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名伴好运——起名禁忌
中国自古以来对人的取名就特别重视。从周朝起，起名就纳入礼法，形成了制度。通常是在小孩生下来三个月后由父亲命名，但是实际上，也有满月命名、周岁命名以及在生下来以前先把名字起好的。
后来在孔子“正名”思想的影响下，人们把为后代取名看得越发神圣甚至神秘。中国人在起名时，常常会在名字中用一些方法来区别同一个家庭的不同辈分。比如：在名字中用一个字表明辈分，而用另一个字表示取名所表示的含义。也有的在名字中用一样的偏旁来表示同一辈分。
早在我国周朝就规定了取名的“七不准”，这也是我国最早的取名禁忌。从那以后，取名上的忌讳也随时代的变化而不断更新。到了现代，由于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仍有很多避讳。
姓名避讳的产生渊源
所谓避讳，一般有两种。一种指的是修辞格。也就是说话时遇到触犯忌讳的事物，不直接说出该事物，而用旁的话来表达。就拿“瞎”这个字来说，绝不可当着盲人说这个字眼，可用“盲”、“失明”来代替。
对于聋哑人也不能称为聋子、哑巴，应用“失聪”表示聋，等等。
另一种避讳，就是人物姓名的避讳。这里所谓的“避”，是指躲开、回避。所谓“讳”，是指忌讳。具体来讲，是指帝王、“圣人”、长官、父母、祖父母以及其他尊者的名字。所谓避讳，就是指人们在说话或者写文章的时候不能滥用滥写，遇到应当忌讳的人物名字时，必须想办法避开，用音同或音近的字去代替，或用其他办法改说、改写。
这种避讳，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独有的一种历史和文化现象。在长达两千年的封建时代里，人物姓名的避讳是上下臣民必须懂的一门政治学问，必须遵从的一项政治法规。
人物姓名的避讳，主要分为三种：一种是皇上的名字，举国上下的臣民都要避讳，这叫做“国讳”，也可以叫做“公讳”；另一种是，父母或祖父母的名字，全家后世的人都要避讳，这叫做“家讳”，或者叫“私讳”；还有一种既不是皇帝，又不是尊亲，而是周公、孔子一类圣人的名字，也要避讳，这应该叫做“圣讳”。
在这三类人物姓名的避讳中，“国讳”是最为严重而又最为严格的一种，是封建王朝统治下的臣民以及皇帝本人也必须遵守的。
“国讳”主要避讳的是皇帝本人的名讳，进而还要避讳皇帝的字，皇后及皇帝的父祖的名讳；推广开来，连皇帝前代的年号、帝后的谥号、皇帝的陵名以及皇帝的生肖和姓氏，也都在避讳之列。
人物姓名的避讳，大约开始于周代。孔子在写史的过程中，就明确指出，要“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同时，在西周金文中能够见到，在尊者面前，身份或辈分低的人通常都是对自己只称名，而不称字，也不称号。这实际上是与避讳尊者的名相统一的。不过，周代还没有形成严格的避讳制度。
到了秦朝，这种“国讳”便开始形成制度了。本来，秦代之前的皇帝都要在每年的第一个月接受百官的朝拜，并确定这一年的政事，所以每年阴历的第一个月便称为政月。可是，到了秦代，由于秦始皇降生在一月便取名为“赢政”。赢政当上皇帝以后，便改用同音的“正”来代替“政”（现在的一些农村，在口头语言上，也还是把“政月”说成“正月”甚至说走了音，而变成了“遮月”）。但是这样改还是没有达到彻底地避讳。又进一步，改成音近义也近的“端月”。同样，为了避讳秦始皇的父亲子楚，把“楚地”改成了“荆地”。
到了汉朝，在封建上层建筑领域中由于儒学占据着统治地位，避讳制度趋向完备，避讳范围更宽广了。
