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这一系列推动校园生活里的个人化、人性化交往的举措，使得学生给予的评分大幅提高，终于使商研所在综合评估中跃登全美榜首。而满腹“老一”情结的宾大沃顿商学院，则因为帮助学生做就业辅导的主管辞职三月而后继无人，使校方与学生之间的联系管道一度中断，连带影响到毕业生求职的服务效率，最后被挤下了联袂多年的黄金宝座。
要知道，对于华尔街未来的“金童玉女”们，这“商学院排行榜”的前后位置可是“命运攸关”的大事（求职、薪资与此相关，联邦资助、学校未来的捐款等都要受到影响）。难怪宾大的企管教授要用“沃顿进入黑暗时期”的话语来形容这一次的排名挫败了。
“校园生活里的个人化接触”，竟会成为一所大学（尤其商学院）学术排名、教坛地位的“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之生死命穴，听起来似乎有点让人匪夷所思，其实却是在此地公共教育的日常实践中早就有迹可循的。此间成长的孩子，几乎从幼稚园开始，就强调培养孩子的外向社交能力和与他人交往沟通的能力；各个层级的公校与私校的学费“含金量”之重要区别，其实即是师生之间与校方、家长之间的“个人化接触”的亲疏与多寡，连同由此关涉的教育质量。
只是近些年来的院校教育中，不光是以往强调“小而精”的私立文理学院注重家庭式、沙龙化的学院社交氛围，而且出现了各大私立、公立名校大校，纷纷注重从密切校园人际交往来提升教学质量和学术层次的趋势。即便像直接以“投资”与“回收”的时间差来评估教育价值的商学院，也不得不从以往可视可触的金融、财会、商管课程中腾出身来，关注学生与师生间的人际互动，人文素质的综合培养，充实学生除了专业技能以外的其他学科知识与活动能力，以从根本上提升学校的竞争力。用有关报道的话说，则是：“商学院毕业生的附加价值”，在此经济低迷、供需失衡的特别时期，显得比什么时候都更重要。
这又触及那个所谓“素质教育”的话题了。如果“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马克思经典定义并未过时的话，“人际交往”就成了构成社会生活的最基本的内涵。一个人的基本素质的高下，说到底，就与“交往”的能力——以一己的人格素质、专业技能与社会建立联系的能力——密切相关了；创造“人际交往”的良性环境，与建立人际交往的良性通道，于是就成了大学教育里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中至关重要的两大课题。这个话题往深里说当然有许多值得探究的层面，比方，它与东方式世故里的人际“关系学”有什么样的异同？用哈贝马斯强调权力交换关系的“交往理论”来分析，是否这种校园内注重的人际互动与“后资本”、全球化时代的垄断性权力在建立一种“共谋关系”？等等。
本文无意于做此微言大义式的推演阐发。走笔至此，反倒想起一点趣事，足资说明强调“人际互动”如何成为当今美国院校教育里的重要趋向：笔者一位学生在一篇为报考大学的美国高中生介绍“常青藤大学”的英文文章里，提到她在耶鲁招生办协助招生面试时一段经验之谈——有经验的教授告诉她一点面试秘诀：新生录用的最基本、也是最后的一条标准是（竟然是）——你是否愿意和他（她）一起在耶鲁学舍里做晚餐交谈(Din-nertalk)？
林徽因与耶鲁
“我记得在耶鲁大学戏院的时候我帮（弄）布景，一幕美国中部一个老式家庭的客厅，有一个‘三角架’。我和另一个朋友足足走了三天，足迹遍纽海芬全城，走问每家木器铺的老板，但是每次他都笑了半天说，现在哪里还有地方找这样一件东西……。耶鲁（剧院）是个经济特别宽裕的剧院，每次演的戏也都是些人生缩影，并不神奇古怪，可是那一次布景，我们（没）少了跑腿去东求西借。剧院主任贝克老头儿，每次公演完戏登台对观众来了一个绝妙要求，便是要东西，东西中最需要的？鞋！因为外国鞋的式样，最易更改戏的时代……”（引自《明报月刊》2004年第5期）
这是最新发现的一篇林徽因轶文《设计和幕后困难问题》中（发表于1931年8月2日《北平晨报》，发现者为严晓星），提及她在耶鲁生活的一段文字。
耶鲁是历史上和中国渊源最深的一所美国大学。近现代史上许多重要的中国人的名字，都与耶鲁相关。比如近代“中国留学生第一人”容闳，开创现代中国铁路史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开创现代中国语言学的语言大师赵元任……我没有想到，民国时代的一代才女，新中国的“国徽”设计者之一，著名建筑家梁思成的夫人和一代宗师梁启超的儿媳妇林徽因，也与耶鲁有着这么具体而细微的关联。曾因与徐志摩、梁思成、金岳霖的三段恋情而成为民国时代几段最著名的罗曼史之一而蜚声遐迩（其他几段为徐志摩与陆小曼，郁达夫与王映霞，张爱玲与胡兰成等），更因为电视剧《人间四月天》的影响，林徽因的社会公众形象，大多被塑造成多情、多才、多愁善感同时弱不禁风的仿若现代林黛玉式的人物（特别是与其他几段罗曼史的女主人公相比时更是如此）。
