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欣赏王学仲先生《三只眼睛看世界》赵鹤翔久闻王学仲先生大名，是从一些文化载体上拜赏了一些他的书画作品而知。他的“书者法象”(刘勰)的挥毫；他的线条、色彩、构图和谐统一的中国画，给人以美的艺术享受。是他的富于感染力的艺术雕刀，给读者以浸润式的心扉铭镌。随着岁月的垒叠，零零星星听到，他是齐鲁人——鲁国人——孟子曾经出访过的古代称之为的“滕小国”，这就更诱发了笔者的特殊兴致，因为在下50年代初期曾在先生桑梓福地跟随一些老革命学着做工作。昔日里，东、南两条沙河的清流朗风涤心荡怀；夕晖中那古城的大块砖石在诉说着岁月流逝；披着朝霞的龙泉宝塔，在展现滕州人的崎崛不拔性格。至今，它们仍萦回梦中，人越老了，青春期的心灵烙刻越来越鲜活了起来。近间，王老出版了一部集诗、书、画、文为一体的宝卷，便托友人讨来一部。书虽不厚，却很压手腕。遂以惊喜的心情拜读了他的美文华章，领略了他的诗情画意。骤然感到“文艺复兴”的“欧风”扑面而来；耳际鸣奏着贝多芬、比才、斯特劳斯、莫扎特的美妙旋律；那一条条荡漾的清流在人的心海涟漪叠皱；那一幅幅的黑白照片，咔嚓声中，给予它们以美的瞬间恒定……我由衷疑窦：难道它们是出自一位年届八旬老者的胸怀喷发？
学仲先生的书法和中国画早已行世，闻名遐迩，颇受世人赞赏，已有不少大家名君给予公允评论。这里笔者只说一点，王老的书法之所以堪称上品，就“当涂李白碑”而言，他的筋、骨、肉的端丽，它的“大象无形”中的风流才情，它的自然、奔放、无羁无绊的浪漫，那不就是躺倒千载的李白起来了吗！学仲先生之所“法”之“象”就是李白的雕像在蓝天白云下的矗立。
学仲老的中国画，线条流畅，色彩“知白守黑”，浓淡深入浅出，递进叠次清晰，画面构图或和谐统一，或残缺偏颇，或对称呼应，或一人向隅，都是美的。美就美在它们的灵动，毫无迟滞艰涩的老气横秋。原来，本人并不知晓它们的“所以然”，这次读了那些速写，噢，答案找到了，方知他有那么深厚娴熟的西画功底。就书中所收旅欧速写而言，线的勾勒流畅匀称，一气呵成，给人美的律动感和造型的浑厚美感。那些建筑造型，不管它们是哥特式、巴罗克式，不管那自然的人化和人化的自然，不管是清波涟漪抑或蓝天白云，不管是广场上人们悠闲徐步还是矫健疾行，所有的心态、情态，连同挥笔者手指之弹拨，都被他用线条的语汇和语汇的线条给说出来了！
王老的摄影作品，笔者并不称赞他的采光，远、中、近、特写、大特写的叠印层次和严格类异，他不是专业摄影家，不得苛求。但就画面构图而言，老子的“黑白大道”却蕴藏在心。特别是那帧比萨斜塔，他不但在诗中赞赏“斜美”，而且在画面构图上，“以斜对斜”，而成和谐美，非艺术家的匠心独运，难以达到如此这般的美的瞬间恒定的妙境。
学仲先生的诗品，是诗的散文，散文的诗。突显的特色是它们的流动的旋律美和舒展的旷达美。由此我认为，王老深谙文学语言的特质是主体、质感、动感、色彩感、形象感、画面感、帧幅感。他写老母亲，几乎每句都有很强的视觉性，色彩的感染力浸润着读者的心田；动作性撞击着读者的心灵；帧幅感使读者铭刻心扉。“糠秕和蝗虫是母亲的粮食/外婆的押边宽袖清式女服／是她礼宾的盛装、土地出租者是母亲弄不明白的一个成分／烈士家属是母亲赖以生存的光圈／荠菜包饺子是母亲认定世界上最好的美食。”看，母亲的形象便活脱脱地站到读者面前了。
