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在公元1800年以前，有些地区在世界经济中占据支配地位，那么这些地区都在亚洲。如果说有一个经济体在世界经济及其“中心”等级体系中占有“中心”的位置和角色，那么这个经济体就是中国。
——德国学者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
楔子
德国学者贡德·弗兰克在他的《白银资本》一书中说：“如果说在公元1800年以前，有些地区在世界经济中占据支配地位，那么这些地区都在亚洲。如果说有一个经济体在世界经济及其‘中心’等级体系中占有‘中心’的位置和角色，那么这个经济体就是中国。”西方学者布鲁克在其研究明代经济与社会的专著的导言中写道：“中国，而不是欧洲，是当时世界的中心。”
从世界经济的角度看从公元1500年到1800年这三个世纪，欧洲所能生产和出口的最重要商品，就是金银，而它是依赖掠夺在美洲的殖民地才实现的。在公元1800年以前的两个半世纪里，中国最终从欧洲和日本获得了大约60000吨白银。大概是全世界有记录的白银产量（自公元1600年起为120000吨白银，自1545年起为137000吨）的一半。另据西方学者冯格汉1996年的估算，中国明代占有世界白银产量的1/4到1/3，高于欧洲西亚等各地区。
中外学者通过各自研究提出不同数据，给大明帝国算出了GDP，最高占全世界的90%，最低占30%。90%似乎难以相信，从外贸的硬通货白银因出超而大量流入中国的现象和明代农业、手工业、纺织业及制造业得到巨大发展来看，30%还是比较可信的，这就相当于今日美国的财富地位。
在风雨飘摇的岁月里，明朝还有一件“朝野欢呼、士庶空巷相庆”的大事。那就是天启六年（1626年）大明与后金战争中所获之宁远大捷。原因是明朝用先进的红衣大炮“气”死了努尔哈赤。此次保卫战，11门西洋大炮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使明军在军事技术和战术上明显地高出对手一个档次。这种西洋大炮于天启初经澳门输入中国因其来自红发红须的荷兰人之手，故也称“红夷大炮”。据说这种大炮前后共输入30门，除18门留在京师，1门试放时炸裂，余皆调往宁远。
明代大约是冷兵器向热兵器转换的一个关键时期，当时统治者颇敢实行“拿来主义”。明末著名的科学家徐光启也发出了“火器者今之时务也”的呐喊，提出了引进西洋大炮和“大炮进城，凭城击打，以台护铳，以铳护城”的部署原则。正德末年，广东巡检何儒从停泊于珠江口的西班牙、葡萄牙商船上看到了一种新式火炮，便寻觅工匠积极仿制，谓之“佛朗机（当时国人称西、葡两国为佛朗机）”。隆庆初，明廷开始批量生产这种装上了照门和准星的先进火器，陆续发往部队。据《练兵实纪杂集》记载，当时戚继光的车营装备佛朗机256门，辎重营装备160门。明廷的官方统计资料表明，自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至天启元年（1621年）3年中，发往辽宁的各类军火中，大小铜铁佛朗机就有4090架。
明朝就是在这样富有和先进的背景下走向了衰亡末日，实在令人扼腕叹息之极。“明虽亡于崇祯，而实亡于万历。”这已是史界公论。其实，有不少史学家将其衰败之势往前追溯得更远。
值得欣慰的是，在帝国江河日下的坠落过程中，不乏有志之士奋起拯救。
万历初年，张居正改革，使得大明王朝呈现出中叶以来的最好形势。然而好景不长，张居正逝世之后，中兴之象消失，明朝从此加速度衰败。
