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神宗怠政时间之长，程度之严重，在明代皇帝中是前所未有的。由于他长期不理政务，政府“曹署多空”，加之党派纷争，宦官横行，致政治混乱腐败已极，国力衰弱殆尽，明王朝已无可避免地走上了灭亡之途。
明神宗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八月病亡；其长子朱常洛即位，是为明光宗。
大肆敛财
穷天际地，搜刮靡遗，由公逮私，那移殆遍。或借这赎锾，或扣之各役工食，上下交征，官民并困。
——明·吴道南
明神宗怠于临政，却勇于敛财。其敛财手段除向国库传索外，便是派出矿监税使，直接掠夺于民。
矿监的派出，最早始于永乐年间。永乐十五年（1417年），太监王房等曾督民夫6000人于辽东黑山淘金。同年，又命宦官在广西南丹州采金矿。以后，景泰、天顺、弘治、正德、嘉靖等朝时开时停，但均未造成大的危害。矿监之到处为害，主要在万历年间。
明神宗亲政后，即不断有人奏请开矿，但因遭大学士申时行等反对而未成。
万历二十年，用兵宁夏，耗银二百余万两。同年冬，出兵朝鲜，前后八年，耗帑金七百余万两。万历二十七年，用兵播州，又费帑金二三百万两。三大征战接踵而至，国库耗费殆尽。再加上万历二十四年，乾清、坤宁两宫火灾；万历二十五年，皇极、建极、甲极三殿又火灾；营建乏资，户部无机可施，矿税由此大兴。
万历二十四年七月二十日，太监王虎被派同户部郎中戴绍科等于真定、保定、蓟州、永平等处开采样砂进览。随着第一个矿监的派出，诸“言矿者争走阙下，帝即命中官与其人偕往，天下在在有之”。据《明史·食货志》记载，派出的矿监几遍天下：昌平为王忠，真、保、蓟、永、房山、蔚州为王虎，昌黎为田进，河南开封、彰德、卫辉、怀庆、叶县、信阳为鲁坤，山东济南、青州、济宁、沂州、滕、费、蓬莱、福山、栖霞、招远、文登为陈增，山西太原、平阳、潞安为张忠，南直隶宁国、池州为郝隆、刘朝用，湖广德安为陈奉，浙江杭、严、金、衢、孝丰、诸暨为曹金，陕西西安为赵鉴、赵钦，四川为丘乘云，辽东为高淮，广东为李敬，广西为沈永寿，江西为潘相，福建为高寀，云南为杨荣。
明初，工商税收由税课司局（掌市场商税）、抽分场（掌竹木柴薪税）和河泊所（掌渔税）掌管，商税品种简约，税率较低，为三十税一。五谷、农器、书籍、纸札、军民嫁娶丧祭之物、舟车丝布等，都不抽税。宦官管理税务，滥觞于成化初年掌管抽分场。正德时期，各地税务已普遍由宦官管理。嘉靖初年，“抽分中官及江西、福建、广东税课司局多所裁革，又革真定诸府抽印木植中官”。
至万历年间，明神宗不仅全部恢复了世宗所裁，而且在正常税务机构之外，大量派出宦官充当税使，肆意课税。
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十月二十二日，明神宗命宦官张晔征税通州张家湾，不久又命宦官王朝督征天津店租。“自是二、三年间，税使四出。”其人员具体派置为：高案到京口，暨禄到仪真，刘成到浙江，李凤到广州，陈奉到荆州，马 堂到临清，陈增到东昌，孙隆到苏、杭，鲁坤到河南，孙朝到山西，丘乘云到四川，梁永到陕西，李道到湖口，王忠到密云，张哗到卢沟桥，沈永寿到广西。
矿监税使派出之后，即以贡献皇帝为名，强取豪夺。税使为多刮钱财，到处用地痞流氓为爪牙。水陆每数十里，即树旗建厂。南直隶长江水道，一天的行程要经过五六个税卡。仪真到京口，一江之隔，要交两次税。同时肆意增加课税名目，天津有店租，广州有珠榷，两淮有盐税，浙江有市舶，成都有盐茶，重庆有名木，湖口、长沙有船税，荆州有店税，宝坻有鱼苇以及门摊商税、油布杂税等等。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大学士吴道南曾慨叹说：“穷天际地，搜刮靡遗，由公逮私，那移殆遍。或借这赎锾，或扣之各役工食，上下交征，官民并困。”
