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毛泽东在列车上同翻译师哲谈话：“你是什么地方人？”“韩城”。毛泽东双眸一亮，“陕西的那个韩城？”师哲点点头。“噢，那你是司马迁的同乡喽！”毛泽东谈兴甚浓。他用手中的烟头续燃了一支香烟，深吸一口，悠然吐出，再问师哲：“你住的地方离司马迁有多远？”“大约40里”。师哲告诉毛泽东，司马迁得罪汉武帝被施以宫刑后，人们害怕受到株连，有一段时间，竟没人敢姓司马了，分成了冯周二姓，冯姓住县南，周姓住在县北。毛泽东听后不无感慨地说：“打小报告的人，看来什么时候都有啊！”对于司马迁，毛泽东寄予了无限的同情。谈到司马迁所受的宫刑，毛泽东颇有些伤感，他半天无语，许久，才扼腕叹息道：“汉武帝7岁立为皇太子，16岁即位，在位54年，把汉朝推向全盛时期。可是就这么一个还算有作为的皇帝，一旦臣子违逆他的意愿，竟下如此毒手。”说到这儿，毛泽东连连摇头，“和皇帝佬倌有什么理好讲？汉武帝没有杀掉司马迁，已算是手下留情，不过，施以宫刑，也实在是够残忍的了！”师哲接言：“司马迁也确实称得上一代人杰，身心蒙受了那么大的屈辱，居然能潜心著书，写出了‘无韵之离骚，千古之绝唱’的《史记》！”经典古籍烂熟于胸的毛泽东连连点头，随口背诵出了司马迁《报任安书》中的一段话：‘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奋之所为作也。’在这里，与其说司马迁是在感叹厄运对人精神世界的砥砺，不如说是在抒发自己的一种情怀，一腔抱负！”说着，毛泽东站起身，在车厢里来回踱了两步，又回身望着俄语翻译，“司马迁‘身残处秽，动而见尤’却‘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所不辞’，是因为他内心的积郁还没有来得及宣泄，苦衷还没有昭之于世人，满腹文采还没有来得及表露，他希望自己正在写着的著作能‘藏之名山，传之后人，通邑大都’。诚如是，则虽九死而心不悔，这愿望确实是达到了。可以说，真正的信史自司马迁始，‘史学之父’，他是当之无愧的！”“唐诗、晋字、汉文章，汉代的文章，因了司马迁的《史记》，确实被推向了极致。”师哲附和。毛泽东点点头，重新坐回沙发上，轻轻在烟灰缸上蹭掉烟灰，道：“有人说中国没有鸿篇巨制的史诗，怎么没有？司马迁的《史记》难道不是一部有着广博学识、深刻目光、丰富体验和雄伟气魄的史诗！评论司马迁，可以有不同的侧面，单以文章论，他也不朽了。”（曹英编《震撼共和国的大阴谋》，团结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25～30页）
屈原喝的是一杯苦酒，也是为真理服务的甜酒
12月，毛泽东在访苏旅途中，常与苏联翻译、汉学家费德林交谈。费德林常就中国文学的若干问题向毛泽东请教，毛泽东也就此侃侃而谈。费德林将这些谈话作了记录。这些谈话实在是很精彩的诗话。
费德林请求毛泽东谈《诗经》，他认为《诗经》“无疑是中国诗歌的最高典范”。
毛泽东说：“《诗经》是中国诗歌的精粹。它来源于民间创作。都是无名作者。创作的年代已经无法查考。这本文献把过去那个久远的年代同我们拉近了。《诗经》代表了中国早年的美学。这种诗感情真切，深入浅出，语言很精练。”
费德林问：“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几千年来《诗经》一直是中国诗人模仿学习的样本呢？”
毛泽东回答：“是的，这是没有问题的。可以说《诗经》中的诗歌对后来每个有思想的诗人都产生过影响。问题在于如何理解这些古代的民间创作。这是问题的实质。对于那些不理解或者曲解了的人我们就不必去说了。我们可以回顾一下那些不仅理解，而且试图模仿这种古代诗学的人。他们模仿的不仅是它的修辞特点，而且继承了《诗经》中民间创作的内容实质。”
“您指的是在追随无名前辈的创作方面最有成就的诗人吧？”
毛泽东说：“是的啰。可以说，这是语言艺术和诗歌形象发展中最有价值的内容。古代无名作者的天赋是把自己的思想意念变成简练的诗歌和歌谣。”
费德林说：“据中国文学史上说，在《诗经》的无名作者之后，首屈一指的该是屈原了，他是第一位有创作个性的诗人。”
毛泽东说：“哦，这是你喜欢的题材啦。不过这个问题谈起来就不那么简单啰。对，屈原生活过的地方我相当熟悉，也是我的家乡么。所以我们对屈原，对他的遭遇和悲剧特别有感受。我们就生活在他流放过的那片土地上，我们是这位天才诗人的后代，我们对他的感情特别深切。不过现在的人就未必啰，他们不一定理解屈原的伟大功绩。”
费德林说：“我想，由于乡土关系，同乡人哪怕隔了许多代，对屈原有一种直接的感受，他们对诗人的评价就更有说服力。”
毛泽东说：“可是，家乡人对屈原的纪念是很微不足道的。何况诗人的时代距今已经两千多年了。对于他的命运，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看法。”
