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外贸易的刺激下，冶矿业与采珠业得到较大的发展。南汉冶矿业有较大规模，冶炼技术也有较大进步。冶铸的金属有铁、铜、铅等。铸钱，南汉钱币分铜制和铅制两种，文曰：“乾亨重宝”。是岭南首次大规模造币。南汉在阳春铸钱，铜钱周径七分，每个重三铢六参（相当于一钱五分），比唐开元、天宝重一半；铸铁规模也较大，如刘晟建乾和殿用了十二条巨型铁柱，每条周长七尺五寸，高一丈二尺，如按实心估算，每条柱重量在30000斤左右；刘龑、龚橙枢造佛像佛塔各一座，供奉在法性寺（今光孝寺），塔分七层，高一丈二尺，是我国观存最大最精的古铁塔。铸铜，除铸造铜钱外也铸造铜钟，兴王府长寿寺（今六榕寺）铜钟，一口钟重量达1260斤（后移南华寺）；阳春出铜，阳春、四会出铅，义宁（今新会县）出锡。在冶金冶银方面也很具规模，单“秀华”、“万政殿”等诸宫殿就花费了白金三千多锭。
南汉的官窑（今南海官窑）出产的彩绘瓷盘及近代出土的南汉其它瓷器，反映出南汉制瓷工艺优于唐代制瓷工艺。
开宝四年（966年）正月宋朝平定南汉，赵匡胤不急于要潘美班师还朝，而是要他兼任广州知州还兼两广转运使以及市舶使相当现在的海关关长，其后又拜广南东道节度使。要他安抚好两广百姓。潘美在广州一干又是三年，他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整顿，“岭表遂安。”
2、碧玉城
在宋代尤其南宋对海外世界的知识远较汉唐丰富详赡。此方面的论著最具代表莫过于周去非《岭外代答》和赵汝适《诸蕃志》。这既是当时东南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之结果，当然也可视为其海外发展路向的又一表征。
周去非，浙南温州永嘉人，南宋隆兴元年（1163年）进士。他在广西有过6年仕宦生涯，任过钦州教授、静江府属县县尉。《岭外代答》是他在广西仕宦生涯的成果。据其自序写于淳熙戊戍即1178年间。此书中外学界公认是研究宋代中西海上交通和12世纪南海、南亚、西亚、东非、北非等地古国、部落及其土产风物、人情世俗的宝贵资料。书中记录海外诸国40余，其所涵盖之地域，北起安南今越南，南至阇婆今爪哇，东至女人国在今印尼东，西出印度洋、红海、地中海而达于木兰皮今西北非摩洛哥。周去非并没出过国，但他十分留心域外情况，主要是通过中外舶商和译者之口，勤访博问而笔之于书。《岭外代答》卷1《地理门》“象鼻砂”条云，“尝闻之舶商曰……”。卷4《风土门》“方言”条云：“余又尝令译者……”皆是书材料来源之反映。
半个世纪后，又有赵汝适《诸蕃志》问世。赵汝适是赵宋宗室，理宗宝庆元年（1225年）至三年（1227年）以福建路市舶司提举兼权泉州市舶，《诸蕃志》即成书于赵氏市舶任中。据是书自序，其材料得之于“暇日阅诸蕃图”、“询诸贾胡”、“译以华言”等途径，所记域外蕃国有58个之多，较之周氏的《代答》范围更广，所记各国物产有47种，其详尽程度超越他书(丁杨博文诸蕃志校注)。较周去非幸运的是，此书宋时已曾刊刻行世，在传播域外知识之功能上实更胜一筹。这些情况说明，到南宋中叶，宋人的域外知识又有明显拓展，这当然是南宋海外贸易还在发展的证明。
