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士奇、杨荣和杨溥这三人合称“三杨”。“三杨”都出自建文帝时期的翰林院，此后在永乐朝升任内阁大学士。他们身处高位，但屡遭磨难，仁宣时期才真正施展其才能。此间，三人恪尽职守，深合皇帝心意，为“仁宣之治”的开创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宣宗驾崩，三人又辅佐幼皇英宗。但此时“三杨”却昏庸懦弱，对权宦王振听之任之，以至王振败坏朝纲，唆使英宗北伐，酿成“土木堡之变”。真可谓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三杨”在位三十年，身上带有明朝前期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烙印。“三杨”的宦海，也具有颇多代表性。他们的思想变化，正是这一时期朝臣心理变化的缩影。
杨荣、杨溥都是建文二年（1400年）的进士，当年便进入翰林院。杨士奇就没有他们两人顺利了，他未曾中举，仕途不畅，有近二十余年的时间漂泊在外。
好在建文二年，翰林院王叔英慧眼识英才，推荐杨士奇进入翰林院。翰林院乃是明朝的育才之地，从这里走出的都是高官显爵。这一切都表明，他们是建文帝看 重的人才，他日的栋梁。此时的翰林院人才济济，大儒方孝孺，才子解缙、金幼孜等人都在这里任职。“三杨”在他们的熏陶下，迅速成长。他们本人也尽心尽力，颇有一番报国之志。尤其是出身贫寒的杨士奇，工作勤奋，深得方孝孺的信任，仅一年便提拔他为翰林院副总裁官，审定各地所上书稿。假以时日，“三杨”荣膺重任，只不过是时间问题了。但靖难之役打破了他们平静的仕途。建文四年（1402年）夏，靖难大军逼近南京。面对江河日下的建文朝廷，他们必须要作出选择：究竟是以死报建文帝的知遇之恩，还是顺应潮流投靠燕王朱棣。此时年富力强的“三杨”，事业刚刚处于起步阶段，大好的前途摆在他们面前，他们还没有来得及为国家效力，一展身手。更何况他们只是小官，没有为建文帝殉难的必要。建文帝与燕王朱棣之间的皇位之争，只是朱氏家族内部的权力之争，并未达到国破家亡的程度。经过深思熟虑，“三杨”与翰林院的众多大臣一道出城迎降。这一选择，为他们叩开了未来的大门，但也让他们丧失了立场。身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三杨”，肯定会为自己未能贯彻忠义，不能实践杀身成仁的殉道精神而内疚。他们只能期盼着事业上的建功立业，为自己洗去耻辱。
与“三杨”的选择不同，翰林院中与“三杨”关系密切的周是修、王叔英、方孝孺等大臣，却对朱棣誓死不从。“三杨”的好友周是修在燕军进入南京城后，为了表示自己忠于建文帝，自尽而死。当初推荐杨士奇进入翰林院的王叔英，在南京被攻破时正在外募兵，听到消息后，悲愤投河而死。对“三杨”有知遇之恩的方孝孺，更因言辞激烈触怒朱棣，被朱棣诛杀十族，他本人更是遭受了可怕的酷刑。
此外，成祖对建文帝旧臣大肆屠杀，“瓜蔓抄”，“灭九族”，其残忍程度甚至超过蛮族入侵。面对同僚的死难，我们不知道“三杨”作何感想，但可以肯定的是，屠刀让他们对这位新皇帝有了深刻的认识，谨小慎微成为他们的人生准则。
此后“三杨”因迎立有功，不像方孝孺等翰林院同僚一样“不识时务”，加之自身才华横溢，从而受到了成祖的信任，很快得以升迁。三人进入事业的第一个小高潮。杨溥于永乐二年（1404年）被任命为太子洗马；杨荣在永乐元年（1402年），被成祖命为“侍皇太子讲读”，并负责起给“诸皇孙讲学”的责任；杨士奇更是平步青云，在永乐元年十一月便被任命为东宫侍讲，主要负责皇太子的教育，并破格进入内阁，参与机密。命运把他们与朱高炽捆在了一起。
“三杨”获得了成祖的青睐，但他们也深深地知道成祖嗜杀成性的性格。
在处理成祖交给的任务时，他们小心谨慎，甚至不惜委屈逢迎，惟恐成祖有所不满。永乐九年（1411年），杨士奇主持编修《太祖实录》。为了迎合成祖，他删改了大量不利于成祖的内容。在对太子、诸皇孙的教育上，“三杨”也是尽心尽力，言传身教，深怕有负于成祖的厚望。加之太子朱高炽比成祖仁义宽厚，对儒学非常感兴趣，政治主张上也与“三杨”十分相近。在东宫教学期间，“三杨”
