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流血，是心血、精血、热血，“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那份赤诚，人类精神最核心的遗产。穷毕生之力，倾满腔之血写一部书，写一首诗，写一句话，写一个字。这样一种写作态度便在我们崇敬之列。从艺术到宗教到哲学到政治，所有那些以他们的精神和肉体构成我们正面或反面之伟大者，皆是红色写作的先驱。
在此，我们要特别向世界当代文学中那些与我们持相同价值的诗人作家同行们致以崇高的敬意。他们以罕见的勇气和大无畏精神自我拯救，率先从炼狱进入了净界，我们仍留在世界的阴影部分，每天从黑暗中区别自己的影子。但我们同时相信：命运是均等的，他们经历的一切我们都将经历，并且正在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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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写作是开放广大的，它不只限于诗歌，还包括小说、评论、哲学——一切语言写作形式！它不只是一种写作方法，也是一种艺术立场通过写作的呈现。红色写作朝向一切真诚的、正直的、勇敢的、充满创造之伟大梦想的积极灵魂发言。我们不是隔绝的。我在这里写下这些质朴的文字，在我的笔尖穿透的时间之另一面，你们便已经听到了，感觉到了；即使是盲目者，他也用手或身体的感性部位触摸到了我着力很深的笔画，而读出了我灼痛的思想。其实我的用意是很简单的：激活你们内心的纯洁源泉——一种个人与人类整体命运相关的血缘意识；真正自由创造的充沛激情；人的完整生活的圆满实现！
新世纪的钟声即将敲响。我们站在世纪的这边朝前瞻望。一场伟大的战争正在肉体中进行。红色写作的全部意义便是参战和决战——深入艺术的全部神圣或不神圣，朝语言的一切禁区和壁垒发起最后的冲击。七十三年前的一天，列宁同志的卫士对他的女人说：“面包会有的，粮食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七十三年后的今天，瓦西里们已成为历史的浮雕继而成为废墟。现在由我来告诉你们，除了粮食之外没有实现的其它东西：
——艺术会有的
——自由会有的
——一切都会有的
艺术所要实现的除了人的自由还有什么呢？一切都是暂时的，只有这永恒的承诺不会改变。红色写作这样相信并且重申：与生命同在的艺术不朽。历经劫难而年轻的中国诗人正以他们金属的声音证明：这个民族决不会在人类自我解放的最后努力中自暴自弃！
1992年3月14日完稿于西昌月亮湖畔
【作者简介】周伦佑，“非非”诗派创始人之一。现居四川。在历史与现实的高墙下视若无睹
——评“第三条道路”诗人创作张放一，执拗的朋友
近2年，在单位我的邮箱里沉默而执拗地出现一系列诗歌刊物以及诗人赠品，他们几乎都菌集在一面“第三条道路”的旗帜下，虽然宣称不结盟，但心知肚明“不结盟也就是结盟”，其中的诗人兼理论家林童索性借用了一个耳熟的表述叫做：“利益共同体”。这个颇为摩登（Modernity）的取向，其实毫无物俗利益可言，他们所要要的，仅仅就是以文学写作的独特性促进与提升中国新诗的发展。酷似并让人联想到史上“第三种人”这个曾经可怕的定名。他们的“第三”，按笔名奇怪如僧人同样是诗人兼理论家的谯达摩的说法，三是虚数，无非讲道家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三即所谓N次方。林童概括说：“我说得更通俗，一千个诗人，应有一千条道路。”