北宋乐史撰，成书于太宗雍熙末至端拱初987～988年的《太平寰宇记》；南宋王象之撰，成书于理宗嘉定末至宝庆末年1224～1227年的《舆地纪胜》等志书记载，通今江苏南通、楚今淮安、海今连云港、越今浙江绍兴、台今临海、福、漳、潮、雷今广东海康县、琼今海南海口这10来个城市，也有外贸活动的存在。
元汪大渊所著《岛夷志略》，介绍了印度洋沿岸及南海诸岛风物，将南海诸岛地貌系统以“万里石塘”命名。描述为“石塘之骨，由潮州而生，迤逦如长蛇，横亘海中，越海诸国，俗云万里石塘。”“其地脉历历可考，一脉脉至爪哇，一脉至勃泥及古里地闷，一脉至西洋遐昆仑之地，盖紫阳朱子谓海外之地与中原地脉相连者，其以是屿。”他以朱熹地质学思想中的“地脉说”来解释并命名南海诸岛，论述南海诸岛是由潮州南部海域发出的三条地脉组成，一直向西南延伸，分三支至今面洋群岛。这三条地脉将东沙、西沙、中沙、南沙群岛联成一体，统称“万里石塘”。高度概括了南海海盆的地貌形态，并把南海诸岛也视作一个地貌系统。这并非偶然巧合，近代以来，我国渔民在南海从事渔业生产的海区，正是在这三条主要作业线范围。
早在元代，珠江三角洲人民对南海诸岛自然地理的观念，认识水准，以及生产、航海等活动联系，地理学知识是紧紧贴近应用领域。元代与南海的交通，汪大渊的《岛夷志略》一书，有较详细的记载。汪大渊于元末至正年间（1341年）以后，常附海舶浮海，遍游南海各国。该书正是他亲自旅游的见闻记录。其所记南海诸国邑名，达九十九个，范围较《岭外代答》及《诸蕃志》更为广阔。南海航线继续向西有所发展，从波斯湾的忽里模子今伊朗阿巴斯港向南航行至祖法儿今阿曼佐法尔，西入亚丁湾。或进入红海，经默伽今沙特阿拉伯麦加，元称天堂或天方西北行至开罗；或沿东非海岸南下，至摩加迪沙索马里首都、层摇罗宋层拔。
元至正六年（1346年）阿拉伯旅行家伊本？拔图塔由海道来访中国后，曾在《伊本拔图塔行记》第二卷中说：“当时所有印度、中国之交通，皆操之于中国人之手。中国船舶共分三等，……大船一只可载一千人，内有水手六百人，士兵四百人，另有小艇三只附属之。”他记述另一大港泉州时说：“刺桐城泉州，我看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港中有大船百余艘，小船不可胜数。”据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记》中册，第609页载马可波罗说：“印度一切船舶运载香料及其他一切贵重货物，咸莅此港。”可见当时的繁盛情况。
宋代涉商诗真实地记录了宋代形形色色的商人，展示出不同商人群体的生存状况，甚至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宋时把商业视为“末业”的传统观念有所改变，商业开始与农、工等行业一样成为社会的“本业”。视商人为“杂类”或“贱类”动辄加以抑制的传统观念有所改变，商人开始取得与士、农、工一样的封建国家法定的“齐民”之资格。
宋代的海上贸易更为繁荣。吴自牧《梦粱录》引“古舟人谚”；“去怕七洲，回怕昆仑。”古代商船经七洲洋进入昆仑洋，风大浪急，旅途多险。海船来往频繁，数百年中，此二语一直流传在舟人口中。宋代有关海上丝绸之路的诗歌，出现了不少以海上丝绸之路始发点广州为题材的作品。在唐代还略带有蛮荒气息的岭南地区，经过了两百年的休养生息，经济已赶上甚至超过中原地区，广州更成为人们艶羡的繁华之地。岭南再也不仅仅是流放罪人之所了。一批又一批有理想的贤守良令，如陈尧叟、包拯、程师孟、郭祥正、蒋之奇、杨万里等，为发展岭南的经济文化作出贡献。这些官员多是诗人，也留下不少歌咏岭南风物的诗篇，其中就有有关海上丝绸之路的佳作。程师孟：《题共乐亭》：
