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见到秦牧叔叔，已经是我成为下乡知青，从海南岛回广州探亲的1972年。
那时候，虽然“文革”狼烟未逝，我父亲和二哥还关在牢狱里，但“九？一三”林彪事件以后，社会气氛略为松动。我和妹妹辗转打听到秦牧叔叔家的新址——在广州东郊铁路边一个叫“水均岗”的简易楼群里。记得还带了一点海南岛的土产，踩着一脚的泥泞，怯生生敲开了那个陌生的屋门。没有久别重逢的戏剧性场面，在片刻的愣怔之后，秦牧叔叔和紫风姨认出了我们这两位已经成年的“小朋友”，压抑着惊喜的心情，吟吟微笑着把我们迎进屋里。
狭迫不堪的两居室小屋（我知道江平大吴姨夫妇一家仍旧与他们同住），自然是到了转身碰头的境地。秦牧叔叔和大、细吴姨显然憔悴了许多，说话也显得小心谨慎。更多的时候，是紫风姨跟我们长长短短地说着，秦牧叔叔沉默一边，偶尔插话。零食一端上来我就感到鼻酸，所有陈年的旧事一一撞面涌来。秦牧叔叔缓慢的语速、机智的反应以及不动声色的幽默，却似乎一仍如旧。那时候他好像刚从“五七干校”回来，已从“牛棚”解放，正赋闲在家。
我们都没有提及任何“批判”的话题，随便说着这些年来两家的人事变迁，我便鼓足勇气告诉秦牧叔叔：这些年来，我在乡下一直在学习写作，我还是没有放弃从小就想当作家的理想。我本来以为，尚未从“文革”惊吓中缓过气来的秦牧叔叔和紫风姨会坚决反对我的选择。不料，秦牧叔叔听罢，点头笑道：写作最难的就是坚持。这么多年你能坚持下来，说明你是真的喜欢写作的。没有什么比这个喜欢，更重要的了。我心里大喜过望，嘴上却嗫嚅着说：可是，我怕自己眼高手低，想得很好，写出来就不是那么一回事儿……秦牧叔叔说：不不，不要怕眼高手低。眼一定要高，手才能高上去。学写作第一要紧的事情，首先就是要眼高……
这里我想稍稍停下来，谈谈这句话对于我的非比寻常的意义。
一个处在荒芜年代的孤独少年，其敏感的心智就像早晨刚刚张开的花苞、嫩芽的绒毛一样，会充分感受、吮吸每一点雨丝风露的滋润。秦牧叔叔一定想不到，他的这句看似普通平常的话，其实影响了我日后整整几十年的写作与人生的走向。“不要怕眼高手低。眼一定要高，手才能高上去。”这句话在我心中铭刻多年，被我年少的心智解读出无穷无尽的微言大义：比方，“首先要眼高”，就是要首先读一流的作品，不要把时间荒废在二三流的阅读之中；要交一流的朋友，受一流的影响，向同时代、同辈人的最高水平看齐，不在小圈子里作无聊的攀比和孤芳自赏、自怜自艾。所以我多年来交朋友，都是往年长有见识的人里交，往比自己优秀的人里交，笃信“取乎其上，得乎其中”的道理。
再者，心眼是合一的，眼高，首先要心宽。父亲从小用林则徐的“有容乃大，无欲则刚”作为家训（这是父亲对我影响最深的教诲之一），因为有了“眼高”作为一个新的标尺，“有容乃大”此时忽然像跃上了高岗，变得视野开阔、涵蕴高远了。
具体地说来，秦牧叔叔这句话，使我这样一个在“文革”的盲目与狂热中开始学习写作的人（俗话说“喝狼奶长大的”），不自觉地，仿佛是无师自通地，在文学感受和思考模式上，少受了许多“文革”僵硬教条的影响。因为追求“眼高”，要求自己“只读一流的作品”，今天很多相熟朋友都感到吃惊，“文革”中的许多流行作品如《金光大道》、《虹南作战史》与《牛田洋》等之类，我竟然一概都没有读过。要读中国作品，下意识里一直在“往前找”，先是读“文革”前十七年的小说（柳青、孙犁、赵树理什么的），不过瘾；找30年代的巴金、茅盾、曹禺来读，还是不过瘾：就住古典小说、诗词里泡，往西方19世纪的经典作品里泡。在样板戏满世界轰炸的当口，我是在农场广播站的废品堆里第一次听到杨宝森的《文昭关》和各种客家山歌，从而开始对老京戏、老民歌着迷的。
前些年和老友汪晖闲聊，说起同辈友人（如北岛等）的日常喜好中所受到的苏俄文学与“文革”文化的影响——比如一喝酒就要唱苏联歌曲和样板戏等，他诧异于我的“气质”里似乎此类痕迹不重。我告诉他：其实痕迹还是蛮重的，只是当时受一位长辈的启发，不自觉地，有时就好像和许多这类影响擦身而过了。我没有向他细说，从根本上影响我的，其实就是秦牧叔叔当初那句今天写下来是那样“貌不惊人”的话。
画家黄永玉在他的回忆文字里这样说过：“一个真诚的施与者是缺乏记忆的，但受施者却永世难忘。”（《速写因缘？黄永玉散文》）年前和久别的紫风姨谈起秦牧叔叔对我的影响，我提及这句话，她已经淡忘了。我对她说：你也有一句话，对我当时的成长影响很大。“是吗？是什么话？”她兴致盎然。
那时候，带着“作家梦”里“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憧憬，我在1972那一年，利用探亲假一个人从海南岛出发，渡海过湛江，坐慢车穿云贵、越蜀道，自山城重庆坐三等舱沿长江三峡顺流而下，再从武汉南下，入三湘，过南岭，一路和各种人物交谈来往，随时记写笔记。我把一路上的笔记整理出一小本，题名《写在长江上》，送请秦牧叔叔和紫风姨指教。
