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铜钱上标有“太平通宝”四字的钱币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北宋的钱币，另一种是清末小刀会的钱币。
第一种由北宋太宗赵光义于天平兴国年间（976～984年）铸，是宋代第一种年号钱。形制和宋元通宝相似，光背或有星、月纹，小平钱出土很多。其中比较特别的是色泽金黄的“太平通宝”大花钱，此钱用来作压岁钱，多在新年伊始悬挂或佩戴，祈求平安、幸福。钱背造象奇特，穿上两柄剑，剑柄挂有璎珞的花剑交叉跨穿的左、右角，凸现依天镇妖辟邪之意，穿下为龟蛇相交。奇怪的是穿右穿左将七星铸成五角星，分右四、左三分列。而我国古钱上的星多为圆点，而此星却为五角形，给断代留下了难解之谜。
第二种由清末上海小刀会起义军（1853－1855年）铸造，是上海地区最早的地方政权铸币。当时城中缺乏制钱，小刀会便想铸行自己的钱币。因为有意依靠太平天国，就其名义铸造了名为“太平通宝”的小平钱。以“反清复明”为目的，钱的背穿上为星、下为月或穿上为月、下为“明”字两种，均象征着反清复明的意图。
这么说太平天国的财富不在湖州，也不在南京城内，更没有被曾氏兄弟带走，那么它真的成了一个人人都说不清的迷团了吗？在搜寻资料中我们无意查到了太平天国中的奸细张继庚给清军统帅的几封信件，为我们解答这个问题提供了关键的线索。
张继庚，字炳垣，是道光年间的进士，后来做了湖南布政使潘铎的幕僚。当时南京城遭到太平军的围攻，江宁布政使认为张继庚非常有才干，就急招他到自己府中，让他出谋划策对付太平军。张继庚到后，尽管想了很多办法，但南京城还是没能守住，而且他本人也不幸陷落在城内。张继庚和当时许多正统的读书人一样，对太平天国怀有极端的仇恨。太平天国占领南京之后，他表面对此表示归顺，实际上却想策反太平军，与城外的清军里应外合攻破天京。张继庚曾混入太平军的内部，以“东王待粤人厚，待湘人薄”的话语试图挑唆水营将士叛降。但东王杨秀清及时发现了士兵的举动，杖责北王和张子朋，且厚赐唐正财，迅速平息了此次哗变。事后，张继庚继续潜伏在南京城内。在他潜伏的这几个月的时间里，曾先后给清军江南大营的统帅向荣写了七封信，详细报告了天京城内的政府机构、地形建筑、财产安置，以及兵力部署状况。张继庚在第一封信里就明确指出， 太平天国刚刚占领南京时，运了大批的银两藏在“圣库”里，总共有1800余万两白银，然而几个月后，就只剩800多万两了。他建议清军一旦入城，应该立刻派人封住圣库，防止钱财流失。根据张继庚的记载，圣库的地点就在水西门的灯笼巷。
既然圣库地点确凿，曾国藩等人为何苦苦搜寻都没能找到呢？在几个月后，张继庚给向荣的另一封信里再次通报了“圣库”的情况，“伪圣库前九月禀报时，尚存800余万，现只存百万不足。”他催促向荣赶紧攻下天京，否则这些钱财就要全部被花光了。
原来在攻破南京城后，太平天国领袖特权思想日益膨胀，享乐主义也越演越烈，洪秀全动用“圣库”的钱财大肆建造他的“天王府”。这项工程由两个分别名为宾福寿和张维昆的广西工匠并肩规划督造。据记载，天王府壮丽无比，呈南北向的长方形，“周围十余里”。数丈高的宫墙蜿蜒环绕，分内外两重，外面的一重名为“太阳城”，里面的一重名为“金龙城”。宫墙之外开凿有一道宽深近7米的护城壕，美其名曰“御沟”。此天朝宫殿的规模可与紫禁城相媲美。
要进入这恢宏的天王府，首先要经过外城的两道大门，头道称“真神荣光门”，第二道称“真神圣天门”，门两侧有黄绿琉璃瓦覆顶的亭子翼然而立，取名曰“吹鼓亭”。踏进圣天门后，再穿过修长的雨道和“忠义”牌坊，就到了天朝宫殿的核心“金龙殿”。此殿又称“荣光大殿”，是天王府的正殿，与紫禁城的太和殿相仿。天王宝座高高在上，殿前张悬着四盏硕大的红纱圆灯，据说是元时的宝物。殿内“间有帘幕，皆黄缎蟠龙，杂缀零珠碎玉”。殿心，一把沉香椅，“大逾合抱，雕镂极细”。屋里陈设的种种珍玩，都价值连城，甚至还有从圆明园流散来的稀世珍宝。金龙殿再往后依次是“基督殿”、“真神殿”等九进殿宇。第九进殿为三层大楼，“顶层绕以阑，阑内置长窗，屋上覆黄瓦，四角悬檐铃，登眺可及数十里”。奢华至极，让人瞠目结舌。在天京攻破之后，太平天国天朝宫殿在大火中烧了3天3夜也没有完全化为灰烬。
