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风吹拂的时候，天地一片清新。
在广袤的神州大地，佛教的知恩报恩思想与儒家的尽孝报恩王理念渐渐统一起来了，融为一体了。孝道与佛教的融合，使佛教思想更有自身的特性和生命力。明代著名的佛教思想家憨山德清提出“知恩报恩，即是慈父之孝子矣。”他教导人“既秉如是行愿，二六时中，念念谛思（《憨山老人梦游集》卷第八）。”民国时期是我国佛教的转型时代。由“家天下”到了“公天下”。之后，有不少人论述了佛教报恩思想与爱国思想。新时代佛教报恩思想有了新的内涵。抗战时，日本军队在中国横行霸道，残杀中国人民，许多人挺身而出，抢救祖国于危难之中。报国恩与报父母恩一样重要。
禅宗以佛心为智，号称佛心宗。清代竺峰法师这样解析道：“以佛事为心，则尽孝报恩统在是矣。”竺峰法师为了佛心之孝是出了大力的，他的体会很深刻。他自从对比“握管心酸，笔舌难罄，贤昆玉（即竺峰名字）最（重视）之（《竺峰敏禅师》语录卷之五）”。
佛教报恩思想走向成熟，主要体现于“报四恩”的体系形成了。所说的“报四恩”来源于佛教的平等思想。佛经说：“如是四恩，一切众生平等。荷负父母者，父有慈恩，母有悲恩。若我住世，一劫说不能尽。二众生恩者，无始以来，一切众生轮转五道，互为父母，各有大恩故。三国王恩者，福德最胜，虽生人间，得大自在。三十三田，常以其力，护持国界，山河大地尽属国王。是故，大圣王以正法化，能使众生，悉皆安乐。”
惠能说：“一切修多罗及诸文字，大小二乘，十二部经，皆因人置。……若无世人，一切万法，本不自有。”所以，“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近代高僧太虚法师称这种思想为“人间佛教”思想。由此，惠能把印度复交“众生平等”的理想从遥远的佛国拉回到人间。即使是罪恶很深的人也可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
报恩思想与佛家所讲的慈悲理念关系也很重要，慈能拔苦，悲能与乐，以慈悲的心情去善待所有人，相互施恩，各得其所，让众生都能快乐地生活。
报恩思想也很有现代意义。报国家恩就是爱国主义的体现。也是佛教对国家的最大贡献。当今社会处在转型期，人们的思想比较混乱，传统思想美德常被消减，社会秩序和家庭伦理有时也处于混乱状态，不和谐现象常见出现。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必须更强调知恩报恩思想，推广报恩理念。社会上出现了不少宣传孝敬父母、赡养老人、扶持弱者、照顾孤寡老人、保护儿童、培养爱心等等好现象。大力宣扬这样良好的社会现象，宣扬“知恩报恩”的思想是特别重要的。
历史逝去了，但好东西会记上史册或留在民间的。如宋代重视儒家伦理，报四恩思想在宋代得到很大发展。在政治上强调了尊卑有序，四恩思想对于统治者管理国家有帮助，有利于社会健康有序地发展。佛教强调“种福田”，并说父母是最大的“福田”。同时也把孝敬父母内心清净，外当尽孝作为佛教徒的当然义务与责任。佛教戒律规定，“佛言：从今听比丘尽心尽寿供养父母，若不供养得重罪。又云：我听五处纵极破戒，应供养所谓父母、亲教师（受业和尚也）、轨范师，及病人。又云：出家人，于父母应供养供给……若常乞食亦与己所满腹食内，应取其半，济其父母”（《弥沙塞律》）。
这便是孝敬父母与报恩理念的结合，也是佛教在中国有较大空间的原因所在。
再说宋代专制统治时代，特别突出了报国主恩的思想。宋代主张“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加天下制度。《萨遮经》云：“王者民之父母，以法摄护众生，令安乐故。”《西域记》云：“又佛法付嘱国王大臣故，常须系心祝愿也。”在宋朝，佛教界与国家政权的关系密切了。君王是人王，而“人王为一切众生安乐之本”。（《释氏要览》）王力也保护佛教，没有国王，就没有佛法的传播。爱国爱教做到了一致性。
报国恩的理由是什么呢？
因为国家对于众生是有恩德的。
有国才有家，才有生存之所啊。没有国家的保护，没有社会的关爱互助，人们就无法生存和发展。国不存，衣食则不存，所以国家对人民有养育之恩。
国有保护之恩。国法、典章制度，维持社会秩序，保护人们的生命财产，让人们安居乐业。
国家能统领全国人民时刻保卫领土完整，不受外敌侵犯，让人民安乐，休养生息，修行办道。
中国近代史，主权受到西方侵犯，国土受到外敌践踏，战争四起，国不成国，灾疫横行，民不聊生。在这种悲惨的社会里，连基本生存条件都没有，何以弘法利生，修行办道呢？因此，佛教徒都十分珍惜政治清明的国家，拥护国家便是爱国，也就是报国恩了。
《般若经》、《法华经》、《菩萨本行经》和《华严经》等最初佛教经典，提出了“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思想。佛教的理想国家是生命呢？就是庄严国土：物质生活极大丰富，自然条件极其美好，政治清明，没有战争、文明富强、庄严美丽的乐园。佛教在追求佛国“、“净土”的同时，也勉励菩萨们建立人间净土，如《菩萨本行经》云：“欲得具足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严净国土，教化众生，皆由精进而得成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