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寿庚对元代海外贸易制度和海外贸易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明宋濂《元史》卷10【世祖纪】及范文澜《中国通史》第八卷“中古时代？元时期”都记述，至元十五年（1278年）八月，元世祖诏唆都、蒲寿庚：“诸蕃国列居东南岛砦者，皆有义慕之心，可因蕃舶人宣布朕意，或能来朝，朕将宠礼之，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并任命唆都、蒲寿庚为福建行省中书左丞，“镇抚濒海诸郡”。而唆都昧于海外交通和南海风物，主要得靠蒲氏。元汪大渊《岛夷志略》“吴鉴序一”记述，福建行省派遣蒲寿庚长子、正奉大夫工部尚书海外诸蕃宣慰使蒲师文和蒲寿庚亲信孙胜夫、尤永贤等人“通道外国，抚宣诸夷。”
此后，元朝政府几次重大的招谕活动都有蒲氏亲信参加。至元十五年（1278年）八月，蒲师文等人的出使，《泉州人名录？蒲开宗》说是借助了蒲寿庚“南海蛮夷诸国莫不畏服”的影响力，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打开了中国与南海诸国关系的新局面。又如至元十六年（1279年）六月，蒲寿庚部下尤永贤招谕南毗国，据香港中国学社1959年出版罗香林《蒲寿庚研究》记“占城、马八儿诸国遣使”来华，其他国家地区的使者和商人也相继而至。通过招谕活动，元代的海外交通贸易蒸蒸日上，出现了鼎盛的局面。
宋元时期中国面临海洋发展史上的第一次机遇。中国拥有世界最好的造船业和航海技术，对海外的认识空前丰富，大规模出口商品的生产基地已经形成，政府重视民间海外贸易。其结果是华商成为中国海外贸易的主角，海外华商网络初步形成，支撑海外华商网络的海外华人聚居地也逐渐出现，中国商人主导了印度洋和东亚的海上贸易。这一海洋发展的态势，丝毫不亚于16世纪前期欧洲人的海外扩张。
《马可波罗游记》记述了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伴送阔阔真公主遣嫁伊儿汗国，由泉州放洋。谓“刺桐(泉州)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至正二年(1342年)，罗马教廷使节马黎诺里由西北陆路抵达北京，五年后(1347年)由泉州乘船归国。据穆尔著，郝镇华译《155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记载，其游记谓“还有刺桐城，这是一个令人神往的海港，也是一座令人惊奇的城市。”“有大城曰秦克兰(广州)，又曰大印度，盖克兰之义大也”。“刺桐城的港口是世界大港之一，或者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港内停有大船百余艘，小船无数”。
海上丝绸之路开创了古代中西文化交流最繁荣的时代。王礼的《麟原前集》卷6称“适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出邻家”。中国人的视野更加开阔，对周边国家、中亚、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的了解更加清晰，足迹甚至延伸到西亚和西欧。人们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和介绍，不再局限于道听途说，而大多是亲身经历。元代中西文化交流信息量之大、传播范围之广、对未来历史影响之大，都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中西方文明成就第一次出现了全方位共享的局面。