例如，汉高祖名“邦”，出于避讳，不仅在口头讲话或书面写作时，该用“邦”时都用“国”代替，而且对那些早就定型的文献，也要加以改动。比如：《论语·微子》中的“何必去父母之邦”，汉石经残碑就改作“何必去父母之国”。汉高祖的皇后名“雉”，当时的文书凡是遇到了“雉”字，就都改成与“雉”同义的“野鸡”。
唐宋是中国提倡儒术的另一个高峰时期，人物姓名避讳这种风气在唐宋时代也更加流行。
唐朝初年，中央设有六部，其中有一个叫“民部”。但是，由于唐太宗名叫李世民，为了避讳，于是把“民部”改成了“户部”，而且“户部”这一名称一直流传了下来。
唐太宗名李世民，“世”讳改为“代”或“系”，“民”改为“人”，“三世”称为“三代”。这在一些文献典籍中都加以改动了。例如：柳宗元的《捕蛇者说》的文尾“故为之说，以俟夫观人风者得焉”。其中，‘1人风”二字，本应为“民风”，出于避讳，而改成了“人风”。我国最早的一部在战国晚年便已成书的记载姓氏源流的著作《世本》，这时也把“世本”改为了“系本”。
这种避讳之风到了宋代，可以说是发展到了鼎峰，不仅形、音、义完全一样的字要避讳，而且只要是音同乃至只是音近的字也得避讳。比如：为了避讳宋高宗名字赵构，不仅“构”字本身禁用，而且只要是与“构”同音乃至只是音近、形似的字，如够、媾、沟、购、遘、毂、垢、觏、勾、岣等多达50多个字，也都要避讳，不能用。当时在四川，有一户与“构”同音的勾姓大家，由于要避“构”讳，不得已改了姓氏。
及至清代，这种避讳更是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雍正四年，江西考官由礼部侍郎查嗣庭任。他将当时规定的必读书《大学·右传之二章·释新民》中的一句“维民所止”作为考题。这句话原出自《诗经·商颂·玄鸟》，是颂扬王者的，谁知却引来了杀身灭门之祸。当时，有人告发说，原句中的“维”、“止”两字是将“雍正”
两字去了头。雍正皇帝一听，怒气冲冠，马上将查嗣庭革职问罪，以致查嗣庭病死狱中后，还戮尸示众；其家人均遭到牵连。不仅如此，由于查嗣庭原籍浙江，浙江省也因此受牵连，被下令停止乡会试六年。
这种近乎文字狱的严重现象一直持续到了民国初年。袁世凯复辟帝制以后，也大肆实行避讳。北京煤铺墙上原来有“元煤”二字，都统统涂掉，因为“元煤”与“袁没”谐音。“元煤”容易曲解成“袁世凯没了”。以此类推，“元宵”也要改成“汤圆”，因为“元宵”与“袁消”谐音。把“元宵”称作“汤圆”这种风俗现在仍在许多地方盛行。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不仅要避讳皇帝的名字，而且也要避讳皇帝以下官员的名字。《老学庵笔记》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位州官，名叫田登。由于“登”与“灯”谐音，元宵节放灯时，张贴的布告说“本州依例放火三日”，而不能说“放灯三日”。这个故事后来便成为一个谚语：“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
“家讳”，本是只限于亲属内部的避讳，但在与族外人接触的过程中，族外人也要尊重别人的“家讳”。如果再碰上某些政治、社会原因，久而久之，有的“家讳”也就不全都属于“私讳”，而变成群众的一种“公讳”。比如：考察陕西省韩城县，姓“同”和“冯”的两大家族，都是“司马”姓的后代。相传，远在汉武帝时期，他们原是司马迁的同族。后来，司马迁由于李陵事件坐了牢，受了宫刑，韩城县的司马同族由于怕受诛连，就忌讳姓“司马”而改姓了。有的在“司”字的左边加了一笔，改成了“同”字；有的在“马”字的左边加两点，改成了“冯”字。
“家讳”其实不全是避父亲的讳，也包括避母亲的讳。《南史·王琨传》有这样一段记载：“而避讳过甚，父名怿，母名恭心，并不得犯焉，时或谓矫枉过正。”
