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东汉建立后，光武帝刘秀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对国家稳定和百姓安居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可惜，章帝之后的皇帝多昏庸懦弱，以致外戚、宦官把持朝政，朝廷混乱不堪，统治腐朽黑暗，百姓苦不堪言。黄巾起义爆发，军阀割据自立，在军阀混战中，东汉王朝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
党锢之祸，抨击宦官
外戚、宦官干政
东汉时期，外戚、宦官专权成为汉王朝政治一大恶毒。外戚、宦官交替乱政始于和帝。
光武帝刘秀统治时，鉴于王莽代汉的教训，不让外戚干预政事，明帝令外戚阴、邓等家互相纠察；梁松、窦穆虽娶了公主，但是都由于请托郡县、干乱政事而受到屠戮。章帝后兄窦宪以贱价强买明帝女沁水公主园田，章帝切责窦宪，还说：“国家弃宪如孤鹐腐鼠耳！”对于宗室诸王，光武帝申明旧制“阿附藩王之法”，不让他们蓄养羽翼。建武二十八年（52年），光武帝命郡县收捕诸王宾客，牵连而死的千数。明帝兄弟楚王英被告结交方士，作符瑞图书，楚王被迫自杀。永平十四年（71年），明帝又穷治楚王之狱，被株连而致死或徙的外戚、诸侯、豪强、官吏达千数，系狱的还有数千人。
汉章帝以前，皇帝还能掌握自己的权力，外戚、宦官不能干预政治。
章帝以后，皇帝多幼年即位，“主少国疑”，而由皇太后临朝称制。太后执政，往往依靠娘家人，于是外戚便粉墨登场，挟持幼帝，执掌朝政，形成外戚专权的局面。皇帝长大后，不甘心当傀儡，于是就与外戚发生种种矛盾。皇帝要夺回皇权，往往依靠自己身边的宦官。有的宦官帮助皇帝夺 取权力后，又把权力掌握在手中不肯放，从而又形成宦官擅权的局面。皇帝死后，另一外戚集团又拥立幼帝，皇帝长大时又依靠宦官夺权。如此往复循环，导致了东汉外戚宦官交替专政的混乱局面。
88年，汉章帝死，年仅10岁的和帝即位。养母窦太后临朝称制，母舅窦宪总揽朝政。“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窦氏外戚集团得势，其子弟亲戚骄纵不法，胡作非为。特别是在窦宪击破北匈奴后，窦氏更是势焰熏天，刘家朝廷实际成了窦氏天下。92年，汉和帝在宦官郑众等的帮助下，消灭了窦氏势力。郑众因功封侯，参与政事，从此宦官势力开始抬头。
105年，和帝死，邓皇后废和帝长子，立出生仅百日的婴儿为帝，即殇帝，临朝称制，把持政权。不久殇帝死，邓太后又立13岁的刘祜，即安帝，由其兄邓骘辅政。邓太后吸取窦氏失败的教训，抑制其子弟的权力，更多地依靠宦官控制政权。安帝亲政后与宦官李闰、江京等合谋，消灭了邓氏势力。由国舅阎显和帝舅耿宝并为校卿，典掌禁兵，宦官李闰等掌机要，形成外戚、宦官共同把持朝政的局面。外戚、宦官狼狈为奸，政治败坏，百姓深受其害。125年，安帝死后，阎显恃其妹为皇太后，独揽朝政，排斥宦官。不久，宦官孙程等得势，设法消灭了阎氏势力，迎立被废的皇太子刘保为顺帝。顺帝即位年仅11岁，其生母李氏，先前已被阎氏所害。所以顺帝即位之初，没有外戚控制朝权，而宦官因拥立有功被封侯，势力大长。顺帝长大后对居功自傲的宦官给予严厉打击，所以宦官在顺帝朝未酿成大害。
135年梁商为大将军，朝政逐渐为梁氏外戚集团把持，梁商死后，其子梁冀继任大将军，外戚专权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144年，顺帝死，梁太后抱着他2岁的儿子置之宝座之上，是为冲帝。冲帝在位1年，夭死。为了把持朝政，梁太后与梁冀会商后，又从皇族中选定一个8岁的孩子，作 为政权的象征，是为质帝。但是质帝幼而聪明，他在8岁的时候，便认识到梁冀是一个“跋扈将军”，他不愿做傀儡，所以不到一年，遂被“跋扈将军”毒死。接着而来的，就是15岁的桓帝。
