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格王国遗址，确切地说是古格王国的都城遗址。它位于札达县城西十八公里的朗钦藏布的一片高地上。遗址区南北长约一千二百米，东西宽六百余米，总面积七十二万平方米。遗址区内地形极其复杂，沟壑纵横，宛若迷宫。既有平缓的台地，也有陡峭的山崖、幽暗的洞穴，区内高差近二百米。建筑遗址主要分布在象泉河南岸的一座土山上，土山南岸有一狭窄的山脊与南面的大土山相连；山的东西两侧均为深沟，有泉水流出，是古格王国遗址附近的常年水源。
所有建筑依山而建，背山面水，视野开阔。从远处看，整个建筑群由下而上逐层上收、错落有序，宛若一座巨大的金字塔，蔚为壮观。
当年，吉德尼玛衮把自己的王都建在了一座覆盖着厚土的岩石山上。城堡高约二百米，占地面积十八万平方米，大部分建筑依山叠砌，层层而上，共分十一层，有宫殿、寺庙建筑，也有民居和军事设施，宫殿建筑多集中在山顶，四周均是悬崖峭壁并有土坯砌筑的城墙保护，只有通过两条陡峭的暗道才能到达王宫。王宫内有三组建筑遗址，分别是国王处理政务、居住的处所。国王和王族的宫室小巧别致，颇具匠心。其西部建有国王“冬宫”，四周环绕由土坯围砌的城墙，一条长达五十米又窄又陡的曲道可直通其上，真乃”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王宫处于整个都城的制高点，居髙临下，便于观察全城，利于战时的指挥调动，同时也体现了王权至高无上、君临一切的思想意识。
阿里周围曾经建立过不同时期、不同教派的大小寺庙近百座。这些佛教建筑分布在王宫以下山坡的显着位置上，众星捧月般拱卫着王宫。佛教寺院里的壁画、塑像、雕刻乃至建筑艺术都具有西部西藏的独特风格，它不仅融会了中亚、南亚和西亚古代艺术的神韵，又吸收了中原内地和西藏地区不同的艺术风格，具有很高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是西藏古代文化的精粹，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
山的上下现存寺庙建筑六座，其中以红、白两庙最为辉煌。红白相间，为以土黄色为基调的土山平添了几分色彩。两庙为明显的藏式建筑，庙内四壁满布精美壁画，题材非常广泛，有各种佛传故事、礼佛、庆典、商旅运输、习武场面等。白庙北墙壁上绘有一幅吐蕃历代赞普和古格王形象的画像；红庙弥足珍贵的是南壁上的一幅故事画，描绘了迎请古印度着名佛学家阿底夏的场面。从山顶上小经堂的壁画里，我们可以看到天堂里的神和菩萨，人间和裸体侍女，还有在地狱惨受酷刑的人和魔鬼。置身庙内，人们仿佛在巡游一座宏大的画廊浓厚的宗教气息，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鲜艳夺目的色彩，加之融内地、印度、尼泊尔和西亚风格于一体的绘画手法，浑然天成，给人一种惊奇的赞叹和无限的遐想。
古格壁画整体布局严谨，通常以绘制的大像或塑像为主体，两侧或四周排列相关大小的小像；不同题材的壁画卷幅形式也各不相同，佛界人物神情、姿态丰富，很少僵化呆板。特别是佛母、度母、神母、供养天女等大多被描绘成身材修长、容貌娇美的美女形象，其中的一些可以说是佛教壁画中最优美的人体画像；世俗生活题材的壁画更是多姿多彩，许多都是画匠的即兴之作。
古格是个尚武的王国，在遗址内有暗道、碉堡、武器库，还有城墙。古格人依靠强大的军事实力造就了雄踞一方的王国，最终却又让战争葬送了自己。无数个岁月过去了，今天人们仍然可以在这块沉睡了三百年的秘境上发现许多散乱的盔甲、马骨、盾牌和箭杆。传说，在与拉达克人的战争中，两军决战的场面尤为惨烈杀声震天，刀光闪烁，尸体遍野，血流成河。强杆的拉达克人灭掉了自己的兄弟之国后，却没？在这片血染的土地上立脚，为了防止古格人卷土重来，他们在胜利的狂欢中这座城堡变成了一片废墟。
弹指千年间，历史逝去了，留下的只有这座缄默肃立的残垣断壁，屹立于风雨之中，岿然不动……一个红极一时的王国消失了，曾有着英雄色彩的古格人也从此杳无踪影了。他们到了何方？千疮百孔的城堡悄无声息地卧在阿里高原上，如同一位历尽沧桑的老人，没有作答，它也做不出回答……夜郎古国的确切位置在哪里
“夜郎自大”这个成语来自司马迁的《史记》。原文是：“夜郎王与汉使日：
‘汉孰与我大？’”这样，“自大”的名声也就落在夜郎头上，一戴就是两千多年。然而，有关它的历史情况，知者并不多。
“夜郎古国”，不管它是一个阶级社会的产物——国家也好，或者仍然不过是一个原始部落联盟也好，至少在战国时期至西汉河平年间，的确存在了二百五十多年。“夜郎王”虽因说了“汉孰与我大”的话，以至贻笑近两千年。不过，从当时“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所有精兵，可得十余万”等情况看，他确实是有自大的理由的。
