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年，刘秀称帝，建立了东汉王朝。后经过南征北战，终于统一了全国，重建了大汉王朝。在他的统治下，东汉出现了国家富庶强盛、百姓安居乐业的局面，史称“光武中兴”。当然，东汉前期不仅有贤明的君主，有贤达的臣子，比如功臣邓禹、名将马援、班氏一门俊杰，还有母仪天下的马皇后等。
刘秀即位，光武中兴
自东汉王朝建立后，根据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刘秀先是通过一系列措施来加强中央集权，然后采取柔顺、舒缓的统治手段缓和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促进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从而巩固了新建立的东汉王朝。在他统治期间，国家富庶，百姓生活安康。因此后人把他统治的那段历史称为“光武中兴”。
刘秀建立东汉王朝，以“中兴”汉家相标榜。在他即位之初，就废除了王莽制定的一切制度和政策，基本上恢复了西汉时期的制度和政策。
由于战乱，社会经济凋敝，社会动荡不安。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刘秀为了较快地稳定社会秩序，以巩固统治，于是和刘邦初建西汉时一样，也以“黄老无为”作为他的政治指导思想。
“虽置三公，事归台阁”
刘秀削弱三公的权力，加强尚书台的权力，东汉初年，中央最高的官职是三公，就是司徒、司空和太尉。司徒是由丞相改称的，管民政，权力比丞相小得多。司空是由御史大夫改称的，不再管监察，而是管重大水土工程。太尉管军事。太尉一职应改称司马，因刘秀曾任刘玄的“行大司马事”，为避讳而未改。三公的职位虽高，徒有虚名，并无实权。权力集 中于尚书台，尚书台则直接听命于皇帝。尚书台下分六曹，每曹有尚书1人，秩600石；每曹置侍郎6人，称尚书侍郎或尚书郎，秩400石；置令史3人，称尚书令史，秩200石。这是一个组织完善的、具体而微的中央政府，尚书令的权力在日益加强。章帝以后，已有“尚书出纳王命，赋政四海，权尊执重，责之所归”之说。至此时，尚书台已是决策和发号施令的中枢机关。三公、九卿只受成事。
“退功臣，进文吏”
东汉初年，功臣众多，封侯者百余人，其中功绩较大，在明帝时得以图像于云台的共28人。列侯封地大者四县，超过汉高祖对功臣侯的封赏。
但是在政治上，光武帝则一反汉高祖以功臣任丞相执政的办法，不给功臣实权实职，剥夺他们的兵权。功臣除了任边将的以外，多在京城以列侯奉朝请，只有邓禹、李通、贾复等少数人，与公卿参议大政。鉴于王莽代汉，光武帝不让外戚干预政事，不给他们尊贵地位。马援功勋虽大，但因身为外戚，甚至不得列入“云台二十八将”之中。
所谓“进文吏”，是指选择任用懂得文法吏事的人为官吏。刘秀很重视隐居山林，不仕王莽的士人。他认为这些人既熟悉封建制度，懂得治国安民之术；又情操高尚，有较好的声誉。刘秀在东汉初年采取了这项措施而“总揽权纲”。
加强监察制度
为了强化官僚机构，以适应中央集权的需要，东汉王朝进一步加强了 中央和地方的监察制度。中央的主要监察机构是御史台，自从御史大夫转官司空之后，其属官御史中丞便成了御史台的长官。御史台职司察举百官“非法违失之事”，权限极大。司隶校尉也主“察举百官”，并纠察京师附近各郡，权力也很大。在公卿朝见时，尚书令、御史中丞、司隶校尉专席同坐，号称“三独坐”。各州刺史则负责对地方官吏的监察。东汉分全国为13州，各州设刺史一人。刺史有固定治所，有庞大的僚属，可以直接向皇帝奏事，其职权比西汉刺史大得多，事实上成了地方上的最高长官。
集军权于中央