①想想诗人应都在乎个性与创新，说这些不是老生常谈么？不，他们皆有鲜明的针对性，他们有感“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指属的垄断性与划地为狱，要做一种自由延伸乃至自我颠覆的尝试，“第三条道路”的发起人之一莫非在《反对秘密行会及其它》里宣言：“第三条道路写作并非指在民间派与知识派之外另谋出路，第三条道路写作，是另类，是另类的另类，甚至是自身的另类，是单独者，是单数的复数。”②
“道之为道，玄之又玄。”与其节用他们形而上的理论，不如引用谯达摩一节诗行，颇可感受他们颇为激越壮烈的另类抉择——
其实只需付给太阳一枚金币，给月亮
一枚银币，我就可以赎回翅膀
接着去浴室洗澡，然后投入仙女的怀抱
但我不那样做，我身上已经长满了针刺
我的履历千疮百孔。从不虚构爱情
整个世界对我失去诱惑，我雌雄同体
我与自己结婚，想繁殖什么就繁殖什么
且随时合欢，如果战争爆发
我就回家，回到简陋安全的乐园
——《刺猬》
我个人感觉这是“第三条道路”极好的形象诠释，胜过他们所有理论层面的高论。因为很多时候，言论如古人所云是“一说就俗”的。虽然这话得罪人（尤其是我的同行与领导），但这是宿命。道家老子也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所以生命之树长青，艺术永远别无取代。有无可言说之美。世俗与物诱在她面前像自露癖一样猥琐，甚至一触即灰飞烟灭。
无可言说仍可说，这却是孔子当年“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倡导。冒着愚蠢担着风险的勇气，它属于理论家。故理论永远需要，包括谬误。它只要我们不可迷信。
如果我要笑嘻嘻地问谯达摩一声，你所说战争爆发，你就要回到你简陋而安全的乐园，请问它在哪里？
别说，让我来猜。
“世人都道神仙好……荒冢一捧土埋了……”
敦煌石窟打开，啪地一声落下来最精彩的一个东西不是黄金白银，也不是宝卷佛头，是王梵志的一行变文：“人生不论贫与富，终需一个土馒头。”
二，直面悲剧的勇气
我的邮箱里执着地出现“第三条道路”，正如郑愁予诗说是一个“美丽的错误”，我“达达的马蹄是过客，不是归人。”认识大巴山长着玉米穗一样的胡子诗人凸凹，他用质朴的诗歌打动了我，我非诗评家，却自告奋勇为其撰文，称《从宫廷坠落民间》③，那时我并不料凸凹他日赫然厕身“第三条道路”，成为其中一员偏将。而“民间立场”原正为他们所嗤，当然，按我的理解，他们所反对的是伪民间立场以及所谓民间立场的粉墨化。而“知识分子写作”，则是千年士大夫文学的穿心箭。对他们的观点，我迄今不敢完全苟同，但我懂得尊重他人的艺术。凸凹曾以他的《牙膏皮的小学时代》揪住我，“牙膏皮从单身干部的宿舍扔出，多好的单身干部，多奢侈的单身干部。”“拾荒的老大爷牵着辍学的小姑娘，聪明的小姑娘，牙膏皮的小姑娘。”这样的诗与“五四”“人的文学”遥相呼应，互为表里，这尚不是凸凹最好的诗，但我将之抄在黑板上，学生们都懂，凝目领会，颇为宁静。简单，有时竟是一种极高的境界。
“第三条道路”者投我以诗，兴许正是为了矫枉我。我却如林童、庞清明等人编辑诗报所摈弃的那类古典诗歌与新诗套路者，都会在他们“对不起”之列。事实上我四十岁以后就基本上不再读新诗了，自我感觉古典诗歌仅仅一个晚唐已够我琢磨半辈子（这恰好见笑第三条道路者们）。对手中“第三条道路”我当然主要积放在我的第三张书桌上。那儿地处阳台一隅，至少阳光和风或许会对这些勇士斗士感到兴味地翻阅。但有一天我审美疲劳之际，不知为什么原因信手到那儿拿起一本来，骋目之际，竟然感觉别有异趣，再读之下，竟发现到他们的一些奥妙来。“它将反对文化霸权主义与文化专制主义作为自己的意识形态，试图建立自由的写作方式，并指向人性。”④鲁迅曾说：“这是活的人……活的中国……”“第三条道路”，我倒要来游历游历……
