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要建立适当的工资增长机制，逐步缩小收入差距。在通胀年代物价上涨，工资也就应该相应增长。自2007年开始，我国粮油价格都出现恢复性上涨。物价的普遍上涨，对于富豪阶层没有太多的影响，然而对于低收入人群来说，生活压力就显得尤为突出，同时也影响到了中等收入家庭的生活质量。
有一点值得欣慰的是，国家在落实最低工资制度和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上，执行的力度还是令人满意的，最低工资制度保障了低收入人群的劳动权益，各地城市每年也不同程度地提高了最低工资的涨幅。尽管这样，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物价上涨带来的矛盾和压力。
在通胀的年代，物价升了，工资也必须上涨，这样居民才有消费能力，才能扩大内需。问题是，工资如何上涨？何时上涨？
2008年7月，广东省提出从2008年起实施“工资倍增计划”等三大计划，建立健全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从2008年开始，全省职工工资每年递增14%以上，2012年比2000年工资水平翻两番，让职工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
这则报道不由使我想起日本当时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1960年池田内阁宣布启动为期10年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其宗旨是采取最低工资制、社会保障计划、增加农业者收入、推动中小企业发展、削减个人收入调节税和企业税等一系列措施。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政府为了扩大内需，所采取的积极的财政政策。这项计划启动后，日本经济在1967年提前完成翻一番的目标，国民收入增加了一倍，实际国民生产年增长率为10.5%。1968年国民生产总值为西方世界第2位，到1973年，国民收入甚至增加了2倍。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在日本经济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广东省的“工资倍增计划”有点像中国版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中国的经济对外依存度非常高，而日本所采用的是拉动内需，从外向型经济向内向型经济过渡。当今中国在提高工资上，应该有个系统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工资增速要赶得上GDP增幅、财政收入增幅，工资增幅要超过物价增幅。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是不断增进国民的生活质量，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我们希望广东省的“工资倍增计划”等三大计划能使职工切实分享经济发展成果。并通过完善最低工资制度、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工资指导线和劳动力市场指导价位等制度，激励和推动企业合理提高职工的工资水平。
2. 工资为何涨不过柴米油盐
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07年上半年，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12 964元，比2006年同期增长18.0%。统计局的这个数字一发布，立即遭遇民众诘问。显然，在物价上涨、生活成本上扬的背景下，工资是否该涨、涨得是否到位已经成了社会的焦点。
统计局也许在统计方式与录入统计范围与老百姓的理解有误。所谓的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就一定不包括农民工在内，并且这些职工必须“在岗”；如果暂时下岗或被辞退等大概就不在统计范围之内。
由于油价暴涨和大宗商品上涨引发的全球性通胀已经给工薪族的生活造成了很大不便，于是，各地纷纷传来要求上涨工资的要求。不仅仅国内要求上调工资的呼声越来越高，其他很多国家和地区也是如此。