张继庚在后期的信中对财产的安置进行说明时，还称“伪东府有一万余两，伪天府有七千余两，伪北府有一千余两，其余大小伪衙藏银尚属不少，衣服更不计其数矣。”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圣库”制度其实已经是名存实亡了。所谓的圣库，早被太平天国内部大大小小的将领和官员所瓜分。这不禁让我们想起了李秀成在被曾国藩抓获后，他在供状中的那段话：曾经虽然有圣库之名，但后来演变成了洪秀全之私藏，并非太平天国的公币。而且官兵向来无俸饷，洪秀全的长兄洪仁发、次兄洪仁达，都是横征暴敛，“穷刑峻法”搜刮钱财。天京事变后，国库已无银米，他甚至拿出了自家的粮食，救济难民，变卖家中女人们的首饰作部队的给养。在湘军围困天京时，李秀成还与众人商议，苦劝各位王兄王弟“切勿存留银两”，而应“概行要买米粮”。这足以说明了“圣库”的空虚，连基本的粮食储备都得不到保障。“圣库”陷于有出无纳的困境，当初的盛景早已不复存在。
包括洪秀全在内的一些人，将原有的“圣库”制度破坏后，搜刮来的钱财就用于自己的奢侈享乐。各王仿洪秀全之举，在天京城内大修王府，相互攀比。与此同时，太平天国上自天王洪秀全，下至各首领，纷纷搞祝寿活动。史料记：甲寅四年九月，洪秀全的第四个儿子出生，东王杨秀清命令前线将领：“仰尔国宗暨各佐将转谕各统下官员人等，俱要多多备办奇珍异宝，差派妥员押解回京，以备十月二十四日王四殿下满月之期，天王登朝谢天之用。”意思是要他们和手下的官员多多准备奇珍异宝，为洪秀全的四王子过满月。这些简单的例子，就足以见得这些王侯将领们的生活有多么奢华，而就在他们这挥霍之行中曾经积攒的财富越来越少。除此之外，这些钱财还要用于必需的军队费用，包括军队的粮饷和枪支装备等等。在财产储备上，早已非昔日之况。
所以说，“圣库”存在并且聚敛了巨额的财富，是毋庸置疑，但后期“圣库”制度偏离了原先的轨道，陷入窘困之境，也是毋庸置喙的事实。在天京城攻破之后，“圣库”的财产不知还能有多少，也许当时根本就已经不存在人们想象中的财富了。因此，湘军入城当日未能发掘出巨大的窖藏，也是实在情形，但当然这也并不代表个体的湘军都是空手而归。历朝历代敌国都城内的财富储备都只是多少的问题，而非有或者没有。但天京城陷时，全城的口号是：“弗留半片烂布与妖（太平军对清兵的蔑称）享用！”曾国藩破城之后下令洗劫全城，上至总指挥头目，下至军营中雇佣的民工和文职人员，都蜂拥闯进城内寻找财富。尽管已经下达了“凡发掘贼馆窖金者，报官充公，违者治罪”的命令，但无疑仍有少量窖金被兵丁发掘后占为己有。曾国藩在写给同治的奏折中也称：“如果让湘军的将士把所得的所有钱拿出来，感觉有损军心，反正银子也不多，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同治就此无可奈何地表示：“逆掳金银，朝廷本不必利其所有”，算是对此事不再深入追究了。既然湘军们都所获丰厚，可想而知曾氏兄弟也应该不只是二方“伪玉玺”和一方“金印”这么简单，恐怕这也是大家心照不宣的事。原本“天国”的银两就已经所剩无几，又被湘军弄走了其中的大部分，还哪能有什么窖藏宝藏遗留于世呢？也怪不得这么多年，人们都没发现什么有关太平天国宝藏窖藏的实质性线索。
当年的太平天国天王府金龙殿被烧毁后，于同治九年（1870年）重建两江总督署大堂，现在已经成为南京总统府的一部分，作为近代史博物馆供游人参观。曾经的金碧辉煌和腐朽奢华，早已随着那把大火燃成了灰烬。然而在仅存的天王府内城部分和西花园中，人们似乎仍能感受到昔日那美轮美奂、富丽堂皇的天王府之景。但一切终成了过眼云烟，就如同太平天国曾经巨量的财富一样。尽管如此，秉持着对于财富所特有的执着，大家总是希望它是被埋藏在了哪里，总是希望它能有重见天日的一天。然而，这窖藏宝藏存在的幻觉，终究也只是世人的一种美好期待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