桓帝即位以后第一道诏令，便是大封外戚。他增加梁冀的封邑13000户；又增加梁冀所领大将军府的官属，倍于三公；又封梁冀的兄弟和儿子皆为万户侯。隔了3年，再增封梁冀1万户，合以前所封，共为3万户。并封梁冀妻孙寿为襄城君，兼食阳翟租，加赐赤绂，和长公主同等待遇。第二年，又增梁冀之封为四县，赏赐梁冀金钱、奴婢、彩帛、车马、衣服和甲第，并且特许梁冀“入朝不趋，剑履上殿，谒赞不名”。朝会时，不与三公站在同一席上，10天到尚书台办公一次。从此以后，事无大小，都要经过梁冀决定，才能执行。不但文武百官的升迁要先到梁府去谢恩，就是皇帝的近侍，也都由梁冀派遣，皇帝的一举一动，都要报告梁冀。又隔了两年，梁冀的孙子和侄孙也封了侯。总计“冀一门，前后七封侯，三皇后，六贵人，二大将军，夫人、女食邑称君者七人，尚公主三人，其余卿、将、尹、校五十七人。在位二十余年，穷极满盛，威行内外，官僚侧目，莫敢违命，天子恭己而不得有所亲豫”。
外戚的权势高涨，宦官的威风就相形见绌，因而形成了外戚与宦官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到延熹二年，梁太后死，裙带断，便决裂了。当时皇帝与宦官同盟，发动了政变，把梁氏一门不分长少，都斩尽杀绝。但是从外戚手中接受政权的，不是皇帝，而是宦官。
当时主谋诛梁冀的宦官中常侍单超、徐璜、具瑗、左倌、唐衡五人，同日封侯，世称之日五侯。又小黄门刘普、赵忠等八人亦封为乡侯。此外，以冒诛梁冀之功而封侯者，尚有侯览。宦官登台以后，其威风亦不减外戚。单超之丧，皇帝除追封为车骑将军，又赐东园秘器，棺中玉具，赠 侯，将军印绶，赐国葬。葬后，又派王营骑士、将军、侍御史护丧。从此以后，四侯骄横，天下为之语曰：“左回天，具独坐，徐卧虎，唐两堕。”
167年，桓帝死，12岁的灵帝即位。窦太后临朝，其父窦武以大将军辅政。窦武欲尽诛宦官，因事不密，结果反遭其害，太后被囚，窦武被杀。宦官从此独霸朝政，成为皇帝的衣食父母，为所欲为，一直到东汉末年为止。
清议和党锢
在宦官、外戚的反复争斗中，另有一种政治力量在崛起。这就是官僚、士大夫结成的政治集团。
东汉时期，士人通过察举、征辟出仕。郡国察举时，“率取年少能报恩者”，这在明帝时已是如此。征辟的情形也是一样。被举、被辟的人，成为举主、府主的门生、故吏，门生、故吏为了利禄，不惜以君臣、父子之礼对待举主、府主，甚至“怀丈夫之容而袭婢妾之态，或奉货而行赂，以自固结”。举主、府主死后，门生、故吏服三年之丧。大官僚与自己的门生、故吏结成集团，因而也增加了自己的政治力量。
东汉后期的士大夫中，出现了一些累世专攻一经的家族，他们的弟子动辄数百人甚至数千人。通过经学入仕，又形成了一些累世公卿的家族。
例如世传《尚书》之学的弘农杨氏，自杨震以后，四世皆为三公；世传孟氏《易》学的汝南袁氏，自袁安以后，四世中居三公之位者多至五人。这些人都是最大的地主，他们由于世居高位，门生、故吏遍于天下，因而又是士大夫的领袖。
东汉后期，官僚士大夫中出现了一种品评人物的风气，称为“清议”。善于清议的人，被视为天下名士，他们对人物的褒贬，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乡间舆论，进而影响到士大夫的仕途进退。郭泰就是这样一个名士，据谢承云“泰之所名，人品乃定，先言后验，众皆服之”。汝南名士许劭与从兄许靖，“好共核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大官僚和门阀大族为了操纵选举，进退人物，对于这种清议也大肆提倡。在当时政治极端腐败的情况下，这种清议在士大夫中间，多少起着一些激浊扬清的作用。
士大夫评议汉朝政，矛头往往直指宦官，因此宦官对之恨之入骨。党锢事件可以说是东汉时期反宦官斗争的一个高潮。
安帝、顺帝相继扩充太学，笼络儒生，顺帝时太学生多至3万余人。
太学生同官僚士大夫有着密切的联系，太学成为清议的中心。太学生为安帝以来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所震动，深感东汉王朝有崩溃的危险。他们认为宦官外戚的黑暗统治是引起农民起义，导致东汉衰败的主要原因，所以力图通过清议，反对宦官外戚特别是当权的宦官，挽救东汉统治。
桓帝永兴元年（153年），冀州刺史朱穆奏劾贪污的守令，打击横行州郡的宦官党羽，被桓帝罚往左校服劳役。太学生刘陶等数千人诣阙上书，表示愿意代替朱穆服刑劳作，因此桓帝不得不赦免朱穆。延熹五年（162年），皇甫规得罪宦官，论输左校，太学生张凤等300余人，跟大官僚一起诣阙陈诉，使皇甫规获得赦免。官僚、太学生的这些活动，对当政的宦官是一种巨大的压力。