神宗大肆侵占土地，搜刮民财；又废除考成法，形成了皇帝黩货、臣下贪污、党争激烈的状况。腐败招致国库空虚，边关危机。这一时期，关内关外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气象：位于东北的后金陡然崛起，积聚起分庭抗争的预备实力；中原的明王朝民不聊生，阶级矛盾激化，灭亡危机已然形成。
1644年终于上演了华夏历史上最惨烈的落日景象。三月，李自成兵不血刃地占领了北京，崇祯皇帝在景山自缢身亡，主宰中国的明朝至此灭亡。四月，清兵入关，并打败李自成的大顺政权，进入北京。在北方，原明朝残余势力大多投降清朝或与清朝合作共同对抗起义军；而在南方，忠于明朝的各种势力建立了数个流亡政权，史称“南明”，在随后的十多年间被清朝逐一消灭。
1、靖难之役的短命考验
开国皇帝朱元璋刚刚去世，就祸起萧墙，发生了一出叔侄争位的闹剧。明太祖的第四子朱棣起兵推翻了侄儿朱允炆的皇位，登上了御座。这就是“靖难之役”。靖难之役是明王朝发展的第一次瓶颈危机，不能不提。明朝显然比隋朝幸运得多，躲过了短命王朝的厄运。而且，经过这次统治危机，明朝走上了兴盛之途。
朱元璋由农民起义而登上皇位，为了确保朱明王朝千秋万代地统治下去，一方面加强君主专制统治，把军政大权牢牢地掌握在皇帝一人手中，另一方面，想方设法加强皇室本身的力量，其具体的办法就是分封诸王。他把自己的24个儿子和1个从孙封为亲王，分驻全国各战略要地，想通过他们来屏藩王室。朱元璋是这样说的：“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卫国家，下安生民，今诸子既长，宜各有爵封，分镇诸国。”
从全国来看，这些封藩主要有两类，一是腹里，二是边塞要地。受封诸王在自己的封地建立王府，设置官属，地位相当高，公侯大臣进见亲王都得伏而拜谒，无敢轻礼。每一个藩王食粮万石，并有军事指挥权，于王府设亲王护卫指挥使司，辖军三护卫，护卫甲士少者3000人，多者1．9万人。边塞诸王因有防御蒙古贵族侵扰的重任，所以护卫甲士尤多。北平的燕王朱棣拥兵10万，大宁的宁王“带甲八万，革车六千”。他们在边塞负责筑城屯田、训练将兵、巡视要害、督造军器。晋王、燕王多次出塞征战，打败元朝残余势力的军队，尤被重视，军中大将皆受其节制，甚至特诏二王军中小事自断，大事才向朝廷报告。尤其是燕王，由于功绩卓著，朱元璋令其“节制沿边士马”，地位独尊。
藩王势力的膨胀，势必构成对中央政权的威胁。在朱元璋大封诸王的时候，有个叫叶伯巨的人指出，藩王势力过重，数代之后尾大不掉，到那时再削夺诸藩，恐怕会酿成汉代“七国之叛”、西晋“八王之乱”的悲剧，提醒朱元璋“节其都邑之制，减其卫兵，限其疆土”。朱元璋不但听不进劝告，反而把叶氏抓进监牢，囚死狱中。事态的发展，远远超出了叶伯巨的预料，中央政权与藩王之间的矛盾，未及数世而在朱元璋死后就立即强烈地爆发了。
明太祖朱元璋65岁时，皇太子去世，16岁的长孙朱允炆就被立为皇太孙。有一天，太祖与皇太孙对句，太祖出的上联是“风吹马尾千条线”，皇太孙对以“雨打羊毛一片毡”。太祖听后觉得格调低沉，很不高兴。这时，太祖的四子燕王朱棣正好在旁边，便乘机上前对道：“日照龙鳞万点金。”太祖听后连声叫好，从此就格外器重燕王，并有意更换皇储，终因大臣们竭力反对而作罢。
公元1398年，明太祖去世，皇太孙允炆即位，改年号为建文。朱允炆“仁柔少断”，登上皇位后，更感到诸王以叔父之尊，“各拥重兵”，虎视眈眈，对自己形成很大威胁。在与尚书齐泰、太常卿黄子澄密议后，决定削藩以根除祸患。此时，诸藩王中数燕王朱棣最年长、权势最大、军功最高，就连精明过人的朱元璋在临死前也虑及燕王权势过大，一再告诫：“燕王不可不虑。”为了对付燕王，黄子澄建议先剪断燕王的手足。于是，洪武三十一年八月，惠帝朱允炆先从燕王的同母弟封藩开封的周王开刀，将其废为庶人，革去王封，迁徙到云南。翌年四月，封藩大同的代王桂以罪被废为庶人，幽禁大同；封藩青州的齐王榑因罪被废为庶人，囚于京师；封藩荆州的湘王柏闻变，在王府自焚而死。六月，岷王楩亦被废为庶人，徙置漳州。
