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宪兵把绑架的命令发给秘书兼译员中村，他和警厅的督察长马丁诺夫共同商量计划。马丁诺夫的手下有15个匪徒，这些匪徒都是由法西斯俱乐部的首领拉查伊夫斯基帮忙挑选出来的。日本当局常在法西斯俱乐部中征募所需要的匪徒，这个绑票计划就是在法西斯俱乐部中商量好的。一个希腊匪徒几个月来经常在马迭尔饭店附近徘徊，专门打探小开斯普的情况。他打探出的结果是，小开斯普差不多每夜都和几名女子出去。这些少妇的姓名住址以及小开斯普的车子要经过哪些街道，统统被打听出来了。
这个希腊匪徒把小开斯普的行踪报告给了中村。
小开斯普是于1933年8月24日午夜被绑架的，当时他正把车子停在一名女子家的门前。小开斯普没带警卫，几名匪徒一拥而上，很轻松地就把他控制住了。随后他被带到哈尔滨附近的一个隐蔽的地方关了起来。
第二天，宪兵写信给老开斯普，要求付30万元赎款。这老头子坚决拒绝了，与日本人进行了几次谈判都毫无结果。宪兵要的是钱，但老开斯普却不肯付，他坚持必须在他儿子平安回来之后，他才付几千块钱。他是非常顽固的。宪兵威胁说要杀了他的儿子，但即便如此也没能动摇他一丁点儿的意志。
一个多月以后，日本宪兵把小开斯普的手指和耳朵割下来寄给了他的父亲，但是这个恐怖的信息并没有改变老开斯普的心意。他仍旧只肯出35000块钱，而且必须在他的儿子获释以后才能给钱。
在这期间，法国领事向日本当局提过抗议，日本当局答称正在竭力营救。法国领事的努力仅限于一纸公文，但副领事查姆邦却是个精明活泼的青年，他深知日本人的答复仅是隔靴搔痒，就雇用了几个可靠能干的人开始侦查。很快他就知道真相了，他吩咐他的手下把绑架小开斯普匪徒中最年轻的一个，一个叫康密萨兰科的捉到领事馆来，对他严加审讯。康密萨兰科不但供出了实情，还在供状上画了押。查姆邦收集到了证据，就把康密萨兰科释放了。第二天，查姆邦副领事亲自去见日本当局的警务长，递上康密萨兰科供状的副本，以及一份起诉的名单。
警务长转身立刻报告给了宪兵，宪兵收到消息后，让康密萨兰科躲到离哈尔滨600公里的绥芬河去，另一方面把查姆邦的手下逮捕了起来。据我所知，其中有一个人，吉尔密斯塔奇君，在我于1936年离开满洲的时候，还被关在狱中。
第二天，两份日本人的俄文报发文对查姆邦实施最侮辱的攻击，称他为龉龊的犹太人、共产党，这样持续了好几个星期。后来竟有了一场闹剧：一个法西斯党员听信了俄文报的污蔑，要和这副领事来一次决斗。当然，副领事没有理会此人。
绑架的新闻越闹越大，传到了国外，英、美、法的报纸都在关注着这一暴行。日本东京方面感觉到了舆论的压力，于是吩咐满洲的日本当局尽快结束此事。接到命令后，我的处长很不愿意地吩咐宪兵，依照查姆邦的那份起诉名单把绑匪逮捕起来。他想就这样把这件事情给了结了，堵住舆论的口。处长十分违心地下令逮捕查姆邦交给日本警察名单上的那些绑匪。马丁诺夫和山得尔两名绑匪被捕入狱，但其他人却仍然逍遥法外，宪兵借口说这些绑匪收到消息逃走了。
小开斯普被禁锢期间，试探性质的谈判一直在老开斯普和宪兵之间进行。这可怜的青年写了数封信，由匪徒交给他的父亲。可是那位自信过头的老开斯普先生却不顾他儿子的请求以及各种恐怖的恫吓，坚决不肯动摇他的决心。他确信自己是了不起的人物，甚至夸口说，他们将毫无所得地将他的儿子送回，而且，他们还将道歉。
这种自信差点儿要了小开斯普的命。当处长听了这话的时候，沉默片刻，阴鸷地说：“他既然这么固执，即使现在肯出100万，也永远见不到他儿子活着回家了。”
日本人还有其他不能让小开斯普生还的理由。小开斯普已经知道绑架他的幕后黑手是日本人。日本人现在一定要让他永远闭嘴，以防秘密泄露。
因为怕查姆邦所雇用的探员发现藏肉票的地方，于是隔几天宪兵就把小开斯普换一个地方藏匿。