王学仲先生的诗、书、画、文、摄影，以它们各自特有的艺术语汇，全面开掘，拓展了读者的“诸觉”，使人灵动，给读者修筑了一条又一条“意象再造”的路径，最大限度地发挥了文学和艺术的特有功能——感染力。于是，他便顺理成章地被大众公认是大师级的文化人，无缘不被仰视！
《散束一章》，是学仲先生这部书的压轴文章。
本章集中体现了他的人文德馨。爱国、爱党、爱他的“滕小国”故乡，爱他“亲情网络”上的每个人，爱故土上的一草一木……使读者看到了他生命的根须扎得是那么地深厚。他的腿是那么地长，欧洲大陆、东瀛扶桑，处处留下了他的足印。他是位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在大千世界，花团锦簇，不同的人种不同的人文大群中，你总能从他的诗文中，指弹的线条中，以他独具的艺术语汇，严正而又亲切地告诉人们：我是东方人、我是中国人、我是齐鲁人、我是鲁国人、我是滕县(州)人。从他身上，你总是能嗅到，他既聪颖而又仁厚的人文气息；他的步履越是踏到离开祖国最为遥远的地方，我们越是能够听到他那颗急促而怦然跳动的“中国心”。
浓密的头发是他生命力旺盛的表征；他的生命灵性的感知及其娴熟地运用多种艺术语汇予以生命外化，是他艺术生命的华彩乐章！
2002年7月于济南市文联质朴的歌吟
——读王学仲先生新诗集《三只眼睛看世界》雪松最近，我拜读了王学仲先生出版的新诗集《三只眼睛看世界》。王先生是蜚声海内外的书画艺术家，我也曾读到他文笔老到、意境深邃的散文作品，但对他的新诗创作却知之甚少，因此，在阅读中我便格外兴奋甚至有些惊讶。
我惊讶于这位年近八旬的老艺术家那浩瀚的胸襟和强健的情感生命。诗集的大部分篇章来自于他的海外旅历，是他心灵之眼的结晶。无论是塞纳河上的吟诵，圣彼得大教堂前的沉思，卢森堡大峡谷中的低语，还是罗马古战场的追寻，字里行间无不浸透着这位来自远方的老艺术家对现实的诘问，对于人类文明的思考和自然奇迹的深沉咏叹。他带着对历史的洞察返观欧洲在“咖啡和奶油中消耗生活”的文明现实，敏锐地捕捉天堂、梦、征服、掠取、诺言和十字架之间“永恒的游戏规则”，在“把地球揉成一个褶皱层层的小纸团／做世界的抛掷游戏”的欧洲，在“什么都是绿色的”欧洲，诗人清晰地保持了探询和思考的权利。他还抽身于现实的具体事物，愤怒于人类用“灵巧的双手”和“最高的智慧”向大自然“掠取”的“文明历程”，对人类生存的窘境表达了深刻的悲悯之情(《为地球写下的警句》)。
王先生的诗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对修辞的过分依赖，有的是褪尽铅华后质朴的抒情，质地纯粹的爱和安详的智慧。因此，典雅、隽永和含蓄构成了他诗作的基本风格。《布鲁塞尔大街》是一首堪称诗集中翘楚的佳作，在这首诗里，来自古老东方的诗人以阅尽沧桑的情怀表达了对整个世界的爱，这种爱仿佛有风暴过后令人震惊的安详和不动声色的祈愿：
早安，布鲁塞尔！
花朵和草地在这里安居
狗和行人都是美丽城市的主人，
还要把风光和画卷都穿在身上。
《塞纳河上》是诗集中另一首佳作。这首简洁而意味深长的作品，则显示了王学仲先生在意象捕捉和情感运用方面深厚的写作功力，他把历史的动荡寓于现实的安静中——“惊天破地的河流/穿越巴黎的心脏”，起句的情绪气氛便一下子笼罩了随后的阅读。可悲的路易十六王朝，在“乡村农妇的一呼”中覆灭，但他们并没有走远，就在附近，“矗立在街道广场的石雕上/到处都在复述着他们的身世”，这种在安静详和中暗含的“惊天破地”的描述，表达出了诗人对时空变幻和历史与现实关系的细微深刻的观照和体察，诗作在平静的语言外表之下拥有了诗人情思的强烈涌动。