削藩，在任何时代都是正当的，一个正常的国家内不允许同时存在很多独立王国。柏杨认为有两件事朱允炆失于考虑，“第一，当时诸亲王并没有割据一方反抗中央的企图和迹象。诸亲王除了王府一万五千人警备部队外，对地方军队并不能直接掌握，还够不上独立王国的威胁。第二，黄子澄一批庸才，根本不懂政治，不是处理这种带有爆炸性事件的良好人选。”
最初，燕王朱棣听说要削藩，装作重病在身，以免建文帝猜忌。后来建文帝接连废去了几个藩王的王位，将他们降为百姓。朱棣看到弟兄被废，自己的地位也朝不保夕，只好偷偷地训练将士，决心对抗中央。
齐泰、黄子澄、方孝孺都是饱学儒生，勇敢正直，又满怀理想。他们作为建文帝的心腹，悉心帮助建文帝治理国家。可是，他们同时也是书呆子，没有实际的政治事务经验，只适合于纸上谈兵。建文帝在位短短四年时间里朝政乱成一团，不能不说他们的能力有限。建文帝指望他们来完成削藩，确实欠考虑。
朱元璋当国时，恐权臣篡权，规定藩王有移文中央索取奸臣和举兵清君侧的权利，他在《皇明祖训》中说：“朝无正臣，内有奸逆，必举兵诛讨，以清君侧。”1399年，朱棣以此为理由，指齐泰、黄子澄为奸臣，须加诛讨，并称自己的举动为“靖难”，意即为国家消除祸患。因此，历史上称这场朱明皇室内部的争夺战争为“靖难之役”。
这场内战前后相持了四年。建文帝迂腐怯弱，无论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不是他的叔父朱棣的对手。建文帝多次调兵遣将前往征伐，都被靖难军所败。建文四年（1402年），靖难军攻占南京，建文帝下落不明。朱棣进入南京以后，杀掉建文帝的亲信大臣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株连了很多人。朱棣登上了皇帝的宝座，称为明成祖，改年号为永乐。
四年的“靖难之役”，给明初刚刚有所恢复的社会经济以较大的破坏，而直接遭到战争践踏的地区，破坏更为严重，史书上称“淮以北鞠为茂草”，当为真言。
当上皇帝的朱棣，大肆杀戮曾为建文帝出谋划策及不肯迎附的文臣武将。齐泰、黄子澄、景清等被整族整族地杀掉：“命赤其族，籍其乡，转相扳染，谓之瓜蔓抄，村里为墟。”“瓜蔓抄”，即连疏族远亲也不放过，都在诛除之列。有“读书种子”之谓的方孝孺，因不肯为朱棣撰写即位诏书，九族全诛，这还没完，又将其朋友门生作为一族全部杀掉，十族共诛873人。这次清洗极为残酷，共有数万人惨死于朱棣的屠刀之下。
所幸的是，朱棣是一位有能力的帝王。“少长习兵”，“智勇有大略”，“至其季年，威德遐被，四方宾服，受朝命而入贡者殆三十国。幅员之广，远迈汉唐。成功骏烈，卓乎盛矣”。确实，在朱棣统治的22年中，这两方面的成就是不可抹杀的：一是五次亲征，先后打败鞑靼、瓦剌两部蒙古骑兵，使明朝的疆域得到了极大的开拓和巩固；二是他多次派遣郑和出使西洋，使得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出现前所未有的盛况。
靖难之役，明王朝可谓有惊无险，顺利突破了瓶颈，明朝自成祖之后，国内安定三十余年，历仁宗、宣宗直到英宗，一直处于上升的阶段。这段时期也很为史学家盛赞，“此三十余年，是中国人民在明王朝统治三百年中，惟一比较幸福的日子”（《中国人史纲》）。
2、土木之变与“两朝天子”