树才、莫非、简宁、殷龙龙、林童、谯达摩、庞清明、墓草……差不多都是些生疏之至的名字，但你不能用经验的眼光看待“他们”（虽然他们并不喜悦用“们”来加以概括，他们自己的不结盟理论有时也很矛盾），他们仿佛莽原野草，生长肆无忌惮，只遵循大自然的规则。
但是我发现他们相似处在于都敢于直面悲剧的人生与人生的悲剧。
谯达摩的语调虽然轻佻，但他的弦律间果真有陈然就义一般的铿锵余音。他的敌人无疑是举世滔滔的物质连带精神上的媚俗。这种媚俗的风潮犹如钢铁机器，对三十岁左右尤其是闯荡四海为生活的青年吸附力十九奏效，只有零余者可以遁身，“第三条道路”诗人多为这样的零余者。神经敏感与男性特有隐蔽式的同情、沉思，差不多是他们共同的特征。
林林诗题《我厌烦所有带来声音的人，这改变了边缘和对抗》，恰到好处地表白了第三条道路者们反对异化与“全球化”的心情。赵思运《在足球场边发呆》，即便世上的轰轰烈烈，对于他来说“这一切都似乎与我无关。”“把电视的声音调到最小”。麻木的状态却毫不妨碍他对“赵老三和他的公羊”深深同情——
赵老三是一根光根儿／身强力壮／就是媳妇娶不上／相依为命的是一只公羊／公羊年纪轻轻／身强力壮／它的任务是与母羊配种／从人家那里／换两个窝窝头／一个进公羊的肚子／一个进赵老三的肚子／公羊老了／对付不了母羊的时候／赵老三也不行了／他们俩睡在一起／大队支书来看他们／他们的眼睛都睁得大大的／支书说／赵老三同志／你这一辈子，全靠公羊啊／赵老三说 是啊／所以我死也要跟它死在一起／（《赵老三和他的人公羊》）
这当然是文人式的悲悯，甚至是自作多情，毫无实际意义。但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这首诗过目难忘，它像烧烫的东西一样烙了一下你。你眼睛有些涩，不免想到了人生的某些什么东西，胸头堵。
且不论它的价值，就文学而言，这是口语的，新鲜的，个性的，特别的，不信你信手翻开今天一百零八种报刊，你翻不到。世上历来只有两种人才会注意到类似“赵老三和他的公羊”，一是诗人，二是哲人。与赵思运的“公羊说”相近，树才甚至关注《有一只蟑螂正在死去》“有一只蟑螂正在死去，妻子大声喊。”诗人详细地描写了蟑螂毙命顷刻的状态，不要以为诗人会一掬矫情之泪，他的结尾竟是这样：“看来它已经没救了。我们出了厨房，各忙各的事儿。”虽然诗人不愿意找影子，但我感觉则颇有卡夫卡小说的冷笔调。
第三条道路诗人所实践的，是“一种老实与诚实的写作，一种从没有路的地方走出路来的写作。”⑤
“尼采把这种对生命毫无保留的肯定视为一切本能中最深刻的本能”尼采认为“打倒偶象非常接近我的工作”，“肯定生命的最高艺术即悲剧。”“人生就是悲剧美。”“一种具有力量的悲观主义”恰是直面悲剧的“希腊愉快乐天精神”，尼采将之形容为酒神戴奥尼索斯（Dionysus）。⑥
好了，不需要我在这儿搬弄哲学，伪做高深。在高校里，有人靠搬弄术语成了“博导”“学术带头人”，但兴许他们终究不懂什么是文学，文学至美何在。文学并不是谁的法定老婆。
第三条道路诗人未必都阅读过尼采，也未必都赞同他，但是很不幸，真理具有一网打尽的魔力，正像阳光普照大地。查拉图斯命令你们离开他，“只有当你们都排拒我时，我才会回到你们身边。”⑦
第三条道路诗人即一群排拒权威、在历史与现实高墙下视若无睹的跋涉者。他们变卖家产节省口粮打印出版诗行，幻想与当年的“新月”隔代同辉，兴许只有在天的酒神戴奥尼索斯完全赞同他们。
三，“弑父写作”与“有父写作”