殊不知，无论从林的儿子梁从诫的回忆中，或者从林的著述（包括上述轶文）所呈现的，林徽因，都可以堪称是现代中国的第一代“女强人”。林徽因英语流利，善诗文，懂舞台美术和表演，专精建筑学与建筑艺术史，同时也是一位积极、成功的社会活动家。她的真实形象，比同时代写《致小读者》时的冰心要刚健，比《莎菲女士》时代的丁玲要干练，比写《呼兰河传》时的萧红要柔韧，更比张爱玲、陆小曼、王映霞等民国名女人要显得清爽新亮——把她称为现代中国追求女性独立自由、充分展示女性才情光华的“女性主义第一人”（或最前锋人物），应该是毫不为过的。
有意思的是，耶鲁大学恰正是现代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发源地和实践重镇之一。耶鲁是美国各“常青藤大学”中第一个正式接收女生入学的学校，“性别理论和女性主义批评”，则至今仍然是人文学界所谓“耶鲁学派”的招牌产品之一。林徽因于1927年至1928年间，曾在耶鲁大学戏剧学院进修舞台美术。或许林徽因并没有修读任何“女性主义”的耶鲁课程，但风气所及，林徽因在她的耶鲁与国外求学过程中，逐渐把自己锤锻成一位独立、自主、专业而深具现代人文色彩的新女性形象，则应该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情。
林徽因这位秀外慧中的“民国才女”与耶鲁的另一段因缘故事，或许就更富于戏剧性了：今天成为美国首都华盛顿最为动人的一道风景线的越战纪念碑的设计者——华裔建筑师林樱，可能很多人并不知道，她正是林徽因的嫡亲侄女。当年以大学三年级的稚龄，林樱交出的设计图据说在建筑系的课堂上只拿到了“B”，今天却成为20世纪建筑史上最为引人注目、最为令人骄傲的伟大设计之一。为了表彰林樱的成就，耶鲁大学校方委请林樱为耶鲁校园留下一件永久性的纪念设计作品——对于建筑师，这是一项至高的肯定和无上的殊荣。今天安静平展在耶鲁校园中心——史特灵图书馆门前的“女人桌”，正是林樱设计的落成于1993年的另一杰作。它以一个椭圆形的永远向外涌流清水的平面，一环一环刻上了耶鲁在美国私校历史上“破天荒”地录取和录用女性的人数纪录。它的最突出的主题正是——女性主义。
耶鲁二晤龙应台
一
这样的巧合，按流行的说法，就是缘份了：几年前，作家龙应台走马上任台北市文化局长后的第一次海外演讲，是从台北“逃课”出来在耶鲁大学讲台所作的“台北、上海双城记”；“文人从政”一千天以后，龙应台终于全身而退（用她的话说，是“文人的龙应台打败了政务官的龙应台”），龙辞官后的第一场海外演讲，又是应邀在耶鲁作的关于“文人、文化与政治”的英文演说。以耶鲁始又以耶鲁终，“龙应台当官”的故事于是好像染上了一点宿命的谐趣色彩，耶鲁，便凑巧成了龙应台这一段从政经历自起点至终点的一个不错的观察点。“究竟是你跟耶鲁没完，还是耶鲁跟你没完？”恰好，龙应台的两次造访我都是充当司机和“地陪”，我便总是这样笑她。不过这一回，我告诉她：倒是我想跟她“没完”了。活生生逮着了这么一个行雷走电的“话题人物”，还不狠劲儿写个够本再说？
真的，三年不见，大家都说龙应台反而显得年轻了，滋润了，好像三年的奔波辛劳并没有在她脸上留下什么痕迹。“是因为无官一身轻了，恢复作家、文人的身份，我又可以‘做自己’了嘛。”她乐呵呵地说。“真应该好好为你喝两杯。”在诗人郑愁予家中，我们一众“耶鲁帮”向她真诚道贺，衷心为她的“脱离苦海”而高兴干杯。不料龙应台举着酒杯，脸上却显出凝重的表情，缓声说：“不过我觉得我是自私的。我本来不应该这时候退下来的。”看她的神色知道绝非戏言，我们的起哄一下子散漫下来，听她说道：“三年多一个任期下来，所有事情都才刚刚开了个头，文化意念的注入规章制度建设，各方文化事业的创办与推展，还有文化政务官的行政行为与文化建设之间所应建立的规范，等等，一切都还有待成型充实，如果从奠基处再往前走，再做一个任期，情况就会好得多。实在说，我现在是有点放心不下，觉得自己好像没有尽责。”可是她马上又换了一个轻松的口气，“不过，我好歹摆脱出来了，对我个人真是好事，我也确实到了身心可以承受的临界点上，来来，干杯干杯！”
笑语喧声中，我心里释然一笑：故事的“张力”出现了。“龙应台当官”的话本，本来自始至终就是充满悖论吊诡的（所谓“二律背反”）——以“反体制批评”名世而又以“进入体制”惊世；出任高职政务官却又意图保持独立文化人的姿态；似乎是见好就收的激流勇退与皆大欢喜的全身而退，如今，却又嵌在于公于私、文化政治两种角色的两难抉择之中，而显得不甘不愿、心魂相系……我想，文章可以由此找到切入点了。