《散章一束》中的诗是诗集中与诗人自身的情感生活最为密切的一部分，当读到《多悲哀，我不再有母亲》这首诗人怀念母亲的诗作时，我禁不住眼含热泪。在以怀念母亲为题的众多诗作中，这首诗无疑是最令人难忘的作品之一。这种难忘，是因为年愈古稀的老诗人在怀念母亲时包涵的巨大的情感孤独？是因为诗人超乎寻常的赤子深情？还是因为诗作本身超越了一切修辞而近乎直白的倾诉的力量？或许都有。“人皆有母／三十余年我已是个没有母亲的人”，诗人的母亲已故去多年，而且不会再有，诗人希望的，显然不是母爱的再度来临，而是通过对母爱的追述来慰藉心灵——随着生命的流失而越发强烈的情感需要。在这首朴素到极致的诗作中，诗人在回忆中用了几个细节为我们勾勒出了一个平凡、悲苦，对于诗人有着无以报答的哺育之恩的中国母亲的形象。从“上学之前母亲为我用白布包好石板”到“糠秕和蝗虫是母亲的粮食/外婆的押边宽袖清式女服／是她礼宾的盛装”，从“烈士家属是母亲赖以生存的光圈”到“那些喑哑的岁月／和我母亲偷弹的眼泪”，母亲的形象和命运隔着苦难的岁月化作诗人情感深处的怀念。诗人没有拔高，没有提纯，更没有站在宏大的时代叙述的角度，而是从一个普通儿子最直接的情感角度来回忆母亲，突现诗人心灵情感中的最痛，从而唤起了读者普遍的审美共鸣。诗人研究杨然：“幻灭”母题的终结者胡亮
一九九九年一月，因刚连载完燎原的系列诗论“中国当代诗潮流变十二书”而人气骤升的《星星》诗刊发起了另一个意义深远的诗歌活动，即“下世纪学生读什么诗——关于中国诗歌教材的讨论”，首篇文章的作者是杨然。杨然是一名教师，这是我所知道的；但是很久以后我才知道，他是一名数学教师。在中国诗歌教育逐渐僵化、日趋保守的时候，一名数学教师站在了教材讨论的最前列。幸好杨然同时还是一名诗人，“乡村最后的诗人”，否则该有多少人颜面无存啊！二○○○年，卞之琳、穆旦、郑敏、梁小斌、西川、王家新、海子、于坚、韩东的名字出现在一种中学试用教材上。“从来没有一首诗阻止过一辆坦克”（西默斯·希尼），诗人并不能改变不合理的现实，所能做的，不过是预言一种合理的可能而已。由此我想起了另一件事。一九八四年五月，杨然发表《寻找一座铜像》一诗，引起关注并一举成名。一座铜像是指成都市区内刘开渠先生那座无名英雄圆雕，在“十年浩劫”中毁于一旦，“说不定有几串钥匙就用他的指头铸成／他的断指被人用去撬门，打开闪光的箱子”。一年余后，当地政府做出了重塑那座铜像的决定。
从前面的外围性描述中，我们已经可以约略感受到杨然的忧患意识、民族精神、人民性和现实主义气质。事实上，正是这些因素构成了杨然经常性的诗歌向度：《中秋月》对“同时推开的窗，／这边岸上的，那边岸上的”的动情展现；《登长城》对“来啃祖先遗留的光荣”的深度认知；《给唐人写首诗》和《祖国之诗》在辉煌传统和低迷现状之间的奔走、叩问与沉思；《阳光的孩子》（组诗）对孩子成长过程中种种细节的深情演绎；《森林狂想曲》，“这样，这些死去的大树们，便自己行动起来／砸烂床、安乐椅、写字台和高衣柜／投奔它们北方受难的弟兄，不辞而别”，“圆木、方木以及其它形形色色的木头／一瞬间插满了东北山原／它们和伤痕累累的树桩抱头痛哭”，以一种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极端狂想场景对人类的残忍和愚蠢的巧妙揭示；《东方恶之花·围观》对民族劣根性的沉痛批判；《人民万岁》对人民的衷心（不是被动与配合地，不是与某些方面步调一致地）颂扬……等等，这就是杨然的品牌身份、公众形象和被聚焦的代表性层面。然而，我所要着力谈论的是另一个杨然：私下的、偶然的、突发的、出轨的、黯淡的、隐晦的、侧面的、被遮蔽和忽视的杨然，“黑脸杨然”。就像在冉义中学，杨然深究一名逃学和打架的孩子，而对教室里伏案疾书或侧耳聆课的学生不闻不问，我所要深究的，乃是一个极端的杨然。