谁共吾民乐此亭，使君时复引双旌。
千门日照珍珠市，万户烟生碧玉城。
山海是为中国藏，梯航尤见外夷情。
往来须到栏边住，为眷春风不肯停。
共乐亭建在闹市中的越楼上，广州城千门万户，到处是碧玉珍珠，外夷不远万里梯山航海而来，是为了换取中国的山海宝藏。
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诗句还有如：王十朋的《提舶生日》写到“北风航海南风回，远物来输商贾乐”。陶弼的《广州》有“外国衣装盛，中原气象非”句、张俞的《广州》有“巨舶通蕃国，孤云远帝乡”句、郭祥正的《广州越王台呈蒋帅侍制》有“屯门钲铙杂大鼓，舶船接尾天南回。斛量珠玑若市米，担束犀象如肩柴”句、洪适的《海山楼》有“须信官廉蚌蛤回，望中山积皆奇货”句、方信孺的《越楼》有“真珠市拥碧扶阑，十万人家着眼看”句、李昴英的《水调歌头.题斗南楼和刘朔斋韵》有“极目远烟外，高浪舞连艘”。这些诗句都写到由于海上贸易而带来的繁华景象，那就是宋代的广州城。
大诗人刘克庄也担任过市舶使之职，写有《兼舶》一诗：
鬻策飞刍瘴海频，扇遮不断庾公尘。
而今更遣兼琛节，羞写冰衔寄故人。
描述自己“兼琛节”时的心情。曾几《茶山集》有《广南韩公圭琏舶使致龙涎香三种，数珠一串赠》诗，写这位韩舶使以海舶载来的名贵香料龙涎香相赠。广东番禺诗人李昴英有《送船使周中》、《送舶使孙叔偕东归》，次首写到市舶使的工作：“万宝集登天子库，诸蛮遮泣海山楼。”诸蛮，当指海舶贾客。海山楼为市舶司所在，市舶使孙叔偕离任时，众多海贾掩面而泣，可见其深得人心。
海山楼也屡见于宋人诗中。洪适《海山楼》诗，写到楼前停泊着的海上归船，写到堆积如山的奇货。陈与义的《登海山楼》诗、《雨中再赋海山楼》诗，更是宋诗中的名作。
有关广州的诗歌，最为人称道的还是苏轼的《浴日亭》诗：
剑波峥嵘放插天，瑞光明灭到黄湾。
坐看旸谷浮金晕，遥想钱塘涌雪山。
已觉苍凉苏病骨，更烦沉瀣洗衰颜。
忽惊鸟动行人起，飞上千峰紫翠间。
浴日亭建在南海神庙前的章丘上，可俯瞰南边的黄木湾，进出口海舶均集于亭下。苏轼此诗有碑刻，立于亭中，历代和韵不绝，南宋杨万里的《南海东庙浴日亭》诗，气势尤为雄阔：
南海端为四海魁，扶桑绝境信奇哉。
日从若木梢头转，潮到占城国里回。
最爱五更红浪沸，忽吹万里紫霞开。
天公管领诗人眼，银汉星槎借一来。
“潮到”句谓南海与占城国潮水相通，隐写两地的海上交流。“星槎”句用汉张骞乘槎到达天河之典，写舶的远航，更是屡见于历代咏航海的诗歌中。宋人诗如：“宫阙参差海上开，吐吞波浪起风雷”、“亭倚蓬莱几许高，下临无地有惊涛”、“圣朝昌盛鲸波息，万国迎琛舶卸樯”等，皆为南海庙及浴日亭的佳句。
当然，还有余靖的诗，如《和董职方见示初到番禺诗》：
五方殊俗古难并，千载犹存古越城。
客听潮鸡迷早夜，人瞻飓母识阴晴。
波涛汹涌天边阔，犀象斓斒徼外生。
太守不才当远寄，惟忧南亩废农耕。
《和王子元过大庾岭》：
秦皇戍五岭，兹为楚越隘。
尉佗去黄屋，舟车通海外。
峭巘倚云汉，推轮日倾害。
贤哉张令君，镌凿济行迈。
地失千仞险，途开九野泰。
安得时人心，尽夷阴险阂。
