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品与内涵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修养出众的人更容易成就大业。良好的修养是提高自身素质的保障，也是人生有所成就的前提。古人讲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所以把“修身”放在第一位，就是因为人正行才正，才有可能成为一家之主，国之栋梁，为天下众生谋福利。
1.关键时候勇于直言
话不能乱说，饭不能乱吃。真正有价值的话在最适当的时机说出来才会达到预想的效果。
敢说敢做的人不仅在现代，在古代也是难得的。
一个人敢于站出来说话，凭的不仅是对自己的信心，还有对所说内容的把握。当然，凡是有这种勇气的人，身上总有一股冲劲儿。这种冲劲源自于他们心中泾渭分明的原则性。刘墉就是这样的人。
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初一日，乾隆的禅位大典在紫禁城举行。
这次的大典与以往相比更为简朴。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老皇帝早已有言在先：所有册立典礼一切虚文，不必举行。老皇帝这样做自然有他的理由。
新皇帝登基的典礼即使再简朴但有些程序也是必不可少的。按照事先拟定的流程顺序，卯时乾隆率颢琰及群臣行祭礼，接着到社稷坛行告天礼，然后再到太和殿接受群臣参拜。随后，皇太子颢琰与文武百官都跪于殿内，倾听传位诏书。最后，颢琰被两位大学士引到乾隆面前，接受老皇帝亲授的印宝。群臣向老皇帝行三拜九叩大礼，恭送此时成为太上皇的乾隆起驾回宫。
这之后新皇帝再接受百官朝贺。至此典礼毕。
整个典礼的前半部分进展顺利，而后半部分出现了一个小插曲。当率王公大臣恭贺乾隆皇帝为太上皇，并恭送其回宫之后，颢琰强压着满心的激动登上帝王宝座，礼官纪晓岚正要司仪诸王、大臣分班朝贺时，坐在宝座上的颢琰突然制止：“慢!”
礼官纪晓岚赶忙上前，不知出了何事，一问，脸上刷地失去了血色。
御案上的传国玉玺不见了。群臣一下子都直了眼。
大宝刚才就在御案上，那是个除了皇上没人能去的地方，现在忽然不翼而飞，肯定是让乾隆皇帝带走了。没有大宝如何朝贺呢?群臣面面相觑，不知所措。新皇帝更是急得很，一时间大殿上鸦雀无声。
纪晓岚作为礼官，一切都是按他拟定的安排进行的。可他哪里想到乾隆皇帝会来这一手。登基大典如果失败，他罪过大了。
此时，刘墉突然开口道：“自古以来，不曾有无大宝之天子，我刘墉愿即刻面见太上皇，请稍候!”纪晓岚随着跟出大殿，同刘墉一起来到乾清宫叩见太上皇。
乾隆皇帝带回大宝，心里也颇为不安，见刘墉、纪晓岚追了过来，却故作惊讶地问道：“你们怎么来了?太子登基，朝贺结束了吗?”
纪晓岚立即回答说：“回皇上，诸臣尚未朝贺。”
乾隆皇帝仍装糊涂地问道：“这是为何呀?”
刘墉见乾隆皇帝装糊涂，便直截了当地说：“回皇上，自古以来，天子临政当有大宝在身，陛下传禅却不传大宝，百官朝贺，贺出无名!”
乾隆皇帝见话已至此，便说：“大宝暂由朕掌管，又有何妨呢?”
纪晓岚见事情要出现僵局，便赶紧给乾隆找台阶下，说：“臣查阅古今，无传禅不传大宝之事。”
不料乾隆皇帝并不吃这一套，说道：“此事，和爱卿曾奏请再三，朕也是多次想过了的。如今，朕躬尚健，社稷一时放心不下，待朕精力不及之时，再传大宝就是。”
刘墉心想：这样好好谈看来是要不到大宝的，还不如说得直接些。于是道：
“陛下恕臣直言，臣以为陛下传大宝，并不妨碍陛下心系社稷。如果陛下传禅而不传大宝，天下臣民才会有他说，一时流言四起才真正会伤害到皇室。”
乾隆皇帝向来以天下之念为念，听到刘墉这番话，心里就发生了震动。
若有所思之后说道：“太子也会这样想吗?”