费德林说：“历史上任何一个伟大变革都会产生一些悲欢离合的故事。至于屈原，政治变迁是他个人的不幸。屈原艰苦地走过他的时代，他忧国忧民，力求挽救楚国的危亡。”
毛泽东说：“连年战乱使国家凋敝，民不聊生，楚国灭亡了，这是事情的一个方面。接着开始了另一个历史过程，就是把那些分散的、互相争权夺利、争战不休的诸侯王国统一起来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最后，它以秦始皇统一中国而告终，从而形成第一个集中统一的帝国。这对中国后来的命运产生了重要作用。这是事情的另一个方面。这个问题我们以后还要专门来谈。”
毛泽东说：“是的，这些都发生在我的故乡湖南，发生在屈原殉难的地方——长沙。因为这缘故，屈原的名字对我们更为神圣。他不仅是古代的天才歌手，而且是一名伟大的爱国者：无私无畏，勇敢高尚。他的形象保留在每个中国人的脑海里。无论在国内国外，屈原都是一个不朽的形象。我们就是他生命长存的见证人。”
费德林对毛泽东说：“现在我们苏联读者也能看懂屈原的诗了。我们知道，屈原是很久以前的诗人，但也是属于未来的诗人，他用诗歌来表明自己的心迹，表达自己的真情。他的《离骚》向我们说明，有了生活体验才能写出诗来，只有认识自己，才能改变自己。”
毛泽东说：“是啊，屈原的功勋并不是马上就得到人们的承认。那是后来过了不少日子，诗人的品格才充分显示出来，他的形象才真正高大起来。屈原喝的是一杯苦酒，也是为真理服务的甜酒，诗歌像其他创作一样，是一种精神创造。”
费德林说：“屈原忧天下之所忧，痛人民之所痛。老百姓爱戴他，崇拜他，这也算是一种个人崇拜吧…一”
毛泽东说：“是啊，这种崇拜不是屈原自己制造的，而是爱戴他的老百姓自发产生的。这种崇拜一直延续到现在，难道能怪他吗？我们不能为别人负责，老百姓树立他们所需要的权威和偶像，这是他们的事，我们不能对此负责。我不认为这是他的错……”
关于蒲松龄、杜甫、李白和白居易
他的谈话要点如下：
蒲松龄（《聊斋》）——17、18世纪最重要的通俗作家。他在一个个短小精干的故事中反映了广泛的中国社会层面。他是一位杰出的语言艺术家，善于用独特的文学形式和高度的技巧来运用材料，他以丰富的想像力写出一批神鬼妖狐的故事，实际上是叙述现实中的恶势力和人世间的种种不幸，这些故事至今在中国读者中广泛流传，他以自己的艺术来保卫群众的利益。蒲松龄是一位人民的作家。
杜甫（8世纪）——他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人民诗人。他的作品是中国后代人艺术欣赏的不朽文献。杜甫的诗，代表了中国人民天才的独特风格，也是给全人类留下的优秀的文学遗产。
李白（8世纪）——唐代杰出诗人。他像天才诗人普希金对俄国人民的贡献那样，为中国人民写了许多珍贵的艺术诗篇。李白的诗是登峰造极的，他是空前绝后的不朽艺术家。中国至今没有人能超过李白、杜甫的诗才。
白居易（8—9世纪）——唐代大诗人。他用通俗易懂的口语写出精彩的文艺作品。尽管他在宫廷身居高位（左拾遗，相当于司法部长），但是仍然接近群众，并在作品中表达普通老百姓的情绪和愿望。（（俄）尼·费德林著，周爱琦译《我所接触的中苏领导人》，新华出版社1995年7月版第15～17页、第22页、第25～27页）
“个人的笔迹和字体代表他的性格”
毛泽东还对费德林谈了传统中国书法。
他说：“我看，每个中国人都是从小练字，有的后来当了书法家，有的只是业余爱好。对许多人来说，这是一种个人爱好。我没有专门练过书法，尽管它很吸引我。字是有个性的，你可以从它的笔法，从它的一撇一捺来判断这是谁的手笔。可以说，个人的笔迹和字体就代表他本人，代表他的性格。”又说，“从迄今为止已经发现的甲骨文来推断，最早的汉字发生在4000多年前，那时候的文字已经写得相当不错了。后来，汉字的字形、字体、结构都有了显著的变化。与此相关的书法也逐渐发展，变成一门独立的艺术。历史上有一些很杰出的书法大师，他们在各个时代享有盛名，比方说，有个名叫王羲之的人，就非常有才气……”（《我所接触的中苏领导人》第28、29页）
“我也只好学着蔺相如使秦”
12月底，毛泽东在和苏联米高扬交谈时，在米高扬问到是否想吃苏联特色食品的时候，他却猝然变得严肃起来，断然地回答说：“我想吃莫斯科活鱼。”在米高扬说了只有冰冻的鱼没有活鱼后，毛泽东说：“没有活鱼，其他的东西一概不要。”米高扬走了后，毛泽东向翻译孙维世和王稼祥讲起了一段故事：去年春节，米高扬受命飞到西柏坡，代表斯大林听取毛泽东的意见。在这期间，好客的军民砸开滹沱河的冰，为他捕了几条大鲤鱼。可他不仅不领情，反而指着已经冻死的鱼说：“我们苏联人不吃死鱼。”
“他也太不懂我国人民的一片心了！”孙维世不满地说。“更主要的是，他是瞧不起我们。”王稼祥补充道。毛泽东接着说：“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也只好学着蔺相如使秦的办法，回报他一颜色。”（《开国领袖毛泽东》第63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