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磔”字本来不是用于人的。古代在祭祀的时候，杀牲以祭神，就是把祭的牲肢解。肢解牺牲，就叫“磔”。后来变成一种对人的最为惨烈的酷刑，就是分尸，也解释作车裂，又解释作寸磔。
车裂的执行方法，是将受刑人的头与四肢分别系于5车之上，然后以5马驾车，同时分驰，将肢体撕裂。一般情况下，它专用于谋反、篡逆等大逆不道的人。战国中期的政治家商鞅，清朝宦官嫪毐，东汉末年黄巾起义组织者马元义、隋朝礼部尚书杨玄感等，都死于此刑。
寸磔即凌迟，是指处死人时将人身上的肉一刀刀割去，使受刑人痛苦地慢慢死去。最早出现在五代时期，是最残忍的一种死刑。在明朝以及明以前，这种刑法主要用于处罚那些十恶不赦的犯罪，如谋反、大逆等。到了清朝乾隆时期，触犯伦理道德的重罪者，也会被处凌迟刑。
第三说，雍正是被曹雪芹和竺香玉合谋毒死的。
据传《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从前有个恋人叫竺香玉，是林黛玉的化身。竺香玉后来被雍正霸占成为皇后。曹雪芹咽不下这口恶气，就找了一个差事混入宫中，与竺香玉合谋，用毒药将雍正害死。这个离奇的故事演绎的成分太大，一看就知道是编造的，纯属是无稽之谈。
近些年来，随着清宫档案的挖掘和研究，越来越多的史学工作者认为，雍正的死跟吃丹药中毒摆脱不了关系。
雍正帝可算是中国古代最后一位宠信道士迷恋丹药的皇帝。当他还在藩邸做皇子时，就对炼丹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甚至还写了一首题为《烧丹》的诗：“铅砂和药物，松柏绕云坛。炉运阴阳火，功兼内外丹。”丹药，有内外之分。外丹，主要是指以丹砂、铅、汞、硫等天然矿物石药为原料，用炼丹炉烧炼而成；内丹，则是通过内炼使精、气、神在体内聚凝不散而成丹，以此达到养生延年的目的。诗中铅砂、药物、炉火，好像一副活灵活现的炼丹写真图，不似一般文人就可写出的。而且对内丹和外丹都有所认识，可见雍正早年便已经对炼丹和修炼有了一定的研究。
即位之后，雍正更是极力推崇金丹，派南宗祖师张伯端，下诏封他为“大慈圆通禅仙紫阳真人”，并为他在家乡修了一座很大的道院。
至迟于雍正四年（1726年）始，雍正就经常服食道士炼制的“既济丹”。他感觉服后非常有效，便将其当作是延年益寿的补品，并作为特殊的礼品赐给宠臣服用。雍正四年十一月十五日鄂尔泰在给雍正的奏折中说：皇上赏赐的既济丹服后“大有功效”。雍正批复道，“此方实佳，若与此药相对，朕又添一重宽念矣。仍于秋石兼用作引，不尤当乎？”人们服丹药，难免会有顾忌，怕与身体不投，于是雍正劝田文镜放心：“此丹修合精工，奏效殊异，放胆服之，莫稍怀疑，乃有益无损良药也。朕知之最确。” 还说自己正在服用它，没有间断过，常服并非是治疗某种疾病，只是用作弥补元气。
在雍正八年（1730年）春天，雍正闹了一场大病，大臣们称“皇上下颏偶有些微疙瘩”，但具体是什么病说不清楚。为了治病，雍正曾向心腹密臣发出谕旨，要他们推荐好医生、道士，并且还给田文镜、李卫、鄂尔泰等一大批封疆大吏发去由他亲笔书写的上谕，这相当于雍正帝的最高批示，其中写道：“可留心访问有内外科好医生与深达修养性命之人，或道士，或讲道之儒士俗家。倘遇缘访得时，必委曲开导，令其乐从方好，不可迫之以势，厚赠以安其家，一面奏闻，一面着人优待送至京城，朕有用处。竭力代朕访求之，不必预存疑难之怀，便荐送非人，朕亦不怪也，朕自有试用之道。如有闻他省之人，可速将姓名、来历密奏以闻，朕再传谕该督抚访查，不可视为具文从事，可留神博问广访，以符朕意。慎密为之！”其中有四点值得注意：首先，此事属国家机密，一定不能外泄。其次，一定要“留神”，要把它当成要事来办，并非可办可不办。再次，寻得所需之人，对其家属要优厚安排，对其本人要好好护送入京。最后，要打消所有顾虑，就算所推荐的人并不合适，也不会受到怪罪。
这篇手谕足以见得雍正帝对此事十分重视，而做臣子的也不敢怠慢，由此在全国紧锣密鼓地开展了一场寻访道家术士的行动。
很快，四川巡抚宪德就写折子报告称：当地有一个名叫龚伦，人称“龚仙人”，会长生之术，86岁了还和姨太太生了个儿子。雍正听了这个消息大喜，立即谕令宪德把他送往北京。可是就恰在此时，龚仙人却突然升天了。没能见到龚仙人，雍正感到十分惋惜，但他仍然不死心，又命宪德秘密查访，看看龚仙人的儿子是否从父亲那里得到什么“秘传”。但他的几个儿子都说：“未曾领受其父秘传。”也许是龚伦的后人认为此事干系重大，需万分谨慎，所以没敢应召进宫。