现在该尾井大佐登场了。他是路警处的局长。我眼中的他是一个真诚的君子，一个罕见的在满洲留有政绩的高级日本官员（武藤大将也是如此的人物）。他虽然在高位，在数千里的铁道上握有实权，但他总是公正无私地行使着职权。他专门发布命令禁止军警刑讯逼供。对于属下，无论国籍如何，他都是恩威并济。他美名远播，即使是那些痛恨一切日本人的中国人，对尾井大佐也表示尊敬。
而且，在他治下的铁路沿线区域内，绑票是绝迹的。无论哪个日本人，如想在大佐的治理区域内为非作歹，都会遭到遣送回国的处分。尾井大佐非但不赞成日军当局的渎职行为，而且深恶痛绝，并敢据实说出。他时常说：“他们可以到本国去做这些龌龊的事情。”因此，那些在其他区域做过坏事的警务机关人员一到大佐的管辖区域内，行为也会收敛很多，不敢轻举妄动。
我前面说过，当查姆邦在警务处长前控告绑架小开斯普的匪徒的时候，宪兵就把康密萨兰科送到绥芬河去。但这个城市临近尾井大佐治下的铁道，他一得知绑匪康密萨兰科竟在他的管辖区域内，立刻把他逮捕起来。在尾井大佐的审讯下，康密萨兰科又做了一次同样的供状，和在法国副领事面前的供状完全一致。
尾井大佐亲自押着康密萨兰科回到哈尔滨，把绑匪亲自签押的供状交给了日本司令部。
虽然事实一再被证明，但日本宪兵仍不放弃从老开斯普那里取得赎款的希望。他们从起初讨价的30万元减到15万元，再减到10万元，再减到7万5千元，最后一直减到5万元，但固执的老头子却一如既往，只肯拿出3万5千元，并且要在儿子回家以后。
1933年11月28日，尾井大佐得知另外两个绑架小开斯普的匪徒，俾斯拉支科和萨也实夫常到车站去。这天夜里，尾井大佐派手下把他们捉了起来，当时他们正想搭车到小岭子去。绑匪藏匿小开斯普的地方就在小岭子附近。
在小岭子，由吉立正科和加拉斯科两名匪徒看守小开斯普，这两个匪徒等了许久还不见俾斯拉支科和萨也实夫前来接班，他们疑心出岔子了。吉立正科，这个心思比较多疑的绑匪，到车站去查探了好几次。吉立正科想要知道为什么他们的两个同伴还不回来。但是加拉斯科并没有告诉他，其他的两个人已经被捕了，相反他劝吉立正科要镇定一点儿，耐心等待就行了。
当吉立正科数次离开的时候，只剩下了加拉斯科和小开斯普两人。加拉斯科见没有其他人，乘机做起自己的生意来：“宪兵要价太高，谈判了很久你父亲都不同意。你看这样行不行，你写封信回家，如果你的父亲肯付我一万块钱，我就把你放了。”
小开斯普只想活命，哪有不允诺的道理。他立即写了封信，这生意立刻就做成了。
当吉立正科回来的时候，他敏锐地觉察出这两个人的神色有异，他怀疑他们之间正在进行着某种勾当。当加拉斯科主张当晚回哈尔滨的时候，吉立正科的疑心更增加了，但他却一言不发，悄悄地与日本宪兵秘书中村通了一次话，说了自己的怀疑。中村让他们五点钟到停货车的地方去等他。
中村带上一个日本宪兵以及被释放的康密萨兰科来到会合地点，一见到加拉斯科，中村就把他抓了起来。当然，小开斯普写给他父亲的信也被搜了出来。小开斯普用法文写的这封信，4名匪徒唯一认识的是10000这个数字。事情已经足够明白了，中村拔出手枪，一枪就把加拉斯科打死了，接着他命令吉立正科立刻把小开斯普杀死。然后他会安排他回哈尔滨，他将给他准备好护照和钱，到时候吉立正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可怜的小开斯普在这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地方，被结束了年轻的生命。在执行了命令之后，吉立正科这个杀人犯在中村的授意下换了别的名字，拿了宪兵给的假护照，想逃到北方去。但他没跑多远，就在呼兰车站被尾井大佐的手下捉住了。
日本宪兵是这样解释小开斯普的死因的：警察们准备逮捕绑匪的时候，双方爆发枪战，小开斯普被杀死了。