“龙应台当官”的故事，从一开头就很有传奇色彩：几年前的台湾，刚上任的民选台北市长马英九在文化艺术界友人的推荐下，专程飞到德国法兰克福，半夜登“龙门”求贤劝进，终于感动以“反体制批评”名世的龙大作家“进入体制”，成为台北新创文化局建制的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但故事的内里细节，却为这“三顾茅庐”的现代版本平添了几分谐趣色彩：经各方举荐并由“市长圈定”人选之后，“有关部门”照章行事，打电话到法兰克福要求龙应台给台北市府传真上一份简历和自传。龙应台一听就火了：又不是我要求职，凭什么要我寄给你们简历？！贵市长想要了解我，先找我的书读读再说，书就是我的履历！被打了回票的市长马英九不但不生气，果然买了全套“龙集”，熬夜读了个通透。以至法兰克福夜访中，龙应台当面提出那个“出格”的“三不”要求（如果出任文化局长，将不为市长助选、不为市府宣传，不出席非关工作的社交应酬），一再强调文人参政的独立性坚持，马英九可以援引龙应台那些“野火”文章中对现有公务体制的“根本性怀疑”，无保留地支持她的“三不主义”。龙应台从惊疑到心动，马英九又及时送上了他竞选时的“文化政策白皮书”，两个人对台北文化建设的许多想法，竟然不谋而合，这就奠定了“龙马”合作的第一步。
在《百年思索》一书中，龙应台如此述及当初她与马英九的一段对话：“你把她找来，是因为她有独立的精神；如果她一进入官僚体系就失去了这份精神，也就抵消了你找她来的意义，你同意吗？”“如果她失去了独立的精神，那么她输了，我也输了。”龙应台告诉我，马英九的“无保留”确实是说到做到。作为“市府团队”的政务官，为政三年，她果然做到了完全的“行政中立”，不助选，不应酬，不为市府政治、政策做宣传机器，文化局的工作，始终聚焦在城市文化政策的制订和文化规划的落实之上。“龙马之合”，确实为中国历史上士大夫与权力中心纠缠不清的“文人从政”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
二
我问龙应台：为官三年，包括我们这些新知旧雨都作好了“龙应台一准半途铩羽而归”的心理准备，不料你却全身而退，并且看来“政绩斐然”和“佳评如潮”，在你看来，你最应该感谢谁？我本来以为，她大概会首先感谢“具有文化视野、宽容大度”、让她“放手挥洒”的市长马英九；或者，感谢让她远离一对稚子、放手在台北打拼的德国家人，在许多场合，她确曾发过这一类感言的。不料龙应台略略一想，出其不意说：首先要感谢的，就是你们——文化界这些“新知旧雨”。我一惊：此话怎讲？龙应台娓娓道来：我到台北当官，说“义无反顾”是在作出决定、担起责任以后，但我最顾虑的，其实是文化界友人的反应。我很在意“知识分子被体制收编”的批评，我也知道很多人对我在“政治染缸”的忍耐力、自制力表示怀疑，等着看我的笑话。我是带着随时被文化人挑剔、为难的心理准备上任的，并且只要一挑剔起来，“笔可以比刀还锋利，口可以比剑还快”。可是，我万万不会料到，在我设想过的各种困难里，可能最感困难棘手的这一环，恰恰没有出现……
在龙应台为离任而写《任公子钓鱼》一文中，她动情地写道：“奇怪的是，我没有看见文化界的刀光剑影，我只看见文化人抛开自己手边的事务来为台北市的文化建设尽心尽力。我看见平常傲岸不群、耻于与官府来往的文人为文学奖、诗歌节、艺术节、电影节的策划一次又一次地开会讨论，平常为自己的研究教学已奔劳辛苦的学者为古迹老树的保存一次又一次地会勘踏查。三年之中，我没有看见文化界的嫉妒与践踏，却深刻体验到文化人的细腻和深情。他们并没有彼此串联，但是显然他们认识到文化在政治漩涡中的绝对脆弱而决定一心一意地给予扶持与呵护。没有任何人做过手势或打过暗号，但是作为受的那一端，我点滴在心。”
我注意到，在龙应台捎来的台北出版物中，带头为龙应台及其文化局工作“背书”的（台湾说法，即捧场、肯定），有文化批评界的“辣手”南方朔，有建筑论坛上的“铁笔”夏铸九，有文物古迹界的“高人”汉宝德，更有台湾电影界大师级人物侯孝贤与焦雄屏，一个个都是诸方文化山头的武林高手。这些名字，在台湾地区敏感的政治版图上（比如统独、本省外省），或许分属泾渭分明的不同板块，但只要聚合在龙应台面前为台北文化建设出力，就从来没有政见、省籍与“本土”、“非本土”之别，并且每一个行当的专家高手，都奉献出了最坚忍的耐心、最小心的筹划和最专精的考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