为了削弱地方军权，加强中央对军队和地方的直接控制，东汉初裁省了内地各郡管理地方兵的都尉，由太守兼管。后来又废除了地方兵的更戍制度，原来的戍卒改由招募而来的中央职业军担任。中央职业军兼负保卫京师和征伐之责。各主要城市的关隘、河津也由中央派兵驻守。
解放奴婢
奴婢是破产农民转化来的。奴婢的大量存在，标志着大量的劳动人手被迫离开了社会生产，转向贵族、官僚、地主、商人的家内杂役。这对封建国家来说，是很不利的。
刘秀称帝的次年，就下令解放奴婢。从建武二年（26年）至十四年（38年），共下令六道。解放奴婢的范围，包括了因贫穷而“嫁妻卖子”
者，王莽时没入官者，被略者等。有违抗命令而不解放奴婢者，以“略人法从事”。刘秀还在建武十一年（35年）的二、八、十月中，三次下令禁止残害奴婢。如二月的诏令曰：“天地之性人为贵，其杀奴婢，不得减罪。”
刘秀前后六次发布解放奴婢、三次发布禁止残害奴婢的诏令，对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发展社会经济，都起了巨大作用。
精兵简政
刘秀在进行统一战争时期，国家的财政十分困难，他采取了“开源节流”的政策。开源主要是向人民征收“十一之税”，又组织兵士屯田，以积储军粮。节流主要是精兵简政。他于建武六年（30年）六月下令曰：
“夫张官置吏，所以为人也。今百姓遭难，户口耗少，而县吏职所置尚繁，其令司隶、州牧（刺史）各实所部，省减吏员。县、国不足置长吏可并合者，上大司徒、大司空二府。”就在这年，裁并了400多个县，约占刘秀当时实际控制县数的1/3。又“吏职减损，十置其一”，大约减少了官员数万人。至这年十二月，国家财政好转，又恢复田租三十税一之制。
第二年二月，刘秀又大量地复员军队，大批劳动力回到农业生产上来；还鼓励流民回归故乡，要官府关心他们的生活和生产；又把荒地、公田赐给贫民。这样，社会秩序逐渐恢复。在他统治十几年后，全国出现了较为安定的局面。历史上称作“光武中兴”。
度田令
东汉初年，在农民大起义之后，土地问题稍有缓和。当时刘秀亦未想对这一问题做进一步解决。他于建武十五年（39年）下令各州、郡，清查 人们占有田地数量和户口、年纪。他这样做有两个目的：一是限制豪强大家兼并土地和奴役人口的数量；二是便于封建国家征收赋税和征发徭役。
当时，许多大地主拥有武装，号称“大姓、兵长”，他们隐瞒的田地和依附于他们的人口很多，反对清查。地方官吏惧怕他们，有的贪于贿赂，就互相勾结，任凭地主谎报；而对农民，不仅丈量田地，还把房舍、里落都作为田地进行丈量，上报充数。一些“郡国大姓”甚至公开反对度田。
青、徐、幽、冀尤甚。光武帝以度田不实的罪名，处死了曾任汝南太守的大司徒欧阳歙、河南尹张以及其他郡守10余人。接着，“郡国大姓及兵长群盗处处并起，攻劫在所，害杀长吏，郡县追讨，到则解散，去复屯结”。显然，这是大姓兵长对度田的抗拒。光武帝发兵威胁他们，把捕获的大姓兵长迁徙他郡，赋田授廪，割断他们与乡土的联系。经过这次斗争后，豪强武装转为隐蔽状态，割据形势相对缓和了。度田与按比户口的制度，在形式上也成为东汉的定制。
度田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豪强势力并没有被根本削弱，土地兼并仍在继续发展，广大农民生活仍然很痛苦。在这种情形下，光武帝忧心忡忡，甚至不敢贸然举行封禅，他说：“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气满腹，吾谁欺，欺天乎！”
东汉初年社会经济的发展
刘秀统一中国后，在社会经济方面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促进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