不过，“夜郎古国”距今毕竟两千年了，在中国正统史家的笔下，对这样一个化外“南夷”小国的事迹，虽有记载，却往往语焉不详。加上以后以“夜郎”为地名者，时过境迁，远非当年旧地。这就使后来的学者众说纷纭，连“夜郎古国”的确切位置，也无人能道其详了。
近年来，随着“夜郎史”专题研究的开展和深入，对有关“夜郎”地望、族属、社会性质等一类问题的了解有了较大进展。在这方面，首先是采用对有关史籍上的记载进行考订的传统方法。人们根据范晔《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的所载：“西南夷者，在蜀郡徼外有夜郎国，东接交址、西有滇国，北有邛都国”和《云南通志·夜郎考》的考证，先划出一个“大夜郎国”的范围来，其范围大致在今贵州（除去东北部）、广西西北部、云南东部及四川南部边缘一带。又根据《史记》记载：“夜郎者，临胖舸（柯）江”，将探索范围进一步缩小，进而寻找“夜郎国”及其“国都”之所在。
关于“夜郎国”及其“国都”，一种看法是沿袭清人郑珍在《胖舸十六县问答》（载《遵义府志》）一文里提出的“今安顺府地即汉夜郎县”这一观点而稍作发挥，或说在安顺北部；或说在安顺、镇宁、六枝一带；或说在安顺县东南广顺。
另一种看法则认为：“夜郎国”及其中心区应在今黔西南州及六盘水地区，其东南境到贞丰、望谟、册亨一带。有人还依据《安顺府志》和《威宁县志·夜郎县考》上的论述推断：西汉成帝河平中，胖舸可太守陈立斩“夜郎王”兴时所到的且同亭，就是“夜郎国”的政治、军事机构所在地，它约在今贞丰、望谟一带，甚而指称“与北盘江会于贞丰之者香，即夜郎国都也。”
不过，围绕古代典籍有限记载进行考订的传统方法，已经难以有新的突破，即如上述几种观点，大都只是沿袭明清学者的说法而已，且其中多有难以自圆之处。解放以来，贵州、云南等地的考古发现，则为探索夜郎故地打开了新的局面。
几十年来，在贵州清镇、平坝、安顺、赫章、兴义等十一个县内，已发现不少汉代遗址和汉墓等。如安顺县东南宁谷公社汉墓就有百座以上。众多的考古发现，不仅证实了“夜郎古国”的存在，而且还印证了“夜郎国”中心在贵州西部俯南地区的文献考订。尤其令人振奋的是，《史记》、《汉书》都提到过的“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中的“滇王”之印，早在1985年已从云南晋宁石寨山六号墓中发掘出来。我们可以期待，随着贵州地方考古工作的全面展开，虽然不一定能将两千年前的“夜郎王之印”和《华阳国志》上留名的“夜郎庄王墓”发掘出来，但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古夜郎遗物、遗址重见天日，且为我们提供更多、更有说服力的有关材料。
此外，从民族学的领域切人，是解开“夜郎”古国之谜的又一突破口。因为，在夜郎这块土地上生活过的越人、淮人及少数氐羌人等，他们或是今天仍生活在贵州、云南、四川、广西一带的彝、苗、侗、布依、水、仡佬族的先民，或与这些民族的先民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近年来，通过对数以百计的古彝文典籍和苗族、侗族等少数民族的古歌、传说的翻译和研究工作的全面展开，从而也为我们传递来不少有关古夜郎国情况的信息。如解放后贵州毕节地区翻译的水西彝文巨着《恩布散额》及《水西制度》、《洪水泛滥史》等等中就有关于彝族六祖后裔，约在战国时期迁入夜郎地区的记载。
而对于与“夜郎文化”有关的“滇文化”、“巴蜀文化”、“楚文化”以及广西壮族西部文化（特别是桂西地区古代文化）的综合、比较的研究，亦有助于克服重犯“夜郎自大”、眼界狭窄的毛病，给古夜郎研究者以新的触发和启示。因为，“夜郎文化”并不是孤立地发展起来的，它和这些比邻地区的文化是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如，1957年在贵州赫章县可乐区辅初出土的西汉中期铜鼓上，其造型和鼓饰船纹、牛纹和羽人，就与云南“滇文化”的“石寨山式”铜鼓、四川西昌“邛都夷”地区的铜鼓、广西西林铜鼓葬使用的铜鼓，多有相似之处。
考古工作者为探求夜郎古国投人了大量心血，遗憾的是，由于未能找到夜郎王族或主体臣民的墓葬群，所以一直难以获得圆满的答案。笼罩在夜郎古国身上的重重迷雾，何时才能拨开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