刘墉回应道：“太子做何思想臣等不知，臣等确实是这样想的。”
乾隆皇帝听后一时间默不作声。
纪晓岚见事有转机，便就势说道：“臣思，陛下乃太上皇，太子一切都会尊重陛下的意愿，望陛下不必多虑。”
刘墉见乾隆仍在犹豫不决，继续说道：“如今百官皆于大殿等待大宝，请陛下速做明断。”
乾隆皇帝思前想后，觉得自己的心思已经瞒不了人，而现在殿上没有大宝就无法完成大典，自己这样做势必会落人口实，被天下臣民评说。他对自己的行为感到了后悔，长叹一声道：“朕只是不放心社稷，不想惹出如此误解。既如此，二位爱卿就把大宝取走吧。”
大宝是皇上随身携带之物，即使是朝廷重臣也是碰不得、带不得的。
此时，刘墉说道：“陛下，臣以为，这么多年来，大宝从未离开过陛下。
今陛下传禅，如将大宝亲授于太子，一定会成为千古美谈。”
乾隆皇帝一听，觉得这台阶不错，便答应回殿传授大宝。
纪晓岚先一步回到太和殿，新加“传授大宝”一项。颢琰按纪晓岚安排，迎于太和殿外，待乾隆皇帝至前，大礼叩拜。之后，父子携手来到御座前，纪晓岚一声：“传授大宝!”礼乐齐奏，颢琰再跪，乾隆皇帝手捧传国玉玺，放到颢琰高过头顶的两只手上。事毕，乾隆皇帝复出殿回宫，颢琰接受诸王与百官朝贺，欢呼之声，久久不绝。
从史料记载来看，当时的禅让大典确实发生过波折。曾亲临大典盛况的朝鲜使者次年在给其国君的报告中有相关记载。所以，刘墉出面追要传国大宝是事实。
敢于站出来说话的人，是不怕丢面子的。一般人总以为承认自己错了是件很丢面子的事，其实事情并非如此，认错也是一门学问。如果你知道别人要批评你，不妨在他有机会说出之前，自己先主动地作一番自我批评。这样一来，十有八九他会采取宽容的态度，原谅你的过错。
面子是个大问题，因为人人都要争面子、抢面子，为的是不丢面子。实际上正是由于怕丢面子，有很多人做不成大事，害怕自己做不好就会丢脸，让人难为情。拯救自己的人必须放下架子，不怕丢脸面，才能最后为自己挣回脸面。
2.整治贪色县官
欲望是人人都有的东西，但也是为官者最需要去遏制的东西。
对金钱的贪欲，对美女的色欲都会成为罪恶的起点。
做人有做人的原则，为官有为官的禁忌，如何掌握这个“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这个度没有具体的标准，只能靠人的悟性和体会。
刘墉很会做人，而且“度”把握得相当好。中国文化以中庸之道为准绳，认为谦逊含蓄是处世之道，也就是说，凡事都有一个度，超过这个度，一切都变了味儿。
刘墉常常对那些荒唐得超出现实的事情和人，能及时给予深刻而又不乏善意的嘲讽。刘墉也知道，言语多了如水。在表达自己的意图时，最好是说一半留一半，给人一种迷惑，给人一个想象的空间。
刘墉的官途也是一步步走过来的。当初他还在山东做知县时，他的邻县同僚很是好色。虽然自己家中已经是妻妾满堂但仍不满足，一心想再讨一个更小更漂亮的。所以，整天四处派人去找，搞得当地有女儿的人家人心惶惶。
虽然这不是刘墉管辖范围内的事情，但是于理难容。于是，刘墉想阻止这个县官的荒唐举动，让老百姓踏踏实实地过日子。刘墉觉得，像这样的人正面去劝肯定没什么效果。毕竟，讨小老婆是人家的家事，自己一个不怎么相干的人插手去管有些说不通。加上自己也是个男人，弄不好他反咬自己一口，说自己嫉妒，说自己别有用心，到时候就百口难辩了。
思前想后，刘墉想到了一个比较可行的主意。这天，刘墉主动找到县官要为他做媒，并且问他找小妾的标准。县官一听是个“志同道合”的同僚高兴得很，认为刘墉是可以帮上忙的人，于是倾心详谈，还请刘墉吃饭。
在酒桌上，此人对刘墉说：“我想要的女人应该是这样的：樱桃小口杏核眼，柳叶弯眉，不讲吃穿，四门不出少闲言。”
刘墉放下酒杯，作出非常惊讶的表情，说：“巧啦，我们县就有一个这样的女子!”
