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世国是山东枣庄人。2004年3月26日，正在广州创业的田世国接到老家电话，说他母亲被确诊为尿毒症，已经到了晚期。这消息犹如晴天霹雳。他不敢耽搁，当天晚上就赶往枣庄。而就在他推开血液透析室大门的那一瞬间，他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年近七旬的母亲躺在白色的病床上，手臂上插着粗大的导管……田世国踉跄着扑到母亲的病床前，哽咽着说：“妈，我回家看您来了！”
听到儿子的声音，老太太睁开了眼睛埋怨说：“你在广州那么忙，大老远跑回来干什么？”
田世国看到一旁的家人不停地向他使眼色，才明白母亲可能并不清楚自己的病情，他稍微稳定了一下情绪，说这次回来是去东北出差，顺路回家看看。得知母亲病得这么重，他就到医院来了。田世国安慰母亲说：“妈，您放心，有我们兄妹在，您一定会好起来的。”
从透析室出来后，田世国立即奔向了医生的办公室，向医生询问治疗方案。医生告诉他，尿毒症患者的治疗方法主要是靠血液透析或换肾来维持生命，虽然肾移植可以使病人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但不仅费用昂贵，而且肾源不好找。特别是像刘玉环这样已经年过花甲的老人，肾移植手术的风险更大。
一边听医生说，田世国一边在心中暗下决心，“我要给母亲进行肾移植，我一定要救我的母亲！”
于是，他安慰将信将疑的母亲：“我在广州有很多朋友，他们一定能帮得上忙。至于手术所需的费用，我也早做好了准备。反正钱是人挣的，只要您还能活着，就能激励我再去挣钱。”
回到广州后，田世国立即到各大医院联系肾源，并把配型资料在各大医学网站上发布。然而两个多月过去了，合适的肾脏却一直没有找到。田世国为此每天茶饭不思，人一下子就憔悴下来。
然而，老太太这边却等不下去了，每周两次的血液透析治疗让她倍感内疚。因为她心里清楚，一次透析就要花费400元，她不想临到老了还在经济上拖累儿女，于是便自作主张将每周两次的透析减少到了一次。结果却是险些送了命，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抢救才转危为安。
远在广州的田世国得知这些事情后，他在心里跟自己说：“妈，您坚持住，您只要给我几个月的时间就可以，我一定给您找到合适的肾。”
可问题在于，田世国的母亲是O型血，这使得寻找肾源变得更加困难。
这天深夜，田世国示意妻子坐下，沉默了好长时间后才说：“肾源很难找了，但妈的病不能再拖了……所以，我想和你商量个事！”说完，他指了指自己的腰部。妻子一听，差点急得哭出来：“不会是你想自己捐肾吧？”田世国坚定地点了点头，以不容置疑地口气说：“我来捐肾，一定要救活我的妈妈！”
田世国告诉母亲，说是一个死刑犯自愿捐出自己的肾。肾源的方案有了，接踵而来的难题就是如何说服母亲接受手术。换肾手术最少也要20多万元，为了打消母亲关于费用的顾虑，田世国和弟弟妹妹只得一边筹钱一边对老人撒谎。他们骗母亲说手术费用仅需六七万元。出乎他们意料的是，这一次，母亲爽快地答应了手术。
2004年9月27日，田世国和母亲同时住进了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当手术单披在他身上时，田世国感到了一阵前所未有的轻松，他对身边的护士说：“我终于可以救我妈了，再过一会儿，我的肾就要在她的体内工作了。”
换肾手术很成功。老人得救了，她怎么也不会想到，救命恩人就是自己的儿子。
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会让一个儿子不惜牺牲自己的健康，为母亲的生命延续作出如此巨大的精神和身体的奉献？是什么维系着中国传统的家庭稳定与亲密？读完这个故事，我们会情不自禁地思考这个问题：我们的生命是父亲和母亲给予的，作为儿女，我们又能给予父母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