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玄奘大师之后，远自我国及东南亚诸国而来的留学僧也不少，如我国的义净、荆州道琳、太州玄照、并州道生、洛阳智弘，及新罗的慧业、阿离耶跋摩等人皆曾来此就学。以及当时由印度来华的波罗颇迦罗蜜多罗、地婆诃罗、善无畏、金刚智、般刺若等诸师也曾修学于本大学。此外，大乘有宗著名的论师，如护法、德慧、护月、坚慧、光友、胜友、智月、智光等人，都曾先后在此讲学，或担任本校的校长或教授。
那烂陀大学最初为唯识学派的重镇，后来演变成密教的一大中心。到了公元八世纪初，笈多王朝没落，印度教勃兴，本大学也顿告衰微。十二世纪末曾为伊斯兰军队所毁，然据传元朝泰定（一三二四——一三二七）初年尚有依止那烂陀大学僧人律贤（梵Vinaya-bhadra）出家的提纳薄陀比丘来华，可知本大学于十四世纪时尚存。一九一五年，印度考古部门着手对本大学作有系统的发掘工作，从遗迹中陆续出土了许多石制及金属制（青铜）的雕刻品，现在都保存在印度那烂陀博物馆。
二千年前延续到现在，目前新的那烂陀大学有二百多个学生，虽然今非昔比，不过那烂陀大学千余年来所培养出的人才之多、学风之盛，不但在印度算得上是空前绝后，就是在世界历史上，比之于今日的美国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以及英国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可以说更有历史，更有内容，只是世间诸法，一切无常，良有以也。
三、泛论中国的佛教大学
根据一般说法，佛教是在东汉明帝年间传入中国，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到了唐朝．由于“马祖创丛林，百丈立清规”，使得中国佛教有了革命性的突破。
“丛林”就是集众共修，就是大学的意思。中国第一所佛教大学，就是始于马祖首创的丛林，他应该称为是第一任校长；而百丈禅师随之而立的清规就是校规，因此百丈禅师可以称为是丛林大学的教务长。
百丈禅师是佛教的革新派，他排除过去戒律的窠臼，另创丛林清规，所以他的学派在丛林清规之下，自然不必消极的守旧，这是他的高明之处，也因此他的门下学生得以积极发扬禅宗，因此百丈禅师可以说是禅宗教育的推动者。
谈到禅宗教育，过去中国的丛林寺院，属于禅宗的有禅学堂，属于净土宗的有念佛堂；属于唯识、天台、华严等义解的宗派，则因为没有修持的系统，无须设立禅堂、念佛堂，只把学说观点融入教理当中，所以大都附属在讲寺当中，或者另立道场，这也就是后来中国佛教八大宗派相继成立的原因。
所谓大乘八宗，不管哪一宗、哪一派，如果没有自成一家的学说，以及广大的信众跟随信仰，如何能开宗立派？例如：天台宗祖师智者大师，他在浙江天台山倡导“教观双运”、“解行并进”的教学，风从者众，其学说影响中国佛教甚巨。尤其师之生平撰述宏富，著作等身，其中《摩诃止观》、《法华玄义》、《法华文句》等天台三大部，建立了天台一宗之解行规范。
智者大师之后，历经灌顶、智威、慧威、玄朗、湛然等师，继续集众讲学、著书论述，发扬天台教义，尤以谛观及智旭分别撰述的《天台四教仪》、《教观纲宗》，以天台教学立场闸释教观二门的纲要，使得天台宗“教观兼备”的思想体系更为完备。
综观智者大师一生，不但讲学、著述不懈，而且长于行政领众，堪称是天台学派的大学校长，更是一位行解并重的大师。
此外，三论宗的嘉祥吉藏大师，他在浙江会稽之嘉祥寺聚众讲学，问道者千余人，讲肆颇盛，著作更为丰富，有《中观论疏》、《十二门论疏》、《百论疏》、《三论玄义》、《大乘玄论》、《法华玄论》、《法华义疏》等，尚有《法华经》、《涅槃经》、《胜鬘经》、《金光明经》、《维摩经》、《无量寿经》等诸大乘经典之注释及略论，世称三论宗再兴之祖。他本身曾经驻锡过绍兴的嘉祥寺与大兴的日严寺，以及三论宗的根本道场摄山栖霞寺，可以说，这许多寺院至今都留有吉藏大师当初集众讲学的大学遗风。
其他再如华严宗初祖杜顺和尚，他住在终南山宣扬华严教纲，唐太宗闻其德风，引入宫内礼遇之。师讲学之余，并著有《五教止观》、《法界观门》、《十门实相观》、《会诸宗别见颂》等。
自杜顺和尚之后，二祖智俨大师作《华严搜玄记》，成一宗之规模；三祖法藏大师进而摄取杜顺大师的《法界观门》、《五教止观》等实践法门，并以《华严经》为骨干，融和智俨大师的《搜玄记》，完成华严教理的组织系统。