到元代统一中国，扩张版图，对海外诸国恩威并施，使者来往不绝。越南诗人黎崱所著《安南志略》中，收录五十余篇“安南名人诗”，均为元朝与安南交往时主客双方酬赠和答之作，艺术性虽不高，但记录了当时政治、军事、经济、文化、风俗等各方面情况，自有其史料价值。其中以博士王沂《送傅与砺佐使安南》一诗为代表：
光色动南溟，文星逐使星。
鸡林传秀句，铜柱勒新铭。
落日鲸波白，春风瘴海青。
请缨应幕下，拭目待云耕。
王尚志写的《暹罗回使歌》，写的是一位原籍中国的暹罗使者，入朝进贡，朝廷“遥授将军领州牧”，使者“拜舞两颊生微涡”，“楼船归指西洋路，向国夜夜瞻星河”，归去时依然不忘故国，在这位使者身上，表现出中国侨民的爱国爱乡的特性。
3、风采清华
余靖，字安道，曾名希古，号武溪。韶州曲江人，出身于仕宦之家。少博学强记，经书子史、阴阳律历、佛禅老庄无所不通。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辛德勇《写曲江风度，建武溪风采》说韶关有“九龄的风度，余靖的风采……”故有风度路和风度楼；风采路和风采楼，“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撰《余襄公神道碑》写道，余靖“自少博学强记，至于历代史记、杂家、小说、阴阳、律历，外暨浮屠（佛学）、老子之书，无所不通”。新编《简明广东史》说，余靖有安邦经世之志，在史学、哲学等多方面有成就。所著诗文、奏议、三史及《武溪集》行于世。
天圣初，（1023年）第进士，起家为赣县尉。试书判拔萃，改将作监丞。任新建县知县，后改任秘书丞。景佑三年（1036年），他数次上书，建言班固所著《汉书》有谬误处。因而受命与王洙并校司马迁、范晔二史，奏请再集贤士校理。又向皇帝上疏为被贬的礼部员外郎范仲淹辩护而遭降职为监筠州酒税。后范仲淹复出，被斥者皆被召还，唯余靖仍守于英州。
景祐三年（1036年），礼部员外郎范仲淹贬饶州，谏官御史都不敢为之说话。据脱脱《宋史》卷320列传第79记载，只有余靖上疏说：“仲淹以刺讥大臣重加谴谪，倘其言未合圣虑，在陛下听与不听耳，安可以为罪乎？汲黯在廷，以平津为多诈；张昭论将，以鲁肃为粗疏。汉皇、吴主熟闻訾毁，两用无猜，岂损令德。陛下自亲政以来，屡逐言事者，恐钳天下口，不可。”王洙、欧阳修也因为范仲淹牵连，相继被贬逐，靖因此以敢言知名。后被派为泰州监税，英州知府，再升为太常博士，继续校理《汉书》。当时的大书法家蔡襄有诗赞余靖：“昔时流落丹心在，更加风采动朝端。”余靖通辽文，三次出使辽邦，不亢不卑，加上他一向喜诗词，有文采，人称“风采清华”。这是余靖以“风采”闻名的由来。
庆历三年（1043年），宋仁宗锐意增谏革弊，亲点余靖复任为谏院右正言，专司向皇帝进谏奏事。与欧阳修、王业、蔡襄为敢于向朝廷进谏四谏官，时称“庆历四谏”。余正直敢谏，曾多次为建言“轻徭薄赋”整顿户政，去除贪残之吏，抚疲困之民事而向皇帝抗声力争，以致唾液飞溅至皇帝的“龙颜”上仍不觉。但他的建议大多为仁宗所接受。
庆历四年（1044年），契丹兵临西境，脱脱《宋史》卷320列传第79记载又称是“为中国讨贼，请止毋和。”朝议不下，余靖自告奋勇出使契丹。辞行之日，将所奏事各举一字书于笏，有数十事之多。仁宗看了即命逐条奏来，天暮才罢。即领数十骑出居庸关，从容坐帐中往复数十，辩胜辽主，乃从议而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