唐朝大诗人杜甫被称为“诗圣”，一生中共写诗将近三千首，而留下来的有一千四百多首，其中有大量的田园风光诗，但就是没有一个字提到海棠花。这一点，对杜甫耳熟能详的宋代大诗人苏轼早就指出来了。
苏轼说：“少陵（即杜甫）而尔牵诗兴，可是无心赋海棠。”杜甫为什么要避讳海棠呢？对此，《古今诗话》给出了很准确的答案：“杜子美（即杜甫）母名海棠，子美讳之，故《杜集》中绝无海棠诗。”
“家讳”也不一定仅限于父辈，有的还扩展到祖辈。比如：苏轼的祖父名“序”，苏轼的父亲苏洵的文章中，便改“序”为“引”。而苏轼在给人作“序”时，也经常将“序”改为“叙”。
在宋代，由于私讳之风盛行，有时竟然发展到了近于荒唐可笑的地步。北宋诗人徐积，由于他的父亲名“石”，徐积便一辈子不用石器，走路时要是遇到“石头”，也要避开脚，绝不能踩到“石”上。万一遇到路过“石”桥而躲不开时，也要让人背他过桥，而他是绝不脚踩“石”桥的。
“圣讳”虽不像“家讳”甚至是“国讳”那样严厉、那样范围广，但在中国也不完全出于自觉，而是有从上到下的规范。宋大中祥符七年就明文规定：“禁文字斥用黄帝名号故事。”金代的规定更详细了：“臣庶民犯古帝王而姓复同者禁之，周公、孔子之名亦应回避。”清代雍正的规定进一步扩大了，除了孔夫子，又加了一位孟贤人（孟子），规定孔孟名讳必须敬避。
起名禁忌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认为，一个好名字可以牵扯到许多内容，有文化背景、个人信仰、社会发展趋势甚至个人命运等。所以一个新的生命来到世问，父母最关注的就是给孩子起个好名字。许多人为了给儿女取个好名字，搜肠刮肚，翻《辞海》，看唐诗，问朋友，结果取的名字并不满意。命名看上去简单，事实上是有一定难度的。两三个字的简单组合，里面却蕴含了许许多多的技巧和方法。要想让名字顺口、简单、含义深刻、令人难忘，在命名时就要关注形、音、义三条原则。这一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原因就在于命名时存在诸多忌讳。
忌讳多音字
中国人的姓氏大多属于单音字。当然了，也有特别姓氏属于多音字，如乐字。这种姓氏显然在交往时会造成麻烦。如果说姓氏的多音是无法选择的事实，那么名字的拟定是完全能够避免这种麻烦的。
山东某地有一个学生名叫乐乐乐，老师上课时不知该怎么称呼他，竟然让这个名字给难住了。这个名字的三个字全是多音字，如果依照数学上的排列组合来计算的话，光这个名字就有八种读法，一节课只有四十多分钟，老师哪儿有这么多时间去一一实验这个名字的八种叫法啊。
这个名字不但费老师的心思，也让旁人百思不得其解。看来这个学生的父母是故意跟整个社会过不去，一个名字居然多达八种读音，在交际场合如何运用呢？到最后只落得别人想叫不敢叫，唯恐叫错了被人笑话，吃亏的还是自己。别人叫不上来，可以避开不叫。一个人的名字存在但是别人不叫，那么这个名字又有什么使用的价值呢！
所以对于多音字应尽可能回避。如果要用，最好通过联缀成义的办法标志读音。例如：×乐天、×乐章。前者通过“天”说明“乐”当读lè，后者通过“章”说明“乐”读yuè。最后一个字用意义提示你前一个字应读什么。
汉语有大部分多音字在一个词里面常用的只有一个音。这样的多音字在取名时就不必顾虑会产生误读。
忌讳读起来“绕口”
命名有时可以用叠音的方法。如：杨扬、刘留、雷雷等。这样的名字既好读，又好记。假如不是叠音的姓名，名和姓的发音方法就要拉开一定的距离，不然，读起来不顺口，达不到目的。
有些名字读起来就特别费劲、吃力，弄不好还会读错、听错。其原因在于取名用字绕嘴，差不多成了“绕口令”，如陈既济、夏亚鱼、张啸潮、耿精忠、姜嘉锵、江昌商、吴楚父、傅筑夫等。这些名字，有的连用两个同声母字，如亚鱼、姜嘉等。