秦牧叔叔当时看出我的三峡纪行篇很受刘白羽《长江三日》的影响，说：刘白羽文笔不错，但喜欢扯高调门，你要注意。古人把一味高调门叫做“泼狗血”，写文章一到“泼狗血”，就不好了。紫风姨则把我的整本旅行笔记一篇一篇读得很仔细，末了说：这里有一个一缸水和一滴蜜的关系。你要知道你文章里的蜜是什么？在哪里？如果让读者喝完了一缸水才能吃到那一滴蜜，那滴蜜就变得没有意义了。
紫风姨这个关于“一缸水和一滴蜜”的譬喻，多少年来，也一直被我“微言大义”的年少心智引申、稀释为从文章经营到为人处事的种种营养。“分寸感”这个东西，说小很小，说大却很大，艺术与人生的“段数”高下，全在这“分寸”的毫厘差别之间。紫风姨的这个“一缸水与一滴蜜”之说，让年少的我逐渐学会把握的，正是写作和人生的“章法”和“分寸感”。
“正常”
从此，秦牧叔叔那个幽暗狭迫的“新家”，于我平添了一种别样的意味。在那些无书可读却求知若渴的年月，关于文学与人生，我有幸聆听过秦牧叔叔的无数教诲，我们之间曾有过无数深入的交谈。利用每年探亲回城，我一定带着自己一年来的人生历练——包括乡下见闻、读书感受和练笔习作，登门造访。是一种求教，但说求教又好像狭窄、矮化了这样一种两代人之间在一个特殊年代的特殊交流；是一种亲情，但亲情中又有着长幼、师道之尊里所一定秉持的某种距离感。但说到距离感，谈话又完全是无间无隙、无拘无束的，话题天南地北，情绪随意洒漫。这是“文革”的蒙昧岁月中，命运赐予我的一块净土，一个宝藏和一处港湾。
那时候，我当然已经熟读过秦牧叔叔的所有作品，但秦牧叔叔对我的直接影响，则基本上不是源于他的文字，而是源自他的风范。他是一个摇着一把葵扇就可以蹲到巷子口上和阿婆阿公唠家常的普通人。从文学起步伊始，秦牧叔叔就常常这样告诫我：首先要做好一个正常的普通人，才能做好一个作家。作家不一定非得要“三更灯火五更鸡”或者仿佛“不食人间烟火”地生活。鲁迅说，文学是韧的战斗。只有正常和平常，才能坚韧、持久。这种“正常”和“平常”，已然成为秦牧叔叔的一种生活信念——远奢华，脱面具，去矫饰；不求惊世骇俗，不故作惊人之语，而是以积极而平实的胸怀和心态去面对日常人生。这种面世态度，可以说从根本上影响了我自己日后几十年的写作与人生道路。
都说博闻强记、兼具知识性和趣味性是秦牧散文的特点，但和所有具有“博闻强记”特点的作家、学者一样（比如钱钟书），秦牧叔叔的家里并不是书籍琳琅的，日常谈话中也并不喜欢掉书袋式的旁征博引。相反，秦牧叔叔非常注重谈话中的思想线索、思考路向。“嗯嗯，你这么看，给我说说你的道理？”他喜欢引导我谈自己的“道理”，不管是多么幼稚或偏颇的。这让我后来养成一个习惯：和秦牧叔叔淡话是要带着自己的“道理”上场的，他不止喜欢听你言述自己的经验感受，他更喜欢听你讲经过自己思考的“道理”。
我当然也注意到，在各种场合（包括私下场合），或许是历经风浪，秦牧叔叔的言谈始终是谨慎的，他很少有出格、偏激之沦，更绝少听过他对自己当下处境的抱怨。但是，他却从来不会跟你说一句套话，用某一种既定的公式来谈论问题。相反，他总是善于在有限的话题范围里，以睿智的方式，扩展出尽可能大的认识天地，发掘出尽最可能多的向度、深度和能量。“某某这样一种看法当然很有道理，但可不可以有另外的道理呢？在什么样的前提下，哪怕相反的道理，也有可能是合理的呢？”这样一种多元化、包容式的思考和言说方式，是今天所谓“后现代知识语境”所孜孜以求的。可在我成长的过程中，这种平实、辩证、多向度的讨论问题的方式，始终是秦牧叔叔一而贯之的思考和面世态度，也是他深深影响我的人格特质之一。
说到“抱怨”，我从平日不温不火、从不议论人非的秦牧叔叔口里听过的最大的臧否之言，恐怕就是对那些“死教条”、“一根筋”同时喜欢以势压人的人物事体的嘲讽了。但在我这位“文学后生”面前，这种嘲讽往往也是点到即止的（但以我的年少敏感，我能意会他的所言所指）。
在我的记忆中，最能触动秦牧叔叔的情感之弦而令他动容动怒的话题，就是谈及社会底层大众的苦痛和那些鱼肉百姓的官僚的恶行了。有时我和妹妹向他言及知青生活里经历的种种不合理事情，或某位受到不公平对待的长辈友人（比如我们两家共同的友人，留法医学博士、“文革”中抑郁而终的罗广庭医生），他会像受了惊吓一样地霍然站起来，在小厅里来回踱步，嘴里喃喃有声：“这不可以的……这怎么可以呢？……”日后我从他发表在1979年、讨伐文化专制主义的《鬓狗的风格>；一文中，是可以从他日常的温软平和里，读出他的“金戈之怒”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