与太子相处得非常融洽。从这时起，“三杨”的命运便和太子紧紧连在了一起。
他们和一批东宫僚属成了太子朱高炽的有力支持者。但东宫讲学也给“三杨”带来了不尽的麻烦。
成祖即位后，因为北征和营建京都，长期留在北京，令太子在南京监国，主管朝政。太子监国期间，严惩酷吏，压制太监，施行了许多仁政。然而，这些举措在强调“高压治国”的成祖眼里，却无异于“犯上”（大逆不道）。太子与成祖的关系也进一步恶化。次子朱高煦又战功卓越，性情上与成祖很像，成祖便想废掉太子另立储君。作为太子老师的“三杨”，朱棣自然也就对他们颇为不满。
不要说对其重用了。此时“三杨”的性命都悬于一线，已没有退路，只有拼死保全太子的储君之位。杨士奇则因一再上言为朱高炽辩解，两次牵连入狱。杨溥因在永乐十二年成祖北征回京时迎驾迟晚而获罪，在锦衣卫狱中关了十年，几乎丧命。同僚陈善、解缙也相继遇害。“三杨”和太子在黑暗中熬了十年。终于在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七月，他们看到了黎明的曙光。当月，成祖朱棣在第五次北伐途中，病死于榆木川（今内蒙古多伦）。此时与成祖随军同行的杨荣沉着果断，对成祖死讯密而不发，连夜骑马赶到京城，与在京的杨士奇积极配合，妥善处理了迎丧、即位等重大的事宜，帮助太子朱高炽顺利即位。仁宗即位后，立即释放还在狱中“苦读”的杨溥，令其官复原职。
此时，杨士奇六十岁，杨荣五十四岁，杨溥五十岁。本来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并各具才能的“三杨”，在成祖的高压政策下却难施才华。时至暮年，宦海沉浮二十余年，“三杨”身上的棱角早已不在。身处皇位角逐的中心，目睹那么多同僚的死难，让“三杨”深知臣子身份的渺小。虽然仁宣二帝同他们共患过难，虽然二人也以“仁慈”闻名，但“三杨”仍在以一种近乎虔诚的态度侍奉着 “神坛上的君主”，在皇权允许的夹缝中寻找自己的生存空间。杨士奇为官处事顾全大局，不计小节，兢兢业业，体恤爱民，主张减免赋税，缩减官田，审理积案，减汰工役，安抚流民，深受百姓拥戴。同时他慧眼识人，经他推荐的于谦、况钟、周忱等人，日后都成为了明朝名臣。但杨士奇却从不因功自傲。杨荣曾多次在宣宗面前中伤杨士奇；宣宗告之情况后，杨士奇不但不愤怒，反而请求宣宗能够像信任自己一样信任杨荣。杨士奇能够荐人之长，克人之短，不愧为“三杨”之首。
杨荣虽在为人上不及杨士奇，但其思维敏捷，机敏多谋，通晓边务。他曾跟随成祖五次出塞。年过六旬，还两次跟随宣宗巡边，深得皇帝信任。更难能可贵的是，他未恃宠骄矜，坚持“事君有体，进谏有方”的本分。
杨溥不像杨埼、杨荣二人那样杰出，且性格内向，但他操守极好，作风低调，每次上朝都沿皇墙而走，以示遵守礼制。他对仁宗忠心不二，出狱后更是勤勤恳恳，成为朝臣的典范。
在“三杨”执掌内阁期间，大明政治清明，海内太平，天下井然，百姓殷富，出现了所谓“仁宣之治”的局面。这种盛世的取得，“三杨”可谓功不可没。
名家回眸
着名历史学家范文澜这样评价“三杨”：“三杨”是明朝仁宣之治的重要推手，也是明朝内阁制度完备的关键人物，他们与仁宣二帝谱写了中国历史上君明臣贤的千古佳话。
“三杨”历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四朝，特别是在仁宣时期，“天下建言章奏，皆‘三杨’主之”，明朝的大多数皇帝都有疑心病，不相信大臣，君臣相互猜忌，而“三杨”却能长期安居阁位，形成权势，施展政治抱负，颇为耐人寻味。
他们任职机要重地，与皇帝“朝夕左右”、“机密重务悉预闻”。正如赵翼所说：“迨仁宣间，‘三杨’在内阁久，所兼官屡加至师傅，于是官阶益尊，虽无相之名，而已有均衡之重。”
历史之谜——朱高炽暴亡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七月，明成祖朱棣在北伐回程当中死在榆木川。八月，太子朱高炽即位，次年改年号为“洪熙”。他采取了一系列不同于他父亲的政策，国家面貌大大改观。第二年五月，朱高炽暴亡，在位不足十月，享年四十八岁。