对于企业员工来说，要求老板加工资或许会遇到很多障碍，但只要沟通、谈判得比较好，也并非没有可能。例如雀巢香港200名运输员工要求加薪而引发的劳资纠纷问题。雀巢劳资纠纷造成了一些零售店出现缺货情况，持续了两天时间的纠纷使得400万件雪糕、牛奶及豆制品未能及时送到零售点，有人估计雀巢公司因此损失上千万元。当然，以这种方式解决劳资纠纷，并非是最佳策略。对于雀巢公司来说，损失了利润；对于员工来说，虽然获得了暂时性的加薪，但也可能为自己在公司的前程埋下了一颗地雷。
就我国来说，关于物价上涨是不是加薪理由的讨论，已经持续了好久。一种观点认为，不应当加，因为给员工加工资会引发更大的物价上涨；另一种观点认为，应当给员工普遍加工资，因为养活劳动力的成本增加了，实际上工人的工资变少了，应当加工资。我认为，CPI上涨是加工资的一个理由，但仅仅靠这个理由给员工加薪还不充分。因为此次物价上涨的动因主要是国际油价的暴涨，也就是成本推动型的和国际输入型的，不仅是员工面临着生活成本上涨的压力，企业也面临着生产成本的增加和由于产品价格上涨带来的销售压力。再加上近期出口困难、企业资金面临着巨大压力，致使许多企业陷入了危机状态。但是，如果员工的工资不上涨，显然员工的实际购买力在下降。这就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解决员工要求加薪的最基本策略是增加利润，只有蛋糕做大了，分配的份额才能更大一些。但是，现在不是说企业或员工不努力的问题，而是企业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压力很大，一些企业出现了“不开工是等死，开工死得更快”的两难困境。
笼统地说，这些困境的解决之道显然只能说出一个大概的思路，由于人民币的升值和汇率的变化，不少企业没有准备好，所以一旦出现了这种危难的情况，企业就陷入了危机的状态。虽然防止通胀是一个重要任务，但更重要的是保持增长。因为通胀的减轻还要看油价的涨跌，从紧的货币政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经济过热，但在客观上也造成了企业资金面的紧张，使企业陷入了危机状态。这在一定程度上，为我国一些民营企业的员工加薪制造了困难。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也要求员工不断地学习，适应新的变化。管理层应当给企业创造宽松的环境，创造更大的蛋糕，以求渡过难关。
不过我认为，若要度过这一外部性设置的困难，企业和员工都应当共同努力。CPI数据都涨了，员工的工资是该涨了，因为员工的生活成本上升了，劳动力的成本也就上升了。想要马儿跑得快，又要马儿不吃草，天下没有这么好的事。我国将进入一个高成本时代，廉价劳动力时代将一去不复返。
三、 中小民企的困境
中国民营企业从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是功不可没的。其表现在对于经济增长的来源，对于解决劳动力就业，对于税收的贡献以及对于外贸出口等多方面，民营企业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如何使中小民企在这轮危机中摆脱困境，也是我国民生经济的大问题。
1. 民企在从紧的货币政策背景下的窘境
长三角（长江三角州经济开发区）经济和珠三角（珠江三角州经济开发区）经济差不多占全国经济的三分之一，2008年我国经济增长出现了回落，其中长三角、珠三角等东部地区下降更加明显，部分企业由于再融资等问题出现了经营困难。人民币汇率升值、《劳动合同法》出台后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原材料价格上涨等都让企业的经营成本增加。这是因为从紧的货币政策对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东部企业是有作用的。美国次贷危机、国内灾害、地产和证券市场的不稳定、生产成本大幅上升以及资源型产品的价格扭曲等五大因素令2008年中国经济增长存在深度滑坡风险。
受成品油供应紧张影响，中石化、中石油体系外的民营加油站，不少都出现了无油可加的尴尬局面。有些民营加油站的老板认为，这是两大石油集团———中石化和中石油对民营加油站“赶尽杀绝”的策略。据统计，全国660余家民营成品油批发企业，现在仅剩100余家；45 000多家民营零售加油站，关门三分之一；100多万就业人员已有数十万下岗。这是“石化双雄”垄断下对于民企加油站的挤压，是一种不公平的竞争。
民间借贷疯狂，热钱趁机介入，房企资金链大有断裂的危险。其一，工业大省浙江的工业经济在高速增长多年后，正隐约呈现“拐点”。1～5月，浙江规模以上企业亏损1.07万家，亏损面达19.6%。宏观调控“受伤”的主要是中小企业，而中小企业对于中国经济作用巨大。其二，不仅仅是房地产企业，多个产业的很多企业也面临着资金面压力巨大的情况，被迫进行民间高利息融资，而热钱也趁机兴风作浪。