一个文明和富庶的中国真实地展示在世界面前。这些信息改变了欧洲人对世界的理解和认识。汪大渊的《岛夷志略》一书，所记印度洋沿岸和南海各国史实“皆身所游览，耳目所亲见，传说之事，则不载焉”。该书记录了数百个地名，以及各地的山川险要、气候物产、人物风俗，与我国的经济、文化交往情况等等，多属前人未载内容。类似的文献还有《西游记》、《西游录》、《北使记》、《西使记》、《真腊风土记》、《异域志》等，反映了元代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新认识和开阔的文化视野。
元朝废除了宋代对进口货物实行专卖的禁榷和博买制度，舶货只要抽解后便可互市，据《大元通制》记载，元《关市》规定：“诸王、驸马、权豪、势要、僧道、也是可温、答失蛮、诸色人等下番博易到物货，并仰依例抽解。”一切官吏、宗教人士、地方权豪只要依例纳税就可以经营海贸。另外元朝廷对舶商、海员及其家属还“除免杂役”，以示鼓励。
蒙古诸王、后妃、公主、驸马、大臣等对于商业活动乐此不疲，并以此炫耀。善于理财的商贾，往往因代之谋划经营而得做高官，这与中国鄙视商人的传统观念大相径庭。《元史》称元朝廷还曾大张旗鼓从广州“发两艘船下番为皇后营利”。此举从1279年统一全国一直维持到1368年元顺帝退出中原，前后历89年。元朝禁止出口的商品很多，却对用土烧出来的陶瓷法外开恩。泉州、广州两大港口城市，为海上贸易需要扩大窑场。广州还设立了专用仓库、码头和专营陶瓷的街市，以至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发生误会，由马金鹏所译其《游记》以为“中国的瓷器产于泉州和广州。中国人将瓷器转运出口到印度等国，然后再运到我们摩洛哥。这种瓷器，质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其实天下最好的瓷器产自江西景德镇，不过景德镇瓷器也是先越岭运到广州，再远销海外。
优惠的通商政策、通畅的商路、富庶的国度、美丽的传说，使元朝对西方和阿拉伯世界的社会各界形成了巨大的吸引力。广州已具有国际化都市的色彩，成为国际对外贸易口岸。据陈大震《大德南海志残本》36～38页记述，“广为蕃舶凑集之所，宝货丛聚，实为外府。岛夷诸国，名不可殚，前志所载者四十余。圣朝奄有四海，尽日月出入之地，无不奉珍效贡，稽颡称臣。故海人山兽之奇，龙珠犀贝之异，莫不充储于内府，畜玩于上林，其来者视昔有加焉，而珍货之盛亦倍于前志之所书者。”《南海志》所录与广州有直接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则有140余个。据杨翮《送王庭训赴惠州照磨序》《佩玉斋类稿》卷4记述，“海外真腊、占城、流求诸国蕃舶岁至，象、犀、珠玑、金、贝、名香、宝布，诸凡瑰奇珍异之物宝于中州者，咸萃于是”吴莱的《南海山水人物古迹记》又称广州“岁时蕃舶金、珠、犀、象、香药、杂产之富，充溢耳目、抽赋帑藏，盖不下巨万计”“广州富庶天下闻，……城南南畔更繁荣。……阿峨大舶映云日，贾客千家万家室”。孙蕡的《广州歌》又加注云：“曰此濠畔，当盛平时，香、珠、犀、象如山。”元初泉州海外贸易发展迅速，吴澄的《送姜曼卿赴泉州路录事序》言“泉，七闽之都会也。番货远物、异宝珍玩之所渊薮，殊方别域、富商巨贾之所窟宅，号为天下最。”
六、下西洋
1、三保太监
明太祖朱元璋定都金陵立国，即诏谕海外诸国，期使其内附，以复汉唐之盛。《明史》卷三二一“安南传”云：“洪武三年（1370年）四月，杜舜卿等至，告哀，帝素服御西花门引见，遂命编修王廉往祭赙白金五十两，帛五十四匹，别遣史部主事林唐臣封日火坚为王，”洪武四年冬，日火坚为伯父叔明逼死，叔明惧罪，遣使贡象及方物，次京至京，礼官见署表非日火坚名，诘其实，而却其贡。据《宋学士文撰》卷一记载：诏谕之曰：“春秋大义，乱臣贼子在王法所必诛，不以夷夏而有间也，今观所上表章，乃名叔明，诘诸使者，此皆尔叔明造计倾之，而成篡夺之祸也，揆于大义，必讨无赦，如或改弦更辙，择日火坚亲贤命而立之，庶几可赎前罪，不然，十万大军水陆俱进，正名致讨，以昭示四夷，尔其无悔。”从明太祖之优礼南安，可知其南洋诸国莫不采恩威并济之绥和政策。而航海之技术之发达，南海当顺理成章为中国内海，成为我国与西洋交通之要道。