的确伴君如伴虎，给皇帝当御用道士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万一出了点差错，就将断送卿卿性命，道士贾士芳就是其中的一例。贾士芳由浙江总督李卫推荐，他原是北京白云观的道士，后来浪迹河南，有些名气，人人都把他叫做“神仙”。雍正命主管河南、山东两省政务的河东总督田文镜派专人将他送至京城，贾士芳也算是艺高人胆大，到了京城就给雍正诊治了起来。雍正帝接受治疗后，的确感觉身体比之前好了很多。在九月初六日给李卫的秘折上，还表扬李卫推荐贾士芳有功，“朕躬之安，皆得卿所荐贾文士之力所致”，意思是说：“目前朕的身体不错，疾病治好了，这都是由于你推荐的这个贾士芳的功劳。”由此贾士芳从一个野道士变成了备受天子宠信的“高人”，名气也跟着传遍了天下。可就是这样一个皇帝身边的红人，一个月之后竟被下狱治罪，然后便被处死了。这样巨大的起起伏伏，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内幕呢？
关于贾士芳的获罪历来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最权威的原始清宫档案或多或少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启示。其中有一件雍正亲笔修改过的上谕，据考证颁发于雍正八年（1730年）九月，其中称贾士芳企图利用“按摩”、“秘咒”等方术控制雍正的健康，于是雍正便对他动了杀机。想想一代帝王，怎能轻易的受制于人。但是再细看这个问题，一个人竟然能用“按摩”、“秘咒”控制他人的健康，不免有些离谱了。也许这只是托词，君让臣死，又何患无辞。
不管是什么原因，雍正要了这位贾道士的命，可却没有因此失去对道士的信任，也没有丧失对丹药的兴趣，他仍旧是道教活动的积极参与者。据清宫档案记载，在皇宫里，除了专门进行道教活动的钦安殿外，雍正还请道士们在太和殿、乾清宫安放道神符板，在自己的寝宫养心殿安设斗坛，请求神仙保佑。而且还在苏州为做法事的道士定做丝缎法衣，一次最多定制了60件。今天，北京故宫博物院还收藏有雍正当年穿道教服装的画像。
从雍正八年冬天开始，皇家园林圆明园竟然开始升火炼丹。尽管官修正史对皇帝炼丹这种绝密事件没有记载，但在《活计档》这部清宫秘档中仍可以看出一些蛛丝马迹。《活计档》是记载皇宫日用物品的内务府总账本，在雍正八年11月、12月记录有大批量的炼丹材料运进圆明园，其主要内容是：十一月十七，内务府总管海望和太医院院使刘胜芳一同传令：往圆明园秀清村送去桑柴750公斤，白炭200公斤。十二月初七，海望、刘胜芳传令：往圆明园秀清村送去口径一尺八寸、高一尺五寸的铁火盆罩一件，红炉炭100公斤。十二月十五，海望、刘胜芳和四执事执事侍李进忠一同传令：往圆明园秀清村送去矿银10两、黑炭50公斤、好煤100公斤。十二月二十二，海望和李进忠又一同传令：圆明园秀清村正在炼银，要用白炭500公斤、渣煤500公斤。而且就在雍正死前的第12天，在总管太监操办下，还有200斤用于炼丹的黑铅运进圆明园。可以想像成百吨的煤炭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熊熊燃烧于炼丹炉内，对风景优美的皇家苑囿圆明园造成了怎样的污染。
雍正九年（1731年）正月二十七日，雍正又给内务府总管海望下了一道谕旨：“朕看后花园千秋亭，若设斗坛不甚相宜，用后层方亭设斗坛好……玉翠亭之东有空地，量其地势，将小些的房添盖几间，给法官住。”在景色绮丽的御花园中修建房屋专门给道士们居住，以便随时请他们祈祷修炼，这还真算是一个“破天荒”的举动。
这些道士们在雍正帝的亲切关怀下，在圆明园炼出了一炉又一炉的丹药。可能是雍正吃完这些丹药感觉良好的缘故，他还拿出一些来赏给出征打仗的将领。“丹药”二字，也明白无误地载入到了《活计档》中，里面记录：雍正十二年（1734年）三四月间，雍正两次赏发丹药。一次是三月二十一日，向大将军查郎阿等4人各赏一匣，另一次是四月初一日，向散秩大臣达奈赏赐一匣。在这两份档案上，都记载有“内大臣海望交丹药”字样，而且两次赏赐旨意都是“圆明园来帖”传发。可以肯定这些御赐的丹药，就是在圆明园炼制而成的。
雍正帝不曾想到的是，他这些御赐的宝贝，其实是要命的毒药。炼丹所用的铅、汞、硫、砷等矿物质都是含有毒素的，对人脑五脏侵害甚大。原料中的黑铅是一种有毒的金属，如今已被列为强污染物，过量服用会致人死亡。另一种原料朱砂，即硫化汞，过量服用或长期服用也可导致中毒。就是这些可致命的毒物，被古人认作是灵丹妙药，因此长生不老的企求必然会伴着帝王服丹丧命的悲剧屡屡重演。欲求长生，反致速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