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泪碑”为什么会“哭”？留待科学家或研究“三孔”的专家们去考证吧！关于此碑的来历，倒是感人至深的。据历史记载，子贡是孔子十大优秀学生之一。在孔庙大成殿威武的孔子塑像旁边，十二位配享的哲人，其中就有子贡。子贡又名端木赐，卫国人。当时，他虽然是富甲一方的巨商，但他敬仰孔子的道德、学问，弃商从学，拜孔子为师，很快成为孔门高徒。他有一句流传千古的名言，曰：“学不厌者，智也；教不倦者，仁也。仁且智，夫子即圣矣。”由此观之，子贡对孔子是极端崇拜的。
孔子去世后，正在外地经商的子贡，闻讯悲痛欲绝。他迅速赶来奔丧，据说眼睛都哭肿了。丧事完毕，众弟子轮流为孔子守墓三年，期满而去，惟子贡守墓六载。孔子墓西的“子贡庐墓处”三间古屋，就是守墓的地点。其间，子贡将南方稀有珍木楷树，移植孔子墓旁，寄托对老师的一腔真情。楷树，木质坚而韧，树干挺而直，顶天立地，象征孔子为万世师表，天下措模。
有一年夏天，楷树突遭雷火，不幸死亡。清帝康熙得知此事，诏令重植楷树一株，并立碑刻石纪念。说来也巧，石碑正好立在当年子贡挥泪植树的原址。于是，“含泪碑”便成为孔林的一大奇景。
“音响石”是孔庙石刻的另一奇观。在大成殿的前檐下，距离龙柱不足两米的地方，有一对扣之即响，音若金声，质似玉振的石雕莲花柱，非常引目。凡了解此石的游客，都喜欢亲自用手在上边拍两下，欣赏一番夫子庙内不同凡响的响石。
为什么大成殿周围五十多个石柱都敲不响，惟独此两柱一拍就响呢？据说公元1748年，乾隆皇帝赴曲阜祭孔，当他走到大成殿前的十根深浮雕蟠龙柱前时，被那举世无双的石雕艺术惊呆了。面对飞舞翻腾的龙姿，栩栩如生的神态，玲珑透雕的刀工，乾隆慨叹连故宫太和殿也望尘莫及。乾隆抚摸龙柱，良久不语。突然，他向后一转，对着雕龙柱前的那两个莲花石柱用手一敲，自言自语地说：“至圣之道参天地，立人极，为万世师表，于天地终无极。”意思是说，只有孔子才有资格独享雕龙柱这样的殊荣。谁知，莲花柱顶端经乾隆帝一拍竟发出了清脆悦耳的金石之声。有人说，这是龙指摸过的，当然非同一般；有人说，这是孔子感化的，所以响声若琴。因为孔子是个天才的古琴家，他当年在杏坛教弟子弹琴（杏坛距大成殿只有数十米），至今余音犹存，不绝于耳。其实，这都是牵强附会。据说真正的原因，是石柱中间透孔，形似一个石质连通器，而且石质本身又是响石，故既能发响，又能回音，天然巧合也。只是碰巧被乾隆帝发现罢了。
除大成殿前的两块响石外，在孔子故宅处，还有两块石雕，能发金石丝竹之声，这就是孔宅故井的两根石栏。如果在其中的一根石栏上轻轻一拍，另一根便自然而然地引起共鸣。数百年来，瞻拜者几乎把它拍得油光溜滑，此举至今依然。
据说这金石丝竹之声与孔子的着述有关。原来，在孔宅故井的旁边，有一座被称为千金不换的砖基土墙，名曰“鲁壁”，是当年孔子九代孙孔鲋珍藏孔子经典着作之处。秦始皇“焚书坑儒”时，孔宅的这座夹皮墙，使《诗经》、《论语》、《礼记》、《尚书》、《易经》等孔子代表作得以幸免。因为这些古书是孔子写在竹简上的，用丝绳穿起来，所以，公元前一五四年，鲁恭王刘余扩建宫室，拆除孔子故宅，发现天上传来丝竹之声，世人才在墙内重新见到这批儒家经典文献。如此看来，古人为了纪念“鲁壁”的功勋，特以响石在旁建栏以闻丝竹之声，以是发思古之幽情也。
看来，孔子的故里曲阜，就像他的传世经典一样博大精深，充满无尽的人文魅力。
“银川”是个听起来非常特别的名字，它的发音和意境让人联想到神秘的风情。银川市是历史上着名古城，西倚贺兰山，东临黄河。银川是和北宋同时代的国家——西夏的都城，有“塞上江南”之称。这个美丽的名字是从何而来的呢？说法不一，目前仍无定论。
有一种流传很广泛的说法是，宁夏土质碱性最重，地面常呈白色，故宁夏古名“银川”。因为在这一块葫芦形的地带中，常常像银子撒满了一地。在一些地理着作，包括现行中学地理教科书上，把银川市郊过去因排水系统混乱，而导致洼地积水、湖沼成串、土壤盐碱化严重、地面一片银白的情况，指为银川命名的由来。