明代初期，朱元璋励精图治三十一年，恢复农业经济了；大力发展矿治、纺织、陶瓷、造纸、印刷手工业。中国丝绸、陶瓷受到欧洲国家欢迎，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尤其是造船业的发达，航海技术的进步，包括航海仪器，如罗盘针的使用，航海经验的积累及航海知识的提高。但于洪武七年（1374年），实行海禁政策，撤销了原设于广州、泉州、宁波三处的市舶司，绝对禁止商船出海贸易，南中国海的航海一度陷于停顿。当时即有渔民到南沙群岛渔业生产。当时有海口港、铺前港和清澜港渔民及文昌县渔民到南沙群岛去捕捞海参等物。明《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中标绘石塘、长沙和石塘，而后一个石塘即今南沙群岛。《海南卫指挥佥事柴公墓志铬》记载：“广东濒大海，海外诸国皆内属”，“公统兵万余，巨舰五十艘”，巡逻“海道几万里”。表明南沙群岛属于明代版图，明代海南卫巡辖了西沙、中沙和南沙群岛。
明成祖朱棣用武力推翻他侄儿建文帝朱允炆的朝廷，但皇宫大火扑灭之后，并没有找到建文帝的尸体。建文帝下落不明，明成祖怕建文帝真的没死，万一以朝廷名义起兵讨伐，不无可能。为此，他派出心腹大臣以求仙借口到各地秘密查访，这一找，就找了二三十年。
朱棣自认为是“奉天命”皇权神授的“天子”。明成祖即位后，派蒋宾兴、王枢等人出使东南亚诸国宣谕。这时，明朝已经建立了二十多年，农业与人们的生活并没有受到这场政变的影响。残元的蒙古势力已被逐出长城以北，永乐年间，明朝的统治已十分巩固，国家经济获得良好发展，中国广州等沿海的大都市繁荣，国势日趋强盛，朱棣要建立一个天朝大国的思想更加强烈。十分逼切要加强同海外各国的联系，扩大海外的贸易和来往。朱棣对明初海禁政策深表不满，即废除之并恢复市舶司，对外贸易统归国家经营。朱棣也和历代帝王一样，是一个功利主义者，他也要向异域显示中国的富强，宣扬国威。再说朱棣又想到，建文帝有可能跑到海外。于是明成祖决定派一支船队出使国外，顺便探听建文帝的下落，一举两得。他考虑必须用自己的心腹来统领这支厐大船队，为此想到跟随他多年的宦官郑和……
郑和本姓马，小名叫三保。他的祖父、父亲都信奉伊斯兰教，到过麦加朝圣。因随忽必烈征战，屯兵云南。三保从小当了明朝的俘虏，送人宫中成为宦官，分派到燕王朱棣府邸，因聪明乖巧，受到赏识。燕王推翻建文帝取得政权后，郑和因随同燕王“靖难”有功，赐姓郑，官居正四品的“内官监太监”。
永乐元年(1403)，郑和师从成祖的谋臣、道衍和尚姚广孝，皈依佛教，受菩萨戒，法名福善。以三保谐音，取释门之名三宝，也被称为“三宝太监”（三保太监)。郑和虽是穆斯林，但也是个虔诚的佛教信徒，多次施财命印造《大藏经》舍入名寺。“累蒙圣恩，前往西洋等处公干，率领官军宝船，经由海洋，托赖佛天护持。往回有庆，经置无虞，常怀报答之心，于是施财，陆续印造大藏尊经。舍入名山，流通诵读。”所谓名寺，即福建长乐南山塔寺、云南五华寺、镇江金山寺、北京皇后寺等；并修复长乐南山塔寺、云门寺和南京大报恩寺琉璃塔等。
2、首下西洋
永乐三年(1405)六月，郑和奉成祖之命，首下西洋到加里曼丹以西各国“招谕贸易”。那时的“西洋”概念，并非欧洲大陆，而是南中国海以西的沿海各地。因为苏门答腊以西多是回教国家，故随从中有回教徒或对阿拉伯文化较为熟悉的人，如马欢、郑崇礼等人。