法藏大师一生讲学不断，曾宣讲《华严》三十余遍，且多弘大法于宫廷。他历经唐高宗、则天女皇、中宗、睿宗、玄宗五朝，受五帝敬重，礼遇有加。其中则天皇帝曾请大师在长生殿讲《华严经》、中宗礼请大师求受菩萨戒，并赐号“国一法师”，且于长安、洛阳两都及吴、越、清凉山五处兴建华严寺，收藏佛经典籍，时人敬慕，尊为“大乘法师华严和尚”。
继法藏之后，四祖澄观身历九朝，先后为七帝讲经。如贞元十五年（七九九）德宗圣诞时，曾至宫中对皇族说法，皇帝听了大悦，说：“听大师讲《华严经》，心里很清凉。”因此受封为清凉国师。顺宗登位（八○五），诏大师于兴唐寺，为造普光殿、华严阁，塑华藏刹，绘“法界会”。元和五年（八一○），宪宗问“法界”义，闻法欢喜，敕有司铸金印，赐“僧统清凉国师”号，统冠天下僧侣，主管僧门诸事。穆宗、敬宗二帝咸景仰大师，敕封“大照国师”号。文宗礼师受戒，誓不食蛤，加封“大统国师”之号。大师一生宣讲《华严》五十遍，更于公元七八四年正月起，撰写《八十华严疏》，公元七八七年十二月完成。当他完成了《华严经》的注解以后，特地举行“落成法会”，会中竟有一千多位高僧大德参与盛会，乃有“华严疏主”的美誉。
清凉大师之后，五祖宗密大师继续宗弘华严，又随荷泽宗的禅师学禅，提倡教禅一致，影响后代甚钜。所以华严一宗的思想体系，不但承袭中国佛教的传统，并且另创风格，成为华严学派。
由上观之，过去佛教的丛林、佛教的宗派，都是各有分科，犹如现在的大学也都设有不同的科系与院所一样。甚至现代的大学设有分校、分部，过去禅宗五祖弘忍大师门下分出“南顿北渐”，当中南宗禅的惠能，门下又有弟子怀让和希迁两大主流，乃至整个禅宗更是“一花开五叶”，最后分出“五家七宗”，这些不就是禅宗大学的分校吗？
由于中国自古以来，丛林寺院一如学校，是供给十方青年学子进修的地方。因此据此再推广开来看，所谓佛教大学，像道安大师在湖北襄阳讲说教化十五年，学生曾多达四百余人，且多为学者、教授等高级知识分子，如当代的名士习凿齿，也曾请益在道安大师门下，一时盛名远播，使得前秦苻坚闻名仰慕，于是率兵攻陷襄阳，迎请大师到长安五重寺住锡，亲以弟子之礼师事之。
道安大师集众讲学之余，同时着手整理汉译经论，编成《综理众经目录》一书，开了中国佛教史上佛经目录学的先河。此外，他并致力于经典的翻译，及诸经序文、注释之作，共注序二十二部。另于僧团仪式、行规、礼忏等，多所制立。道安大师一生不但集众讲学，尤以著述甚丰，因此他所领导的僧团，堪称是当代的学术研究中心。
道安大师的高徒慧远大师，于庐山东净寺开创莲社，接引刘遗民、雷宗次、周续之、张季硕等学者专家七十余人共修，连陶渊明都慕名前往拜访。出山时，慧远大师亲自送行，所以有“虎溪三笑”，成为美谈。莲社就是净土宗的大学，也是学校。
与道安大师同时的鸠摩罗什大师，他虽然没有集众兴学，但在弘始四年（四○二），他接受姚兴的敦请，在皇家助力下，于逍遥园内开办国立译场，与僧睿、僧肇、僧契、法钦、道标等人一起参与佛经翻译。以现在的话来讲，这就是语言学校，就是翻译中心，都是专门从事语言翻译人才的训练，学生最多时曾达千余人。
此外，宋太宗于太平兴国五年（九八○），在开封太平兴国寺设佛典汉译机构，又称传法院；隋大业二年（六○六），炀帝于洛阳上林园设置翻经馆，命翻经学士彦琮居之；唐贞观二十二年（六四八），太宗于大慈恩寺西北造翻经院，以为玄奘大师之译场。
玄奘大师一生除了致力于经典的翻译，尤其曾留学印度那烂陀大学，从印度带回许多的经典教材，后来创立唯识宗，开办了法相研究的大学。直到明末清初，由杨仁山、欧阳竟无等创办支那佛学院，继续从事唯识学的研究。如此说来，玄奘大师、鸠摩罗什大师不都是佛教大学的校长吗？
其实，每一个丛林都是一所职业学校，他们造就了无数的知客、行政、法务、典座等各项技能的人才。甚至少林寺的寺僧，个个身怀武艺，不但保护寺院，也维护社会的安宁，堪称是现在的“警察学校”。宝华山的律宗大学，每年传戒，所训练的人才散播到全国当戒师，犹如军事学校的专家，培训种子部队，所以律宗到处训练佛门子弟，居功厥伟。
若从这层意义上再进一步来看，千百年来中国佛教大学所培养出来的无数僧俗人才，这些杰出的高僧、学者，也都在各个领域里对佛教做出许多的贡献，两者相互辉映，相得益彰。
首先，在科学方面，唐朝一行禅师制订“大衍历”，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历法，因而被尊称为中国四大科学家之一。