在中村把加拉斯科枪杀的第二天，拉查伊夫斯基到我家来见我，想让我把小开斯普用铅笔写的那张小字条翻译出来。我翻译给他听，这张纸条上面，小开斯普让家人给拉加斯科10000元，拉加斯科保证把他放了。小开斯普求他的父亲，为了他的生命安全着想不要有任何欺骗绑匪的举动。小开斯普确信拉加斯科会信守诺言的。
12月3日，日本宪兵对外宣布，小开斯普被杀害了。那些屠夫们把他的尸体随便扔在了小岭子火车站附近的一个坑里，有人发现了尸体，并报告给了当地的警察。我接到消息后就立刻去现场了。这真是一幅可怕的景象。这个可怜的青年，生前一定遭受过很大的痛苦，95天的禁锢使他只剩一副骨骼。他的两只耳朵都被割掉了。这个24岁的青年已经面目全非。因为北满当时天气已经寒冷，他的两颊、鼻子和双手都被冻住了，一片片的皮肉开始脱离。在这95天里，他没有洗过一次澡，没有刮过一次胡子，也没有理过一次发。
我的眼泪悄无声息地掉了下来。我想大声怒骂这些残暴的人们，但心中的沉闷让我开不了口。当我冷静下来的时候，小开斯普的死反而让我轻松许多，因为他已不用再受罪了。在开枪结束他生命的时刻，那个杀人者恐怕也算是做了生平唯一的善举。
可是，惨剧还没有结束！这个青年的母亲带着病体从巴黎来到哈尔滨，希望能救出她的儿子，她在12月3日抵达了上海，在4日早晨在饭店吃早餐的时候，她读到了报纸上关于她儿子被杀害的消息。
她从遥远的巴黎赶来，但等来的却是儿子被害的消息。当孩子的遗体被运到哈尔滨的时候，他的父亲不顾友人的劝阻，坚决主张把棺木运到他的屋子中来。当他吩咐人把棺盖揭开的那一刻，这画面是让他如此震惊，他发出疯狂的哀号，神经错乱了。
我被监视了
在哈尔滨，人们对暴行的愤怒已达到白热化的程度。不但犹太人，还有俄国人、中国人和朝鲜人，甚至还有日本人，全都在唾骂着这样残忍的暴行。他们公开要求日军当局应该负起绑架和谋杀的责任，他们组织了公共的示威游行。
在被害者出殡这一天，日军当局预料到当天可能会有示威，于是从齐齐哈尔派了250个宪兵和一联队的日本步兵来哈尔滨，以加强日本的兵力。
我在哈尔滨这么长时间，从未有过这样的葬仪。尽管日本当局禁止仪仗通过大街，并沿路布置了大量军警，但很多哈尔滨市民仍跟着柩车，往犹太坟场的方向走。“打死日本军阀”、“刽子手不得好死”、“打死野蛮的畜生”这样的口号，到处都能听得到。
犹太协会的会长考夫曼博士在大街上作了一篇演说，他用激烈的语言痛斥那些谋害小开斯普的凶手，以及那些居于幕后的匪徒的保护者们。第二天，考夫曼博士就被日军司令部传去，恫吓他，要把他逐出满洲。
拉查伊夫斯基在臭名昭著的《纳什·普特》上面发表了一篇长文章，呼吁日本方面逮捕考夫曼博士，因为这位博士侮辱了像他这样具有“爱国心”的俄国人士。小开斯普罪该万死，只是肮脏的犹太猪，他的父亲老开斯普是“第三国际”的间谍，杀死小开斯普是一次正义的举动。
当然，日军当局是不肯把绑匪交给法庭的，但为了平息舆论，当局假装公正地把绑匪逮捕起来，关进了刑事警察的监狱，绑匪在那里住了15个月以上，从来没受到过审判。在狱中，绑匪们享受着各种特殊的待遇：食物是从附近的菜馆叫来的，每天有朋友和家属探望，甚至还有谣言说，他们在夜间可以出来帮宪兵继续绑架有钱人，或是犯下其他有益于宪兵的罪行。
从下面的事件中，我有理由相信这个谣言是真的。
1934年6月的一个夜间，宪兵队的原少佐和我，带着两个俄籍告密者、4个日本宪兵和25个老“影”的土匪去搜查阿什河，一个离哈尔滨数公里的乡村。据说这里居住着苏联公民。
刚到这个村子，就远远地看见小路上有一群人向我们走来。原少佐让我们在路两边的树丛里躲起来。不一会儿，那群人走近了。我们从树丛里跳出来把他们围住，用枪指着他们。对方有一个日本人，他走上前来，用日语向原少佐说话，看样子是在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