胡亮在《向内挖掘的无父者》里说：“我认为当代诗歌写作大致可以厘定为这样三种向度：第一种是有父写作，作品成形于诗人与其精神父亲的心灵合作，并与某些既有的作品达成了呼应。其下者，向某些既有的作品构成了跪拜；第二种是弑父写作，作品成形于诗人对某些艺术脐带的割弃，成形于诗人对所谓管制、指引、和护送的脱逃，成形于诗人的‘翻脸不认人’，所谓后现代主义写作，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弑父写作；第三种是无父写作，作品成形于诗人的某种原生自足状态，诗与诗人构成了一百度的血亲关系……”⑧无疑这是第三条道路诗人趋向比较接近的共识。
事实上像谯达摩那样抱定“与自己结婚”只能是唱给酒神的呓语。不管他是不是认真的。人类克隆将是早晚间挡不住的新生事物，但两性生殖将永远是人类生活的主流。这个浅显的道理不需解说，任何人都知道生殖的意义绝不单单是为传宗接代。艺术家要无父无母也是不可能的。虽然这个父与母是指向精神的，是像征的。但“文化”这两个字本身就是动词，是一种顽强的渗透与智慧平台，倘若完全“原生自足”、自我“一百度的血情关系”，恐怕那只能创造如茹毛狩猎的“飞土逐肉”那样简陋不堪的短句。
关于后现代理论诠释已经汗牛充栋，我在这里不愿讨论第三条道路诗人的流派归属以及理论框架的可行性，但我要分析一个有趣的现象，即不管“弑父”也罢“无父”也罢，事实上第三条道路诗人普遍存在一种“怜父”情结。也许这正是他们有意“无父”写作过程中不时发出的孤独、茫然的哀嗥。
我欣喜地愿将以下佳作与读者共享，就诗美艺术来说，这些纯朴隽永的诗歌，无疑是“第三条道路”诗人群体一流的代表作，厕身当今中国新诗高水平行列，也毫不愧色——
我父亲隐瞒了一块豆地
他在四周种上了玉米
只是偶然的一次，他压低了声音
跟我说起，我才明白
为何在邻居面前他总是小心翼翼
只是收割玉米的
时候 豆秧还青
还有白色的豆花在开
收割被推迟了，邻居们的马车
来拉秸杆的时候，只有我父亲的
还立在那里
最后，趁着一次月色，我父亲在前面
弯腰挥镰，我和马车就紧跟在后面
清晨，几十垧的土地上只留下了
一小片特别显眼的细密的
根茬和潮湿
——金辉：《秘密的豆地》
也许我们可以要求作者最后再惊心动魄一些，但细想之下，谁又能说这样平凡的描写中，不挟带着惊雷闪电？农民，不，就是人生，有时候仅仅为了一小块生存之地，就需要多么的冒险犯难与讳莫如深？
唐诗的《酒是父亲的灯盏》也是令人击节之作，惜乎行列稍长，只有割爱：
父亲端起了土碗 酒是他的灯盏
夜雾睫间漫过
重重叠叠的山影被他的目光分开
有一只豹子
说出了他的勇悍
最可惊讶的，尚是墓草的诗，虽然这位公开宣称自己同性恋趋向的怪异诗人，言及父亲，却是一本正经得山崩地裂——
我今生去流浪去寻找——
一位伟岸的父亲
他是有那伟岸的胸怀
能够宽容：说谎打架偷窃酗酒嫖赌吸毒和同性恋
能够在孽子绝望时自杀时
见他们最后一面
我用一生去寻找去流浪
因为我一直找不到
只能悔恨地活着
所以我今生永不再做父亲
——墓草：《寻找父亲》
安琪无独有偶是个女诗人，她的《父亲》则更多一分黑色幽默，是精炼的意味深长的艺术：
在街上
父亲喜欢搭着我的肩膀走路
破产的父亲指望人们对他
暧昧地微笑
第三条道路诗人无疑可归纳到中国后现代创作群，从他们的诗行中，我们俯拾皆是后工业后原子时代茫然无措、惊悚神伤的零余者状态，艺术价值取向上他们弑父也罢无父也罢，则人性的呼声在他们每个生命细胞里都在沸腾与咆哮，“发出最后的吼声”，怜父情结中的“父亲”，这既作为他们生命本体归依与根源的无尚珍惜，也是他们“人性指向”中最简明扼要、最生猛有力的一项指称。
四，“我是独自经过这个大院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