在历史方面，梁代慧皎、唐代道宣、宋代赞宁、明代如惺等所著作的高僧传，合称为“四朝高僧传”，使佛教僧传史渊远流长。民初汤用彤撰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思想史》、蒋维乔编撰《中国佛教史》，这些著作都很有系统地建立了中国佛教史的架构。
在地理方面，晋朝法显的《佛国记》、唐朝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义净的《南海寄归内法传》及《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他们在西行求法时传播中国文化，都做了弘法利生最大的奉献，并且改变了世界史地学者对中亚、南海的印象。
在艺术方面，八大山人等明末四大画僧的书画，唐末贯休的“十八罗汉图”，民国丰子恺的《漫画护生画集》，民国张大千的“洞窟临摹佛像画”，皆为绘画艺术的瑰宝。乃至前秦乐僔的敦煌凿窟、僧佑的栖霞山千佛崖石窟、昙曜的云冈石窟、道凭的宝山石窟朱砂洞、灵裕的响堂洞，静琬的房山石刻等，皆留下千古的美誉。甚至光是一个敦煌石窟，就让我国大陆开办一所兰州大学来专门研究，其他各大学也都有敦煌学的探讨。
在文学方面，如：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谢灵运的《辩宗论》、唐朝白居易的净土诗词，以及北宋欧阳修的撰文向佛，皆使文学蕴含信仰，启迪人心。
在学术方面，民初丁福保编纂《佛学大辞典》，梁启超撰述《佛学研究十八篇》，佛光山编印《中国佛教学术论典》暨《中国佛教文化论丛》，出版一系列《佛学研究论文集》、《普门学报》等，都为佛教学术留下丰硕的成果。
在致力于文字般若传播方面，佛光山为了使经典更加普及，除了成立“佛光大藏经编修委员会”，为古版的藏经重新标点、分段、编排印刷，并且首创光碟版的《佛光大辞典》、出版佛教书籍，并翻译成多种语言、成立“人间卫星电视台”、创办《人间福报》等，更使佛法的传播无远弗届。
乃至在人才的培育方面，民国的月霞大师在上海设华严大学、谛闲大师以华严精舍设立观宗学院、太虚大师以四川晋云山作为汉藏教理院（世界佛教学院），并在武昌、闽南分设研究唯识、三论的武昌佛学院、闽南佛学院。此外，佛光山创办的西来大学、南华大学、佛光大学，以及佛光山丛林学院分布在欧、亚、澳、非、美等五大洲的十六所佛学院，乃至华梵大学、慈济大学、玄奘人文社会学院、华严专宗佛学院、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佛教弘誓学院、圆光佛学院、香光尼众佛学院、中台佛教学院、福严佛学院、南普陀佛学院、法云佛学院、千佛山佛学院、能仁佛学院等，都在致力于人才的教育，以延续佛门的法身慧命。
佛教东传之初，当时一般缁素对佛教的认识，都只在语言、文字等名相上做研究，所以早期佛教连义理都不完备。后来有了诸多大德集众讲学，如玄奘大师曾就慧景听《涅槃经》、从严法师受大乘论、随道基、宝迁二师学摄论、毗昙，以及亲近震法师听《发智论》等。由于讲学风气大开，所以后来造就很多留学生到印度留学，如玄奘、法显、慧景、道整、慧应、慧嵬、昙无竭等人，同时也吸引不少韩、日、印等外国留学生来华。如果当时没有学团可供学习，如何能一下子就到西方留学，之前必定在某一个地方研究多时，而这个地方就是寺院。
寺院就是大学！现在一般人谈到学历，都讲究什么大学毕业，其实就以北京大学来说，也只有百年的历史，在此之前，也没有什么小学、中学、大学，顶多叫书院。甚至中国儒家书院的发展，其实也不及佛教的丛林寺院之具有规模。因为一般书院都是只重义解，佛教则在义解之外，尤重行持；一般书院只重视知识的传授，佛教大学则重视般若智慧的开发；一般书院只是追求世智辩聪，佛教大学则重视自觉、自悟的教育，重视真如自性的启悟。再说，若真要以学历来论的话，则不知孔子、孟子、庄子、耶稣、释迦牟尼佛、苏格拉底、韩愈、朱熹等人，又是什么大学毕业？所以，佛教寺院其实就是一所大学，是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是一所拥有无限学习空间的大学，在佛教大学里，人人皆可就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