东汉时的农业生产比西汉时有了提高。北方出土的东汉铁农具锸、锄、镰、铧等，数量之多，大大超过西汉。犁的铁刃加宽，尖部角度缩 小，较过去的犁铧坚固耐用，便于深耕。大型铧比较普遍，其他农具，一般也比过去宽大。东汉的曲柄锄和大镰，便于中耕、收获。回转不便的耦犁在某些地方已被比较轻便的一牛挽犁所代替。比较落后的淮河流域和边远地区，也在推广牛耕和铁铧犁。南方的一些地方还发展了蚕桑业。
东汉时期，手工业也在发展，冶铁业取得了飞跃的进步。铁制农具需要量愈来愈大，促进了冶铸技术的改进和提高。光武帝时，南阳太守杜诗在劳动人民实践的基础上创制水排（即水力鼓风炉），能够加大风量，提高风压，增加风力在炉子里的穿透能力。这样不仅增高炉温，提高冶炼效率，而且可以扩大冶炉的有效容积，大大增加了生产，为制造廉价的铁农具创造了条件。这项技术的开始应用，比欧洲早了1100年。
名家回眸
着名史学家范文澜评价光武帝说：“这个以南阳豪强为主体的刘秀军，在政治上有优势，在军事上有谋略，再加上禁止掳掠，争取民心，这就决定了它的必然胜利。刘秀既是地主阶级的代表，自然是农民起义军的死敌；但是他也代表着社会的共同要求，完成了国家统一的伟大事业。他在推倒王莽的战争中，在削平割据的战争中，都起了极大的作用，因之，他是对当时历史有重要贡献的历史人物。”
所以，他能成功是个人品质使然，也顺应了历史潮流。
击败匈奴，再通西域
随着东汉王朝的政治、经济的发展，国力的加强，以及边疆各民族力量的消长，东汉时期的民族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第一，匈奴分裂之后，东汉王朝变防御为进攻，最后击败了北匈奴。
王莽天凤五年（18年），匈奴乌累单于咸死后，他的弟弟左贤王舆继立。这就是呼都而尸皋道若鞮单于。单于舆对汉朝持敌意的态度，曾对刘玄派去的汉使刘飒表示：过去匈奴内乱，汉宣帝辅立呼韩邪单于，匈奴称臣尊汉；如今汉朝大乱，匈奴出兵进攻王莽，该是汉朝尊匈奴了。言外之意，匈奴将征服汉朝，态度强硬，立场始终不变。从此匈奴内部反汉的敌对势力抬头，加上匈奴自西汉末年以来力量逐渐强大，对汉朝的分裂和骚扰活动日趋猖獗，汉匈曾长期和睦友好的关系，到东汉初又再度紧张起来了。
东汉初年，匈奴利用中原战乱之机，扶植割据的傀儡政权，分裂汉朝。建武元年（25年），据有安定三水（今宁夏同心县东）的割据势力卢芳，自立为西平王。卢芳派人与匈奴勾结，单于舆随即迎卢芳兄弟入匈奴，而且立卢芳为“汉帝”，并在军事上予以支持。单于舆企图通过立这位“汉帝”，变中原为匈奴的属地。不仅如此，匈奴还利用在边郡起兵的李兴、随昱、田飒、石鲔、闵堪等割据势力的力量，拉拢他们支持卢芳回内地称帝。建武五年（29年），李兴等人派兵到单于廷迎接卢芳，并在九 原县（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建立傀儡政权，占领五原、朔方、云中、定襄、雁门五郡。此后，匈奴与卢芳连兵攻掠，北部边郡不堪其苦。
那时候，东汉王朝刚刚建立，力量比较薄弱，而且统一战争正在进行，无暇顾及北部边郡。对匈奴的骚扰，东汉政府只能在边郡修障固塞，以防御为主。建武六年（30年），刘秀先后派刘飒、韩统出使匈奴，并送去大量金币，试图重修旧好。然而，单于态度倨傲，攻略如故。建武九年（33年），刘秀派吴汉、王常等人率兵出击，但经年无战功，匈奴对边郡的侵扰，反而变本加厉。在这种情况下，刘秀只好在边郡屯兵防守，派朱祜屯常山（郡治今河北元氏西北），王常屯涿郡（郡治今河北涿县），侯进屯渔阳（郡治今北京密云西南），王霸为上谷（郡治今河北怀来东南）太守，以防备匈奴的侵扰。同时，在边地大筑亭候，修烽火，又将幽、并的边民迁徙常山关（今河北满城西）、居庸关（今北京昌平）以东，以免遭受匈奴的杀掠。但是这种以防守为主的方针，并不能有效地制止匈奴南下。