“土木之变”使明朝国力受到严重削弱，成为明朝由前期进入中期的转折点。
据《明史纪事本末卷》载，明正统年间，皇帝朱英宗不理朝政，大权旁落。宦官王振掌管司礼监，把持朝政，国力日渐衰败。北方蒙古族瓦剌部却日益强大，构成对中原的威胁，伺机进攻大明边塞。而王振对北方边防不作战备。
公元1449年，已统一蒙古各部的蒙古瓦剌部首领也先以明廷限制贡马人数和压低马价为理由，分四路大举入犯，主力指向大同。前线告急，震动朝廷。宦官王振力主明英宗亲自率军迎战，企图侥幸取胜。大臣们竭力反对，明英宗不听。
经过两天仓促准备，王振挟持英宗，率领50万大军从北京出发。明军一路上为狂风暴雨袭击，将士饱受饥寒，士气大减；前线又时有战败消息传来，军中一片混乱。到达大同以后，王振得知各地明军惨败的真相，慌了手脚，竟不战自退，急令班师回朝。王振为了显示自己的权威，便邀英宗“临幸”他的老家。可是大军刚出发，王振又后悔了，怕毁坏自己田里的庄稼，于是又下令从原路折回。这就使瓦剌军赢得了时间，逼近明军。
当明军退到土木堡时，被瓦剌军包围。土木堡是一个没有水源的地方，50万饥渴交迫的将士陷入绝境。瓦剌军假装撤退，并派人赴明军讲和，王振信以为真，急令移营就水。这时，瓦剌骑兵突然从四面八方杀来，明军丢盔弃甲，仓皇奔逃，自相践踏，死者不计其数。明英宗被俘。祸首王振在乱军之中，被护卫军樊忠杀死。
造成这一悲剧的主要原因在于明英宗过分宠信太监王振，对王振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而且英宗对王振礼遇甚隆。从他在给王振的敕书可以看出来：“朕自在春宫，至登大位，几二十年。尔夙夜在侧，寝食弗违，保护赞辅，克尽乃心，正言忠告，裨益实多。”这封敕书的感情是真挚的，英宗从小和王振在一起，王振又能替他处理冗杂的政务，使英宗对王振不仅信任，而且依赖。正统六年（1441年）年末，英宗大宴文武百官。按照惯例，宦官不能参加。英宗时刻不忘王振，宴会中间专门派人探视。使臣到时，王振怒气正盛，说：“周公辅成王，我独不可一坐乎？”使臣回报，英宗不仅不以为忤，反而不惜违背祖制，召王振入席。王振到时，百官望风而拜。还有一次，王振见工部侍郎王佑貌美而无须，便说：“王侍郎何以无须？”王佑竟然回答：“老爷既无，儿安敢有？”由此可见王振权势之盛，以及百官的奴媚之相。
土木之变后，瓦剌势力大振，明朝北边长期处于挨打局面。土木堡之败，是明朝由盛而衰的分水岭，也是英宗人生经历的第一个谷底。
英宗被俘后，也先也觉得非常难办，是杀是留无法决定。也先的弟弟伯颜帖木儿认为英宗奇货可居，劝也先留下英宗，他的提议得到了也先的认同，英宗才得以保全了性命。英宗被俘的最初一段时间，也先视为奇货可居，总是带着英宗骚扰明朝边境，但遭到了明朝边将的回绝。
这样，也先想靠英宗大捞一把的计划失败了，于是气急败坏的也先率领瓦剌精锐骑兵浩浩荡荡杀奔北京。京师群情汹汹，人心惶惶。
兵部尚书于谦、吏部尚书王文等拥立朱祁钰（英宗弟）即位为景帝，遥尊英宗为太上皇。朱祁钰本来是准备一生都去做一个安分守己的藩王，因“土木之变”一跃而为皇帝，还因着他的年号景泰，中国的瓷器“景泰蓝”就此扬名。
也先军攻至北京城下，欲用英宗为人质，向明廷进行勒索；此时朝廷分为两派，一派主张议和，将首都南迁。另一派以于谦为首，主张保卫京城。在京师保卫战中，京师民众起而支援明军，打击也先的部队。
与明朝的战争不仅使也先损兵折将，而且使他失去了明朝的赏赐以及与明朝交易的机会。瓦剌作为一个游牧部落，如果失去了明朝的生活必需品，部落民众的生活将是非常艰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