出口压力持续增大。2007年，国家采取了从紧的贸易政策，以应对巨大的减顺压力，但是在2008年，中国对外贸易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已经趋紧。海关总署2008年7月10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累计贸易顺差比2007年同期下降11.8%，净减少132.1亿美元。6月份贸易顺差虽达214亿美元，但与2007年同期的269亿美元相比减少了20.5%。中国现在必须避免在贸易政策上走入“饥饿疗法”的歧途，“目标要和代价相协调”。
2. 民企告急期待从紧政策放松
现在比较公认的说法是宏观政策若将由从紧转向宽松，甚至扩张的途径，关键要看三个指标的变化。一是看通货膨胀率。如果通货膨胀率回落到合理的水平，控制通胀的必要性将会降低，从紧的政策将会出现松动。二是看出口。出口是受世界经济调整影响最大的一个变量，出口增长率急剧回落将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冲击，如果出现这种迹象，国家的宏观政策毫无疑问将做调整。三是看GDP。如果GDP增长率迅速回落，硬着陆风险加大的话，从紧的政策将做调整。
我们先看看这三个指标的变化：
第一，我国目前的通胀从总体来说，与我国供需矛盾无关，关键是国际油价飙升带动全球性的大宗商品上涨引发的成本推动型的通胀，随着国际油价连续的回落，这种压力很快就会消失，本来这种国际通胀就是“假通胀”。
第二，出口下滑了，从紧的贸易政策效果显现了，不少外向型的出口企业出现了“不开工等死，开工死得更快”的窘境。再加上信贷受到了影响，资金链岌岌可危。特别是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的中小企业，这一块不能再用“饥饿疗法”，否则真的会影响经济发展，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经济下滑，已经确证了这一点。抑制通胀不能“错杀”太多企业的正常资金需求，故而期待政策回暖的预期越来越强烈。从近一年来的情况看，紧缩货币信贷固然对抑制通胀有一定作用，但代价过于高昂。从紧的力度必然为管理层掌握，而且这将对于一些受到影响的企业来说，无疑又可以恢复正常的生产活动。这也对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保增长是关键，随着油价泡沫的破裂，大宗商品的价格下挫，通胀的压力自然会减少。
第三，GDP下降了。虽然我们的政策目的达到了，但要防止GDP下滑到一位数字以下的风险。经济过热要遏制，经济趋冷也可怕。我国沿海地区的“外向型”企业，在人民币升值和银行收紧信贷的“内外夹击”下，企业的利润空间受到严重挤压，一些企业的生产经营已难以为继。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浙江义乌昔日的明星企业“金乌集团”，如今因数亿元巨债面临“土崩瓦解”，目前在义乌已经有近三成民营企业资金断链。而在浙江这个民营企业多达数百万之众的省份，类似的问题极为突出。令人不安的是，更大的民企“倒闭潮”正在全国蔓延。民企是改革开放的成果，也是和老百姓关系最密切的组织，民企资金危机不能不令人反思，而这些细节，恰恰是在华东经济发展速度趋缓、珠三角经济发展开始出现衰落的背景下发生，这正是我们期待政策回暖的内在因素。
不过，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我国当前存在的问题，不是我们国家造成的，而是国际性的通胀诱致的，最显著的表现是：出口企业出口越来越困难。
2007年底，我国实行的从紧政策主要是靠行政干预来执行的，从而控制银行的信贷规模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在这样的政策持续下，对于没有靠山的民营企业的杀伤力是很大的。民营企业的成长依靠的是政策扶持与良好的经济环境，民企的成长史也是我国改革开放最为值得骄傲的里程碑，然而对这轮来自于食品和能源价格上涨的全球性输入型通胀面前，恶炒总归要回归原位，政府还是应当考虑给企业创造较为宽松的投资环境（注：到2008年9月，恶炒大宗商品诱致的假通胀真衰退已经凸显）。
3. 中小民企需要实质性的帮助
很多中小民营企业形象地概括从紧政策下的困境：中小民企是“不生产等死，生产是快死，借贷是找死”。
维稳政策信号弹已发出，中央已经明显看到，过度的从紧政策对控制通胀效果不大（政策目标达到了，通胀下降不过是随着国际油价的回落，大宗商品价格下调而逐步下降的），反而把实体经济压得奄奄一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