太学诸生，特别尊崇李膺、陈蕃、王畅等人，太学中流行着对他们的评语：“天下模楷李元礼（膺），不畏强御陈仲举（蕃），天下俊秀王叔茂（畅）。”李膺的名望最高，士人与他交游，被誉为“登龙门”，可以 身价十倍。李膺为司隶校尉时，惩办不法宦官，宦官们小心谨慎，连休假日也不敢走出宫门。延熹九年，李膺杀术士张成，张成生前与宦官关系密切，所以他的弟子牢修诬告李膺与太学生及诸郡生徒结为朋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在宦官怂恿下，桓帝收系李膺，并下令郡国大捕“党人”，词语相及，共200多名。第二年，李膺及其他党人被赦归田里，禁锢终身，这就是有名的“党锢之锅”事件。
“党锢之祸”发生后，士大夫闻风而动。他们把那些不畏宦官势力，正直的士大夫，分别加上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等美称，清议的浪潮更为高涨。度辽将军皇甫规没有被当作名士列入党锢，甚至自陈与党人关系，请求连坐。
灵帝建宁元年（168年），名士陈蕃为太傅，与大将军窦武（窦太后之父）共同执政。他们起用李膺和被禁锢的其他名士，并密谋诛杀宦官。
宦官矫诏捕窦武等人，双方陈兵对阵，结果陈蕃、窦武皆死，他们的宗室宾客姻属都被收杀，门生、故吏免官禁锢。建宁二年（169年），曾经打击过宦官势力的张俭被诬告“共为部党，图危社稷”，受到追捕，党人横死狱中的共百余人，被牵连而死、徙、废、禁的又六七百人。熹平五年（176年），州郡受命禁锢党人的门生、故吏和父子兄弟。直到黄巾起义发生后，党人才被赦免。
官僚士大夫和太学生的反宦官斗争，在当时虽具有一定的正义性，但只是为了缓和阶级矛盾，维护东汉王朝的正常统治秩序。农民起义爆发，被禁锢的党人获得赦免，他们立刻同当权的宦官联合，集中力量镇压农民起义。农民起义被镇压下去后，官僚士大夫与门阀大族重整旗鼓，发动了对宦官的最后一击，终于彻底消灭了东汉盘根错节的宦官势力。
名家回眸
宦官弄权从和帝时就开始了，慢慢地他们越发猖狂。尤其是到了桓帝、灵帝时，宦官总揽了朝政，他们以权谋私，戕害大臣，胡作非为，酿成了两次迫害儒生的“党锢之祸”。“党锢之祸”后，宦官的权力更是达到了顶峰，他们横行乡里，鱼肉百姓，导致整个东汉政治更加黑暗。
黄巾大起义
东汉时期，民间流传一个称为“太平道”的道教支派。巨鹿人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奉事太平道。张角一边到处为人医病，一边传播太平道，蓄养弟子。经过10余年的积累，已经拥有来自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数10万徒众，其中不乏豪强及朝廷宦官、宿卫人员。张角决定利用太平道，秘密组织一场全国性的大起义。他将徒众分为36方，也就是36个部。大方统众万余人，小方统众六七千，每方都置有首领。
张角令弟子们四处传播“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民谣，在各地进行动员。派出大方首领马元义先召集荆、扬地区信众数万人到邺（今河北临漳），与冀州道徒会合，约期在邺城（今河南东北）起事。又派马元义来往于京师洛阳，联络中常侍封谓、徐奉等人为内应，约定次年，也就是中平元年（184年）农历三月五日内外同时起义。
不料，起事之前，张角弟子唐周叛变，向朝廷告密，正在洛阳的大方首领马元义被捕，车裂而死。与太平道有联系的官兵、百姓千余人遭捕 杀。朝廷还下令冀州追捕张角，张角被迫提前起义。
中平元年（184年）农历二月，张角所属36方同时发动起义，起义群众头裹黄巾作为标志，人称“黄巾军”。张角自称“天公将军”，弟张宝称“地公将军”，张梁称“人公将军”。起义军声势浩大，焚烧官府，捕杀官吏。旬月之间，天下四处响应，京师震动。
农历三月，汉灵帝急忙召群臣商量对策，北地太守皇甫嵩奏请解除党人之禁，笼络人心。汉灵帝拿不定主意，咨询中常侍吕强，吕强也建议释放，减少积怨，防止其他党人与黄巾军联合。于是，下诏大赦党人，“党锢之祸”遂告结束。
农历四月，郎中张钧上书，认为张角能聚众数十万人起义，根源在于宦官，建议斩十常侍之首，悬于京师南门之处，起义军就会自行散去。汉灵帝大怒，宦官是他的依靠，结果张钧被下狱处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