当全国基本统一之后，眼看东汉政权日益巩固，匈奴企图另立傀儡政权、分裂汉朝的阴谋即将破产，单于舆恼羞成怒，便转为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建武十七年（41年），匈奴与鲜卑、乌桓几次连兵入塞，杀掠吏民。建武二十年（44年），匈奴两次攻略上党（郡治今山西长子）、扶风（郡治今陕西兴平）、天水（郡治今甘肃通渭西）一带。第二年，又与乌桓、鲜卑连兵攻略北边，代郡（郡治今山西阳高）以东受害最大。接着，又再次侵扰上谷（郡治今河北怀来东南）、中山（郡治今河北定县）等地。匈奴大肆骚扰，“杀略抄掠甚众，北边无复宁岁”（《后汉书·南匈奴传》）。直到匈奴单于舆死后，这种情况才发生变化。
建武二十二年（46年），匈奴单于舆死，弟蒲奴继立，匈奴因争位， 内部矛盾很大；加以当时发生严重自然灾害，旱灾蝗灾连年不断，以致人畜死亡过半，使匈奴的力量大大地削弱了。匈奴不得不暂停军事进攻，并派人请求和亲，以缓和汉匈紧张的关系。两年之后，统领南部匈奴八部的日逐王比，被当时的八部大人共立为单于。日逐王袭用其祖父之号，也称为呼韩邪单于。从此，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力量进一步削弱，使汉匈关系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南匈奴遣使请求内附，表示愿意称臣为藩。东汉政府派中郎将段郴等出使南匈奴，在五原（今内蒙古包头市西）西部塞80里处，帮助他们建立南单于廷。后来，南匈奴又遣子入侍，东汉对南匈奴赏赐甚厚，双方关系很好。
南匈奴内附之后，原受匈奴控制的乌桓、鲜卑也转向东汉。北匈奴因力量大为削弱，只得远徙漠北，后来也遣使请求和亲。东汉北部边郡，暂时得以安宁。
到东汉明帝时期，北匈奴力量逐渐强盛起来，又与南匈奴少数叛者勾结，并在河西等边郡大肆攻略。他们“焚烧城邑，杀略甚众，河西城门昼闭”（《后汉书·南匈奴传》），边郡再度受到威胁。当时东汉国力日盛，明帝改变昔日以防御为主的策略，采取主动出击的方针。
永平十六年（73年），东汉王朝大发边兵，由诸将率军分四路出塞，北征匈奴。窦固与耿忠一路，出酒泉塞至天山（今新疆吐鲁番北），击败呼衍王，追至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湖），占领伊吾卢城（今新疆哈密西），并在那里屯守。其余三路，因匈奴闻风北逃，都无所获。
此后北匈奴力量日益削弱，至和帝时，又发动大规模进击。永元元年（89年），和帝派窦宪、耿秉等出朔方，与南单于联合作战，在稽落山（在今蒙古国阿尔察博克多山）大破北匈奴。北单于逃走，汉蒙缴获杂畜甚众，降者20余万。窦宪等出塞3000里，登燕然山（今蒙古国杭爱山）刻 石记功而还。
永元三年（91年），窦宪派耿夔、任尚等出居延（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大破北匈奴于金微山（今阿尔泰山）。这次汉军出塞5000余里，是北征匈奴最远的一次。经过这次打击，北单于率余部西逃，远走康居，又入欧洲。从此匈奴退出漠北，汉边郡不再受它的骚扰。
第二，与北征匈奴同时，又派班超通西域。
早在东汉建立之前，由于匈奴势力转盛，西域诸国因不满王莽的统治，先后与中原断绝关系，而且大多数为匈奴所控制。东汉统一全国之后，西域诸国不堪匈奴的奴役，纷纷要求恢复与汉朝的关系，请求重建西域都护。但是，当时东汉政府需要对付北边的匈奴，没有力量顾及西域，就将此事暂时搁下。
到明帝永平十六年（73年），窦固出击匈奴，在攻打伊吾卢，大战蒲类海时，班超率兵立下了战功。窦固欣赏他的才能，便派他与郭恂一起，出使西域诸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