“银川”并不像有些人所猜想的，是什么反映冰封大河或雪盖平川。人们对它的命名有可能是出于对它风光的赞美。起初，官僚文人在诗词中以“银川”形容白浪滚滚的黄河，形容贺兰山与黄河之间那些流水洋洋的灌溉渠道，以后又泛指那渠沟纵横、水漾晴光、田园密布、江南水乡般的引黄灌溉平原。例如康熙年间宁夏人解震泰在《游贺兰山》诗中，就有“连山似奔浪，黄河一带宽。城郭渺如舫，银川亦寥廓”。后三句就是对银川附近自然风光的鸟瞰写真。银川在元明以后因一直被称为宁夏城，所以人们往往简称“夏城”。清初，民间就以“银川”作为宁夏城的别名，因而又衍生出“银城”、“银郡”等说法，这些都可算是银川城的雅号。解放后，人们说惯了容易上口而又引人遐想的“银川”这一美好地名，其他说法就不太流行了。
银川的名字是怎么来的
实际上，“银川”一名至迟在明末清初已开始使用。至清乾隆年间“银川”已演变成为宁夏府的别名，或宁夏县附近灌区的雅号。此后，“银川”这一地名，不仅在诗文碑记及史书中屡见不鲜，还出现在许多地方。例如，乾隆十九年（1754年）所建宁夏最高学府，即名“银川书院”；二十年成书的《宁夏府志》，亦名《银川小史》；后来宁夏城里出现以银川命名的“银川舞台”、“银川书局”、“银川饭店”等。
第三种说法是和龚提出的。他在《银川地名考》一文中则主张“银川地名东来说”，认为上述关于银川得名的说法都欠妥，前两种说法难免有望文生义、牵强附会之嫌；而后一种说法则又近乎武断。文章根据史籍有关银川地名的记载，从历史地理的角度论证今银川与隋唐宁夏之银川本为同源。随着西夏国统治中心及党项民族的西迁，银川地名也就被带到了今天的银川，这就是“银川地名东来说”的论点。银州、银川郡是西夏国的发祥地，也是西夏国开国皇帝的出生地，银州还是李继迁初建西夏政权地所在地。至于为何历代史书不称今之银川，而称其为怀远、兴州、兴庆、中兴府、宁夏等名？因为兴庆、中兴，均取兴盛宏富之义。如在其国家文献中直称其都为“银川”岂不有失国体？更何况西夏史籍无几。西夏人称“兴州”、‘兴庆”、“中兴”为银川，也只限于民间口头。因此，依史籍材料“银川地名东来说”是建立在“同源地名的迁徙”这一根基上，是合乎情况、言之成理的。所以今天的“银川”，在历史上不仅称过怀远、兴州、兴庆、中兴、宁夏等名，而且西夏建都以来也一直被当地人称为“银川”。
“银川地名东来说”是一种新说法，也不无道理，但是否真正揭示银川名称的原义，而排斥其他各种说法，恐怕还难以下这个结论。
明清官窑遗址之谜
江西景德镇市中心，有一高岗，周围分出五条小丘陵，如五龙朝珠，因此称珠山，清代后期，在山顶建一砖木结构楼阁，取名“龙珠阁”。明清时期的珠山，是御器厂的所在地，名重一时。皇室为什么要把御用的官窑选在景德镇呢？
景德镇位于江西东北部，它处在青山葱绿、碧水环绕之地，钟灵毓秀的山水孕育了这座繁荣昌盛的城市。景德镇附近的瓷土资源极其丰富，为发展瓷业1生产提供了原料基地。城郊的高岭瓷土矿区还留存有不少古矿洞和淘洗坑。从汉代至清代久盛不衰的陶瓷业生产，使景德镇逐步发展、繁荣，最终荣获了“瓷都”的誉称。
1982年11月，在文献记载中的明代御器厂故址，考古工作者发现明代瓷器残片数千片，残窑一座。经研究，这是一批明永乐到宣德时期的官窑瓷器。这一重大考古发现，证实了文献记载中的官窑的确在景德镇珠山，揭开了官窑考古的序幕。此后，对官窑的考古工作从未间断过，出土了历代官窑瓷片几亿片，重达几十吨，重要的发现有：
1983年秋，为配合景德镇市龙珠阁改建工程，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阁基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了一批清代官窑瓷片。
1985年，考古工作者又在龙珠阁清代基址下发现了明代瓷片，多数为永乐、宣德时期的产品，宣德瓷器制作规整，纹饰精美，器型有盘、碗、高足杯、鸟食罐、蟋蟀罐、盖体、扁壶、梅瓶等，有祭红、宝石兰、娇黄、甜白、青花、青花斗彩、天青以及矾红等釉色，绝大多数有“大明宣德年制”、“宣德年制”六字或四字款，其中矾红款和青花四字篆书款，属首次发现的官窑款。
1987一1988年，在珠山东麓，发现了大批成化官窑斗彩瓷片，可修复者在一万件以上，多数有记年款，研究表明，成化斗彩创烧于成化十七年左右。