矿监为害，比税使更甚。矿监派出时均配备关防，创设中使衙门，“大抵中使一员，其从可百人：分遣官不下十人，此十人各须百人”。这些随员又多在地方网罗地痞无赖充当打手，任指良田、美宅、坟墓为矿穴，进行抄家毁屋，挖墓盗葬。陈增在山东强令有铅矿无银矿的益都县纳银。高淮在辽东逼迫地方交纳矿税银三万两，地方官员被迫从官俸、民房、屯田、地亩和吏丞班银、各衙门公费中通融酌扣。“犹且不足，又令民除正差外，每名征银或一两或二两”。河南巡抚姚思仁曾上疏极论矿监之害，讲开采之弊有八：“矿盗哨聚，易于召乱，一也。矿头累极，势成土崩，二也。矿夫残害，逼迫流亡，三也。雇民粮缺，饥饿噪呼，四也。
矿洞遍开，无异浪费，五也。矿砂银少，强科民买，六也。民皆开矿，农桑失业，七也。奏官强横，淫刑激变，八也。今矿头以赔累死，平民以逼买死，矿夫以倾压死，以争斗死，及今不止。虽倾府库之藏，竭天下之力，亦无济于存亡矣。”
矿监税使为害时间很长，前后共24年，直到明神宗去世时才遗诏罢止。其敲骨吸髓般的超经济强制掠夺，极为沉重地打击了城镇商业和手工业。经济上，据统计，当时矿监税使每年向宫廷内库进奉的白银约170万两。由于进奉白银只占矿监税使实际掠夺钱财总额的1／10，这样他们每年实际掠夺的钱财数就为白银1700万两，高出当时全国每年赋税总数将近300万两。在这种苛重的税收下。商人、工场主及手工业者无法生存，纷纷破产。史载：河西务关布店由160余家降至30多家；临清32家缎店闭门21家，73家布店闭门45家，杂货店闭门41家。徐州地处交通要道，一向商贾辐辏，号称殷富，但“自利挡四出榷税以来，非借事重 罚，以倾其囊，则逞威严刑，以葬其命，流亡展转，负贩稀踪”。苏州本为明朝丝织业手工作坊最集中的地区，但经税使“榷征”以后。“吴中之转贩日稀，织户之机张日减”。商业和手工业的日益萧条，导致了整个社会经济的严重萎缩，百姓被迫“流离转徙，卖子抛妻，哭泣道路，萧条陌巷”，从而激起了一系列声势浩大的民变和兵变。
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至四十二年，全国各地先后发生民变、兵变数十次，其中规模较大者有万历二十七年四月的临清民变、万历二十七年十二月和万历二十九年三月两次湖广民变、万历二十九年六月的苏州民变以及万历三十六年辽东民变和兵变等。这些民变和兵变，参加阶层广泛，有商人、作坊主、手工业者、小商贩，也有生员、乡官，乃至部分宗室成员和地方官员，还有士兵和军官。有些民变是由商人、作坊主、手工业者和小商贩为主发起。这种情况表明，当时商品经济的与否繁荣与发展，已开始给明代政治生活带来了某种程度的影响。
名家回眸
黄仁宇先生笑称：这万历以帝王的身份向臣僚作长期的消极怠工，在历史上也是一个空前绝后的例子。
张廷玉在《明史》中对神宗是这样定论的：“明之亡，实亡于神宗。”
皇帝也想赢得身后名
在明代历史中，万历经常被过度地描写成一个荒唐、好色、懒散的皇帝，但从万历三大征战似乎可以看出，这个皇帝还是想赢得身后名的。
三大征战指的是万历皇帝搞定的三场国内叛乱，分别为东北、西北、西南边 疆的平定蒙古鞑靼哮拜叛乱、援朝抗日战争和平定西南杨应龙叛变。
万历十七年，蒙古鞑靼部哮拜在谋划多年之后，终于起兵造反。哮拜本是蒙古降将，投降明朝边将郑印，后来官至宁夏副总兵。但他并不甘于屈服在汉人之下，便在私下蓄养了一批奴仆，组成苍头军，趁明军兵马不整的时刻，起兵造反。
哮拜勾结河套的蒙古骑兵，企图联成一气。明朝总督魏学曾一方面切断河套的蒙古骑兵与哮拜之间的通道，一方面围住宁夏。在朝廷李成梁镇守辽东的纪功石坊，神宗命大臣各献平叛之策。当时的兵部尚书石星提出的方案是掘开黄河之堤，以黄河之水灌淹宁夏城，则“一城之人尽为鱼鳖”；御史梅国桢推荐原任总兵李成梁前往平叛；甘肃巡抚叶梦熊请命讨贼。神宗一一接受，命叶梦熊、李成梁出征宁夏。经过几番折腾，明军终于攻进了宁夏，剿灭了哮拜的苍头军和哮拜等党羽，宁夏一役平定。
万历皇帝还没缓过劲来，东北突然传来朝鲜和日本开战的急讯。消息一到京城，神宗立刻有了危机意识。朝鲜作为中国的附属国，与明朝直接接壤，如果它被日本打败而亡国，明朝将直接受到倭寇的威胁。于是神宗立即做了三项准备：
一是令兵部向朝鲜派遣援兵；二是命辽东、山东沿海整顿军备，小心戒备；三是如果朝鲜国王进入明朝境内，择地居之。三项措施接连下达，兵部只好出兵，可是他们竟敢糊弄皇帝，每次到朝鲜助战都逃回来。神宗不禁怒了，一下子派出明朝北方差不多所有的兵力应战日本。