郑和所率庞大船队，兼有外交和贸易双重任务。主要是颁传明成祖的皇帝诏书，向各国宣谕：明朝皇帝是奉天承运的上邦大国之君，皇权神授，管理天下，四方之藩夷都要尊崇明朝皇帝。各国之间不得以众欺寡，以强凌弱，要共享天下太平之福。若能奉召朝贡，则礼尚往来，一律从优赏赐。然后，赐各国国王诰命银印，并赐国王及各级官员冠服及礼物。招徕各国称臣纳贡，建立上邦大国与藩属之国的关系。并与这些国家发展友好关系，进行贸易，以中国的精美的丝绸和完好的陶瓷手工艺品，换取各国的土特产品。亚非各国是极想同中国发展贸易关系，只是由于朱元璋“海禁政策”限制了中外贸易。朱棣废除了海禁政策，派遣郑和出使，以示明廷恢复同海外各国的正常贸易。
十月，东北季风强劲起吹起，郑和首次出洋有六十二艘大船，最大的宝船四十四丈长（15O米），阔十八丈（62米）相当于今天8O00吨级的船舶；二百零八艘不载人员，主要是为了救生，作战，登陆之用的小船。宝船队有旗舰，战舰、货船、粮船、坐船及其他辅助船只，由统帅都指挥使二人率指挥九十三人，千户、百户、总旗、小旗若干；共有官员、士兵、水手、技术人员、翻译、医生、匠人等二万七千八百多人。
经十天航行，首航到达占城新州港，即越南归仁。船队入港时，占城国王亲率众臣出城迎接，顶礼跪接明成祖圣旨，呈献贡品，盛宴款待钦差郑和。
在占城稍作暂留，郑和的船队继续航行至暹罗（今泰国）。船碇泊在曼谷湾，海滨风光旖旎，椰子树在轻轻的海风吹拂下苍翠摇曳，婆娑生姿。海日初升，大明朝庞大船队的旗帜在火红的朝霞中飘扬。郑和在官兵的簇拥下走下舷梯。民众热情地向他致意。僧侣们向他膜拜。来自中国福建、广东的中国商人跪迎郑和的光临。郑和向当地官员赠送礼品。
郑和船队继续又到达柬埔寨、菲律宾、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缅甸及南亚的印度等国沿海地区。即向有“东洋诸国之雄”之誉的爪哇国进发，沿着印度半岛海岸，直穿渤泥岛西侧，经20个昼夜航行，抵达爪哇。大明船队以青花瓷器，铜器、铁器、金银、麝香、丝绸、罗纱、锦绮、纻丝等丝织品当地交易，换得大量胡椒、檀香、玳瑁、象牙、宝石、染料、药材、硫黄，香料、椰子等特产。
随后，郑和率船队取道邦加海峡，访问苏门答腊旧港、满刺加苏门答腊，锡兰山，印度柯枝，最后到达今印度科泽科德的古里。此为盛世极一时的中东贸易中心地。
船队到达锡兰，科伦坡还只是个小港湾，却是科提王国的首都。郑和登上了锡兰海岸，当地官员、僧侣还有中国商人，到码头欢迎。郑和在锡兰佛寺，施舍大批金银供器、彩妆、织锦宝幡、香炉、花瓶、表里灯烛等物，以充供养。郑和对锡兰进行布施，并劝其国王敬奉佛教，远离外道。把明成祖的信递交国王，把带去的大批金银财物给他们送礼，表示与他们友好交往。并在寺中立下《布施锡兰山佛寺碑》留念，文为汉文，泰米尔和波斯文三种。碑文中写道：“深赖慈佑，人舟安利，往来无虞……谨以金银织锦、纺丝宝幡、香炉花瓶、表里灯烛等物，布施佛寺以充供养，惟世尊鉴之。”郑和尊重佛教国家的信仰，通过佛事活动增进这些国家对明朝的崇敬，增进这些国家与明朝的友好往来，为顺利进行下西洋提供了条件。
1407年秋船队归国，随同而来的还有爪哇、满利加、阿鲁、苏门答腊，小葛兰、古里诸国的朝贡使节以及数十船通过商贸换回的异域珍品。诸国见郑和所带的厐大船队，态度友好，都热情地接待他。并都派使者携带着礼物跟着他一起回访。
3、剿灭海盗
在旧港有海盗团伙，首领叫陈祖义。陈祖义是广东人，洪武年间南下西洋，啸聚南海，据岛为王，专门拦路抢劫路经此地的商船。探报说郑和船队载着大批财宝航经，便欲劫为己有，但见郑和船队庞大，兵众将广，不敢贸然下手，乃设计假意向郑和投降，表面准备迎接，趁郑和不防备，就动手抢劫。这个诡计被当地商人施进卿得知，偷偷地派人到船队向郑和报告。
郑和手下有二万兵士，当然不惧怕海盗。于是立即部署对策，将计就计，要结结实实地教训这帮海盗。他命令船队中大船散开，停泊在旧港口外。并命士兵严阵以待，备战火药、刀枪，伺机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