1988年，在珠山北麓，发现了一批元代卵白、青花瓷，找到了文献记载的元代浮梁瓷局和官窑所在地。同年还在珠山东司岭明御器厂故址发现了瓷窑五座，遗迹分三层，上层、下层分别出土成化、宣德纪年瓷片，中间为无纪年的青花大龙缸瓷片，与《明实录》中关于正统六年命景德镇烧制“青龙白瓷缸”的记载暗合，为“空白期”瓷器的研究提供了标准器。
1993年，在明御器厂故址东门附近发现了一批宣德瓷片。青花试料盘的发现，证明国产青料的使用始于宣德年间，大量青花五爪龙纹蟋蟀罐的出土，是宣德皇帝酷爱斗蟋蟀的极好物证。
1994年，在明御器厂东院故址出土了大量明洪武官窑青花、釉里红瓷片，以实物否定了“洪武无瓷”的传统观点，为洪武瓷的研究提供了权威的地层证据和标准器。
如此之多的官窑瓷器被大量埋藏在珠山，是什么原因呢？
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专家研究发现，在同一埋藏单位内出土的瓷片，均可复原，大部分制作精美，但这些瓷器又或多或少存在一点小毛病，有的是烧变形了，有的是釉色不太好，有的是纹饰不够美观，有的是纹样画法不对。如有一件明代龙纹盘，制作精美，釉色纯正，唯龙纹一趾仅绘了四爪，与大明律规定皇帝用五爪龙，庶民用三、四爪龙的规定不符，犯了大禁，因此遭受被砸碎的厄运。出土实物也许说明，明代御器厂的确有一套极为严格的挑选制度，御窑瓷器，如有质量问题，一经发现，即被砸碎，就地掩埋，绝不允许流入民间。
据《江西通志》记载，明初有窑二十座，是专门负责烧制皇宫专用瓷器的官窑，规模最大时，有官窑五六十座。可是，御器厂早在清末就衰弱了，成为一片废墟，现在的珠山只是一个小山头。显赫一时的御器厂在哪里呢？历年的考古发掘表明，珠山并不是天然的山体，而是历代瓷片、窑渣等窑业垃圾堆积成的山头，最上层是清代的瓷片，最下层是元末明初的瓷片，所谓历代官窑，当分布在珠山周围。历年的考古发掘，已找到了元代，明洪武、永乐、宣德、正统、成化、弘治、正德等历朝官窑瓷片，出土了一批绝世之作，有一部分还是海内孤品，从而大大拓展了我们对元、明、清各代官窑瓷器的认识。
“瓷都”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进程，根据《浮梁县志》上“新平冶陶，始于汉世”的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两千年前的汉代。唐代，景德镇的制瓷工艺已颇为发达，有“霍窑”、“陶窑”等名窑，烧造的瓷器色泽素润，莹缜如玉，被誉为“假玉器”，产品遍销全国，远销海外。宋代，这里窑场密布，瓷业极为兴盛，当时的名产影青瓷器，胎质细腻，造型秀美，纹饰繁富，釉色清雅，素以瓷质精良而冠绝群窑，成为最能代表高度发展的宋代制瓷水平的典型产品。这一时期生产影青瓷器的窑场多，产量高，其影响所及，远远超过长江地区而到达黄河流域，以至辽河地区。
元代将全国唯一的管理制瓷的专门机构浮梁瓷局设于景德镇，改宋监镇官为提领，驻镇征税，兼管奉命烧瓷；当时建有专烧御器的枢府窑，民窑也随增多，瓷窑林立，产量剧增。这一时代景德镇制瓷工艺成就十分突出，已能造出清新高雅的青花瓷器和雍容华贵的釉里红瓷器，以及各种光洁美妙的高温色釉瓷器。明代皇室在景德镇珠山设立御窑厂，烧制大量精美瓷器供历朝帝王御用，景德镇的瓷业在元代的基础上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窑场林立，出现“工匠来八方，器成天下走”的局面，成为全国瓷业的中心，所产瓷器数量大、品种多、质量高、销路广，以成化斗彩为代表的彩瓷，是我国陶瓷史上的空前杰作。
清代景德镇瓷器烧造技术更趋娴熟精湛，品种丰富多样，生产的斗彩、古彩、粉彩、珐琅彩等富丽的釉上装饰瓷，成为举世瞩目的珍品，制瓷工艺进入到百花齐放、争奇斗艳的新阶段。
自汉代至清代经久不衰的陶瓷生产，为景德镇留下了许多古代窑址和大面积的古瓷片、古窑具堆积层；位于镇东南约五千米处的湖田窑址便是典型的一处。其中心区域现存面积约二十六万平方米，有七百多年烧瓷的历史，保存有大批宋元时代的瓷器碎片和窑炉、古井、作坊等遗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