听后那个县官满心欢喜，他知道刘墉施很讲信用的，于是当下商定了娶亲的日子。
娶亲当天，鞭炮齐鸣，锣鼓喧天，县官还专门请了个戏班子搭台唱大戏，排场很大，不像是娶妾倒像是娶妻。谁知花轿到了之后，新郎上前掀开花轿的帘子，不禁目瞪口呆。原来花轿里面是一个穿着花衣裳的泥胎女菩萨。
刘墉在一旁还装傻充愣地说：“你看，这不正是你要的樱桃小口杏核眼，柳叶弯眉，不讲吃穿，四门不出少闲言的女人吗?”
县官很生气但是又无话可说，只得暗暗咽下了这口气，此后再也不提找小妾的事。
俗话说得好：英雄难过美人关。喜欢美女没有什么错，但是凡事都有度，过于迷恋女色就会给别人的生活带来影响和伤害。刘墉这么做，只是希望能给同僚一点教训。对于这样蜻蜒点水、点到为止般的警告，对于施予的人与被施予的人都是合适的。所以说，刘墉的人品之“正”不仅在于严于利己，也在于乐于教人。
3.不做沽名钓誉之辈
名誉是个好东西也是个坏东西。不在乎的时候就是好东西，在乎的时候就是坏东西。那些沽名钓誉之辈永远也不会懂得真正的名誉来自哪里。
因为受到封建传统礼教的束缚，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对于名誉很在意，所以不乏一些沽名钓誉之辈，为了自己的名号而做出违心背德的事情来。
刘墉作为一个知名的文人，却很少有作品传世，他好像一点也不看重自己的名声。其实，仔细分析一下乾隆的驭臣之策，就不难明白刘墉所深含的大智若愚糊涂自保之道。低调的才华也正是乾隆欣赏他的一大原因。
乾隆对臣子们的好名习气很是不满。在他看来，臣子们越来越好名有碍于朝廷吏治，也不利于维护皇室的权威。所以他经常给那些喜欢沽名钓誉的人一些教训，甚至实行大动作，大开杀戒。
乾隆曾非常严厉地警告陕西巡抚陈宏谋说：“嗣后倘不思痛改前非，遇事苟且掩饰，仍蹈沽名邀誉之恶习，必不能逃朕洞鉴，思再邀宽典也。”
可见，乾隆对此已经十分生气。但是好名作为一种封建传统，已经成为知识分子心中一种根深蒂固的向往，很难说停止就停止。当接二连三的警告没有什么效果之后，乾隆产生了用大狱震慑人心的想法，于是，尹嘉铨案爆发。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三月，乾隆在巡幸五台山回京的途中，在保定短暂停留。退休在家的原大理寺9即尹嘉铨趁机递折请求为他的父亲请谥，并从祀文庙。当时，尹嘉铨怎么也没有想到，此举竟然给他带来了杀身之祸。
尹会一是尹嘉铨的父亲，为直隶博野县人，乾隆初年曾出任河南巡抚，名声一向不错。他信奉道教，写过不少论述天理性命的著作。做官时他也很注意积德行善。回乡定居之后，搞一些设义仓、置义田、兴义学之类的慈善事业。
这个老夫子平日最敬佩的是康熙朝的汤斌，认为他不愧为本朝道学第一人。由于对汤斌的仰慕，尹会一在河南巡抚任上时，曾奏请汤斌从祀文庙，虽然没有得到朝廷的获准，但却抬高了他的身价，当时人都认为他与康熙朝三位讲道学的名臣——陆陇其、汤斌和张伯行不相上下，一时间名声大噪。
尹嘉铨从小生活在道学家父亲身边，耳濡目染，也对道学有一定的研究。
长大后步入仕途，更以承接道统为己任，得意时甚至宣称自己是孟子后身。
尹嘉铨是举人出身，先后做过山东、山西、甘肃等省的司、道等官，后来迁升为为大理寺卿，官正三品，居九卿之列。但时间不长，即因年老回归故里。尹嘉铨在仕途中没有发展，恰恰在于他总是不忘大讲其道学，有悖“圣意”。谁知这个迂夫子退休还乡后还是没搞明白，仍然一味迷道，不知察言观色。
乾隆先看了尹嘉铨的第一个奏折之后并没有为他的孝心所感动，反生厌恶之情。乾隆的想法是：大臣死后是否赐谥，赐什么字，都是一件十分郑重的事，因为它关乎死去大臣一生评价，因此应由内阁议定撰拟，皇帝亲自圈定。而这个尹嘉铨，仅仅为博取孝名而请谥，这样成何体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