我一直把中国五六世纪之交的伟大学者刘勰那句“蚌病成珠”固执地理解为：诗人的情感，例如痛苦、愤怒、悲悯、爱与恨，只要一趋极端就能催化并生成历久弥新、传唱不衰的诗篇。杨然长诗《千年之后》、《二O五八年》和《时间之刀》就来自他那种极端的幻灭感。幻灭，“羡宇宙之无穷，哀吾生之须臾”，是中国诗歌的一个母题。汉乐府尤其是一部分相和歌辞、“古诗十九首”、《登幽州台歌》、《春江花月夜》、元曲，《红楼梦》中的《好了歌》都在这一母题所开辟的河道上留下了或大或小的浪花与漩涡，至于我没有提及具体作品的三国两晋，更是集体幻灭的时代，其间佳作迭出，犹如大川奔涌。杨然是这一母题的当代承担者，他的《千年之后》是从一块巨石开始的。巨石，常常被视为绝对之物，至少是抗衡时间的相对顽固者，——想一想英格兰索尔兹伯里平原上那些不知从何时开始舞蹈的史前巨石群，想一想爱默生在巨石群下发出的惊叹：比整个历史更能经受时间的考验！因此，杨然选中巨石要么出自精挑与细选，要么源于天意与神授，总之非如此不可：从巨石开始，言说那些与此截然相反的东西——作为一个人的卑微、脆弱和短暂。玩味着这些与生俱来的永恒痛楚，杨然写及了广场上的人山人海和人与人之间的陌不相识，写及了自我的不可预料与不可重复，写及了死亡的随便与平淡，写及了七颗星星将改变现在的构图、彗星将再度归来，写及了落叶和蝴蝶，写及了千年之后的灰尘原是此时此刻的灵与肉、记忆与精神；同时，作为对立物，诗人写及了巨石，还有海水。中国成语“海枯石烂”，背后的意义便是“不可发生的，不会来临的”。在总体气质与风格上与《千年之后》一脉相承的是杨然的另一杰作《二○五八年》。二○五八年之所以成为杨然“必须计较的”，是因为他出生于一九五八年。这一次，即百岁之后——在中国，“百岁之后”是对死亡的讳称和隐语——诗人化成了一只超现实主义的鸟，“辛辛苦苦归来”，然而曾经与自己息息相关的城市、小镇与单位，均已面目全非。当然，诗人也写及了他的故乡，“假如我的老家修成了大路，人人从我身上跨过／我能有，又岂敢有哪怕是一粒灰尘的反抗吗？”；写及了他的父亲，“您已成了尘埃中的尘埃，成了灰烬中的灰烬”。杨然就这样从现在和当下脱身出来，“倩女离魂”，幻身万千，沉落到未成形的不可知的时间的黑暗中去了，“只觉得自己成为无所不知的光芒，照耀在不分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土地上”（《诗歌泛灵写作的品质建筑》），就像天才的瓦雷里在《海滨墓园》中所写下的那样，“我在此吮吸着我的未来的烟云”，——或许我应该征引葛雷、梁栋二先生而非卞之琳先生的译本，“在这里吮吸我未来的灵灰”。“灵灰”较之“烟云”，是一个倾斜的、肯定的、剔除了暗示与歧义的词语，具有一种直指人心的力量，就像杨然诗中的“坟墓”、“墓碑”与“碑文”，多么明确与实在呀，让人就地疼痛，就地冷却，就地万念俱灰。由此，我们可以这样说，杨然意味着河流的消失和大海的出现，意味着幻灭这一母题的必然停歇乃至永远终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