中朝联军与日军僵持了整整六年，终于以东南露梁海面的一场激战作为战争的尾声。明将邓子龙、朝鲜将领李舜臣于此战中指挥军队奋勇杀敌，将日军杀得大败，邓、李二将亦战死海上。这一次援朝之战，虽然耗损巨大，但对于确保明代的海防与东北边疆，意义非常之大。
外患暂时解决完了，但是内忧仍然存在，便是四川播州杨应龙的造反。在援朝之战结束之前，万历就命令还在朝鲜战场的几支部队迅速移往西南，平定杨应龙叛乱。杨应龙本是四川宣慰司杨烈的儿子，生性凶残，阴狠嗜杀。他将四川官军弱不经战的士气看在眼里，早就想占据整个四川，独霸一方；还把自己的居所雕龙饰风，又擅用阉宦，俨然是一个土皇帝。但是“土老帽”毕竟还是“土老帽”，永远也不可能成为一条龙，万历皇帝不可能让他在西南继续猖狂下去。
此战在李化龙、郭子章的主持下，终赢得胜利，得保四川播州一代平稳。播州之战的重大意义远不止于平定杨应龙，正如当时的官员朱国桢所说，如果不平定播州，四川周边的少数民族就要纷纷效仿杨应龙，那时非但四川不保，云南、贵州也可能不保。后来，瞿九思编《万历武功录》，称平定杨应龙是“唐宋以来一大伟绩”，大概也是从确保西南版图的效果来说，这无疑也是对神宗万历皇帝的一种赞扬。
这三战赢得都比较漂亮，而神宗皇帝此时的表现，就好像后世清代康熙皇帝平定三藩一般。然而，神宗并没有成为康熙那样的明君，却变成了明代历史数一数二的昏君聩王。
韩愈在《进学解》有曰：“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神宗万历皇帝平定了国家的军事内忧外患，便牢牢掌握国家大权，可他却没有勤政爱民，举国家之大业，而是安逸好色、贪婪无比、任性使气、耍弄权术。而就在万历帝把自己的基业一点点地向悬崖边上推去的时候，一个未来明朝的掘墓者诞生了，它就是后金。
后金是女真族的一支，远居东北关外，一直对明朝虎视眈眈，不时骚扰明朝北方边境，其实是有南下的野心。明朝为了安定辽东，巩固其统治，早日把后金势力镇压下去，决定发动一次大规模进攻后金的战争。然而，由于明末政治腐败，驻守辽东的明军业已腐朽不堪，名义上有八万多人，实则能作战的不过一万多人，而且兵备松弛，士气颓靡，不堪一击。所以明朝政府只好“以倾国之兵，云集辽沈，又招合朝鲜、叶赫”，可是，从全国各地征调的军队也和辽东明兵一样腐朽，许多人“伏地哀号”，不愿出关，不少将领“哭而求调”。由此可见，明朝出师并无取胜的把握，只是打一场孤注一掷的冒险战争。
明朝将领杨镐携带这九万军马，外加胁迫征调的一万三千名朝鲜兵，总共有十万余人，却号称四十七万大军，分由四路围攻后金军。当时后金之主努尔哈赤掌握了明军的战略部署和行动计划，正确地分析了形势，认为明军是采用分兵合击、声东击西的战术，于是他采取了“凭你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作战方针，集中八旗兵力，打歼灭战。而当两军打到萨尔浒山附近，努尔哈赤仅仅用五天时间就令明军文武军将死伤大半，史称“萨尔浒之战”。至此明军节节败退，最终，明朝在东北地区的统治全面崩溃。
京城闻得这个消息，“举朝震骇”，饱食终日、万事不理的神宗万历皇帝从醉生梦死中惊坐而起，大叹：“辽左覆军陨将，虏势益张，边事十分危急。”
从三大征战到萨尔浒之战，一朝皇帝一朝臣，前后竟有如此之大的落差，先是嚣张百倍，举国欢庆，歌颂四海升平；而二十年后气势急转，明朝气焰陡然下滑，这等突变既令后人惊愕，又显得如此悲哀。
《正说明朝十六帝》有这样的话：“由于他（万历帝）的后期朝政混乱不堪，直接导致了万历末年明朝军队在与努尔哈赤军队的萨尔浒一战中丧师十万，从而失去了明军对后金军队的优势。”确实，经此一役，明与后金的攻守之势发生了逆转，后金这个掘墓人已经举起了他的武器，而明朝则在黑暗的政治中蹒跚前行……名家回眸
梁启超曾说：凡是想要做一番事业的人，都很看重身后的名声评价，想要“赢得生前身后名”，不枉来人世走一遭。神宗万历皇帝似乎也曾是这种人。从万历三大征战似乎可以看出，这个皇帝还是想赢得身后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