有的连用两个同韵字，如既济、夏亚、啸嘲、吴富、励芝等。前一种是双声，后一类是叠韵。有的三个字同韵，如江昌商、吴楚父、傅筑夫等。
所谓“绕口”字，主要是指双声字、叠韵字和同音字。由于声母一样，连续起来发音费力；韵母相同的字连读，发音也不容易。所以，双声叠韵是导致“绕口”的主要原因。由此可见，忌用“拗口”字起名，主要是指不用双声、叠韵字起名。
把握了这个规律，就简单多了。符合音美标准的命名，应当是名和姓的声母不同组，韵母不同类。如：江涛、冯雨、郝韵、齐扬、余飞、张鸿等。这些命名，因为命名和姓的声韵异组异类，所以声音有了变化，读起来比较顺口悦耳。
如果名和姓同组，甚至完全一样，只要处理好韵母的关系，效果也不错；反之，名和姓同类，以致完全相同，那就要在声母上做一番努力。如：彭真、冯帆、尤林、钟晨、徐宽、张川等。
总用生冷字
名字是供交往时使用的代号。人之所以使用这个代号，是为了不在喊李四的时候赵七答应。如果你取的这个代号许多人都不知道怎么读，那么你这个代号就丧失了意义。当今是信息化时代，绝大多数电脑储存的汉字仅限于常用字。如果命名时使用一些冷僻字，大多数人不认识，肯定影响了人与人之问的交往。命名使用生僻字，只能大大增加别人工作的难度。
人们在取名时选用生僻字的初衷其实很简单，就是为了与众不同。
但平常人们认识的常用字，却不过三四千字，而命名又主要是为了让别人呼唤，并不是为了显示学问。如果你取个生僻字来命名的话，肯定会影响你的生活。
有人举例说，当你去某个部门应聘找工作时，主管领导看了你的简历后，如果叫不出你的名字，那么对你的印象肯定也是不深的。如果他在叫你时，把你的名字念错又经你纠正，这场面可能会使领导下不了台。领导会觉得失了面子而尴尬甚至恼怒，你也可能会因为领导连你的名字都不认识而生厌恶之心。日后在上下级交往过程中，就可能发生一些不协调、不融洽的现象。
其实不仅是工作上，在学习上也会受很大影响的。根据不完全统计，老师在叫学生回答问题的时候，一般爱选择名字比较简单的学生提问，而对那些名字中带有生僻字的学生，老师一般都会跳过去。一来，上课时间有限，老师不想因为几个生僻字耽误有限的时间；二来，老师也非圣人，他也有虚荣心，并且他比一般人更看重自己在他人眼中的形象，所以他不愿意自己在学生面前读错字。为了避免读错，当然不读为妙。
由此可见，命名固然要避开俗套和雷同，但更忌讳使用生僻字。使用生僻字，不利于自身形象，妨碍了交往，得不偿失。
我国汉字数量巨大，仅《康熙字典》就收有42174字。另外，繁简字、古今字、正俗字之间往往有特别细微的差别。现在人们取名爱翻看《康熙字典》，这是不可取的。我们要借助工具书，最好的是《现代汉语词典》。它在每个字下还收录词语，这对于命名颇具参考价值。使用这部工具书也要注意避忌里面的生僻字。
忌讳姓名字体的单调重复
有些人取名，爱利用汉字的形体结构做文章。例如：石磊、林森、聂耳这三个名字就是此例。这种命名的审美效果很好，可惜我们的姓氏能如此利用的太少了。而且哪怕石、林、聂三姓，也不可能大家都使用这种方法。
有些人取名，使姓名三个字的部首偏旁完全相同，就会使人产生一种呆板之感。尤其是当你在书法签名时，就会更强烈地认识到，偏旁部首相同的名字，如江浪涛、何信仁等，不论如何排列组合，都有一种单调呆板之感，不会产生点事纵逸、变化多样、曲折交替、气韵贯注的美学功效。我们既然是用汉字起名，就不仅要考虑意义上高雅脱俗，而且要重视书写时变化多姿的形象美。
上述例子说明名和姓存在形体结构的组合问题。如果形体结构变化不大，姓名就显得呆板、拘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