朱高炽去世前三天还在和大臣们商议处理政事。他从感觉不适到“崩于钦安殿”，前后仅两天时间。明代学者黄景称其“实无疾骤崩”。壮年天子，登基未足一年，“无疾骤崩”，其中必有不为人知的缘由。但与朱高炽有关的明史料如《明仁宗实录》、《明史·仁宗纪》等，都只字未提其死因。究竟朱高炽因何暴卒呢？
一种观点认为，仁宗是死于纵欲过度。仁宗的贪欲好色人所共知，当时的大臣李时勉在仁宗即位不久上了一份奏疏，其中有劝仁宗谨嗜欲之语：“侧闻内宫远自建宁选取侍女，使百姓为之惊疑，众人为之惶惑。若日，天子之宫，古有常制，则大孝尚未终；左右侍御，不可无人，则正宫尚未册。恐乖风化之原，有阻维新之望。”仁宗览奏后，怒不可遏，当即令武士对李时勉动刑，李时勉险些丧命。直至垂危之际，仁宗仍难忘此恨，说“时勉廷辱我”。由此可见，朱高炽确实纵欲无度，否则不会如此耿耿于怀。继他即位的宣宗朱瞻基曾御审李时勉：
“尔小臣敢触先帝！疏何语，趣言之。”李时勉叩首答曰：“臣言谅阁中不宜近妃嫔，皇太子不宜远左右。”朱瞻基叹息，称李时勉“忠”，复其官职。可见，朱瞻基对仁宗嗜欲之事也一清二楚。
朱高炽因纵欲过度而得不治之症，在明人陆筑《病逸漫记》中有记述：“仁宗皇帝驾崩甚速，疑为雷震，又疑宫人欲毒张后，误中上。予尝遇雷太监，质之，云皆不然。盖阴症也。”“阴症”之说出自朱高炽时一太监之口，应当有一定可信度。限于当时的医疗水平，治疗此等“阴症”恐无特效良药，这使一些奸佞之徒有机可乘。对此，《明史·罗汝敬传》中曾有记载，“……先皇帝（仁 宗）嗣统未及期月……献金石之方以致疾也”。由此看来，导致仁宗死亡的直接原因，可能是服用治“阴症”的金石之方而中毒不治。
另一种观点认为，五月是张皇后的生日，宫中的嫔妃要给她上寿敬酒。郭妃按照规矩给张皇后送了一杯酒，张皇后接下来以后，放到桌子上没有马上喝。当时在场的朱高炽说：“皇后，你是不是又多心了？”说着，就把这杯酒拿起来喝了，第二天，仁宗病逝。
明仁宗的死很奇特，是一个历史之谜。是不是因为宫中嫔妃、皇后之间的矛盾，误杀了朱高炽呢？还有更为骇人听闻的，有人说明仁宗在安葬的时候，只有尸体而没有头颅。那么明仁宗究竟是怎么死的呢？
还有一个说法，认为朱高炽是被其长子，即继他之后登位的宣宗朱瞻基害死的。朱瞻基善骑射，谙武事，热衷权力，工于计谋，深得祖父朱棣赏识。后来朱高炽即位，虽立朱瞻基为太子，但对其充满警惕。可是，朱瞻基为了自己早日登位筹谋，全然不顾亲情。洪熙元年（1425年）三月，朱高炽命朱瞻基南行祭陵（凤阳的皇陵与南京的孝陵），朱瞻基于四月十四日离京。随侍朱高炽的宦官海涛原本是朱瞻基亲信，他按预先密谋，五月十三日加害朱高炽。
朱瞻基离京后，没有按既定日程行进，而是直奔南京。但在离开南京前，南京城中就有传言“仁宗上宾”。要知道，当时北京还未发丧，亦无如今现代化的传播工具，可见朱高炽“上宾”是在一些人预料之中的。当时，朱瞻基还说：
“……予始至遽还，非众所测。”显示他有人们难以想象的重大安排。他匆匆北返，在途中等待赍诏而来的海涛，于六月三日抵北京。一到北京，就有大臣劝诫：人心汹汹，不可掉以轻心。朱瞻基答曰：“天下神器非智力所能得，况祖宗有成命，孰敢萌邪心！”显示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流露出对弑父谋位活动的自信和自得。
明仁宗死以后，他的儿子朱瞻基担任了皇帝，这就是后来的宣宗。后人对明宣宗如何评价呢？历史上把明仁宗和宣宗统治时期称作“仁宣之治”。因为宣宗实在是明代历史上少有的几个有作为的皇帝之一，人们大概都不愿相信，这样一个难得的好皇帝的皇位居然是靠谋杀自己的父亲而得来的，所以一直不赞成这种说法。
仁宗之死，众说纷纭。不过，现在历史学界流行的主流说法仍是仁宗死于纵欲过度。
名家回眸
明末清初史学家谈迁这样评价朱高炽：他是一个开明的儒家君主，他像他模仿的古代圣王那样，坚持简朴、仁爱和诚挚的理想。他因大力巩固帝国和纠正永乐时期的严酷和不得人心的经济计划而受到一致的赞誉。他的许多政策和措施反映了一种对为君之道的理想主义的和儒家的认识，但是它们也是他对前几代皇帝的一些倾向的反应。
只可惜他命短，过早而亡。他究竟怎么死的，现已无法考证，只能任后人猜想、评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