城珍宝运抵彼得堡。如今，全部文献藏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相关艺术品则藏于国家埃尔米塔什博物馆（冬宫）。
寻找中国领海下的宝藏
1西沙群岛海域发现古代沉船
1998年的夏天，在宁静炽热阳光下行驶的“琼海00389”号船拖着一只小艇，艇后漂浮的水手通过水镜仔细向海下搜寻。忽然，几座石雕吸引了他的目光，仔细一看，是一只整服威仪的文官雕像，头部巳断落，颈上长着一株珊瑚，旁边还卧着一头石狮。他兴奋地抬手击水发出信号，在船上焦急守候的人顿时来了情绪，并有序地投人到水下录像、测绘、打捞遗物等工作中。这是探访西沙群岛水下文物的一个细节。
中国水下考古者认为，目前中国水下考古的主要任务是重现久已消失的海上，丝绸之路，而寻觅西沙群岛的水下遗物尤其是沉船遗址，是再现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途径。1975年，广东省考古工作者在西沙北礁调查时发现了为数不少的唐代青釉罐和青釉碗，便是当时沉船遗留下的物证。宋元明时期，西沙群岛的暗礁仍是阻碍频繁往返的中外船只一道天然屏障。根据明朝郑和七下西洋的示意图，每次都由南京出发经福建、台湾海峡、南海至越南南部，西沙群岛正是这条主航路的必经之地。这里曾经挡住了多少航船的去路，无人知晓。
2辽宁绥中水下发现满载元代瓷器和铗器的商船
中国海上丝路，也即中国古代的航海活动及航海贸易大致有两个方向。一是由今广西、广东、福建及浙江一带的港口出发，面向东南亚、南亚乃至西亚；另一是由渤海湾及东部沿海港口出发，至朝鲜半岛、日本列岛。辽宁省绥中县三道岗海域元代沉船遗址属于第二条航线。1991年7月，绥中县大南铺村的渔民在捕鱼时打捞出一批古代瓷器，县文物管理所闻讯后征集到584件，初步鉴定为元代磁州窑的产品。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室接到消息后随即赶赴打捞出瓷器的地点进行第一次水下考古调査，初步断定为一沉船遗址，并拉开了绥中三道岗元代沉船水下考古调查的序幕。
寻找辽宁绥中水下沉船遗址时，检测到一号点水深111米，水下有大致呈南北向条形物，长约25米，宽约5米，类似于船体结构。该海域水下地貌复杂，有三道大的沙岗，只有在通大潮时才露出水面。其他小沙岗星罗棋布，形似暗礁，对来往船只形成很大威胁。遗址中的沉船是一艘满载元代磁州窑瓷器和铁器的商船。船长约21米，宽约6米，船体已被小虫吃掉，只剩下船体中和散落在周围的大量元代铁器和瓷器。从残存情况观察，原来船舱内是将铁器置于下层，瓷器覆盖在上面，故散落在周围的主要是瓷器。瓷器大部分是磁州窑的典型器物，并不乏龙凤罐婴戏罐一类精品；也有纯白釉的梅瓶，仿建窑的黑釉瓷器和绿釉瓷。现在散落的瓷器已大都打捞出水，仅完整的磁州窑瓷器就有一千余件。根据资料对比，可推断装运的瓷器产于磁县观台窑。同船铁器很可能与瓷器产自同一地区，因磁县在宋元时期也是全国主要的冶铁地点之一，但经过七百余年的海水浸泡，铁器已被锈蚀磁结成大块。根据沉船现存主体的体积推测，这条船的载重量应在一百吨左右，而沉船的确切年代应是元代晚期。
3外国公司希望与中国共同发掘
在海上丝路这条上下千年、连贯亚非欧大陆的古老航道下，隐藏着不同文化相互交流的见证。1972年，在珠海市三灶岛草堂湾发现一条古沉船，当地村民多次潜人沉船探摸，发现舱内有香果和槟榔，香果药咪很浓，估计是唐代阿拉伯国家的商船。船木经测定，结论为稍早于唐代。1987年8月，交通部广州海难救捞局与英国海洋探测公司合作在广东省台山县川山岛附近海面进行探测作业时，发现了一般南宋到元代的沉船，并打捞出了二百多件宋元瓷器，还有银锭、铜钱、锡壶和镀金腰带等物，进而推测沉船是一艘来自南亚或西亚的外国船，来到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进行贸易活动。在满载一船中国货物返航时，在此遇海难而覆没。欧洲人的地理大发现，带来了东西贸易的新时代，同时也增加了中国海域的西方沉船数量。法国CMAX公司和瑞典东印度公司基金会等机构都掌握了不少有关沉没于中国海域的西方商船的背景资料，并提出与中国共同进行水下考古发掘。据中国专家估计，在数以千计的沉船中，外国沉船大约占30%。
4有望找到世界上最古老的沉船
距今约五千年前，山东大汶口文化影响到辽东半岛，同时山东半岛也发现了辽东半岛文化类型器物。距今4000年前，山东半岛的龙山文化扩展到辽东半岛沿海地区。值得注意的是，来自山东半岛的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仅见于辽南，不见于渤海北部其他地区。这表明辽东、山东两半岛的先民不是绕道渤海西岸，而是越过老铁山海峡直接往来的。20世纪60年代，当地渔民曾在山东长山列岛的南五岛与北五岛之间砣矶岛附近的海域中，打捞出完整的岳石文化时期的陶罐，陶器表面布满沉积在上面的细小海生生物遗骸，可以肯定曾长久淹没在海水中。由于器物完整，可推测当时随沉船而落人海底的。岳石文化距今四千年左右，如果这里有岳石文化的沉船，那将是现今世界最古老的沉船。1979年，在山东庙岛群岛黑山岛附近的海域找到了汉代遗物，又在庙岛西海塘近岸处的海底，发现了数片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的陶片，当然还有一些明清时期的青花瓷器。这些零星的发现，虽然不属于沉船遗迹的范畴，但至少提高了这一带海域中存在岳石文化乃至龙山文化沉船的可能性。
5元宋大战为南海遗留了数以千计的沉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