寿春之战的胜利，是司马昭掌权期间与亲曹魏皇室之间发生的最大规模也是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在这场冲突中，钟会展现了其在军事谋略和指挥方面的杰出智慧，加速了战争的进程，保证了战争的最后胜利。钟会不但因此受到了部分朝臣“在世张良”的美誉，同时也获得了司马昭的高度评价。司马昭准备提拔这位心腹担任太仆一职，而钟会却认为自己无法胜任这个职务，仍然希望继续在司马昭的大将军府担任掌管记事的工作，以便随时为司马昭出谋划策。后来司马昭又计划将钟会赐封爵位为陈侯，也被钟会婉言谢绝。
钟会的这种态度让司马昭非常开心。他在给皇帝的奏章中提到：钟会参与战争的军事谋略期间，多次准确地预料到敌军的动向并作出了相应的部署和策略，可谓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战争胜利之后，钟会又多次推辞朝廷给予的奖赏，言辞诚恳朴实。像这样居功不自傲的高尚行为自古以来就深受推崇，目前唯有尊重钟会的个人意愿，来成全他的美德。
于是将钟会提拔为司隶校尉。尽管这个职务并不是大将军府的掾吏，但此时的钟会已经成为司马昭不可缺少的左膀右臂，朝廷大政方针的制订、官员的奖惩这些朝中的事务，都是钟会具体实施和执行的，他已经成为当时曹魏政权中一位权倾朝野的重臣。此时的钟会也不过是三十多岁。
不过，就在钟会春风得意之际，他的政治命运开始遇到了一股强大的暗涌，这也导致了他迅速从权力的巅峰开始坠落，而这个恶果是他自己一手造成的。
从正元二年（公元255年）司马昭掌权开始，钟会逐渐成为当时权倾朝野的政治人物，并为司马昭的专权扫清障碍，发生在景元三年（公元262年）的嵇康被杀案就是在司马昭授意下发生的一桩轰动朝野的政治冤案，在这个案件中，钟会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
嵇康是三国时期着名的文学家、思想家、音乐家。此人早年成名，是当时公认的知识分子代表人物，是当时着名的“竹林七贤”之一。嵇康又与曹魏皇室有着姻亲关系，对于皇室被司马昭挟持、架空的现状无可奈何，只能远离政治旋涡，整日以读书弹琴、饮酒作乐自娱。对于嵇康这样一位名士，钟会有心巴结，早年曾经带着自己刚刚完成的着作《四本论》向嵇康讨教，但是又害怕受到嵇康的质疑，于是将作品揣在怀里不敢拿出，最后只是从门外将作品扔进了嵇康的大门就掉头跑掉了。足见钟会对于嵇康这位文坛领袖深深的敬畏之情。
钟会担任司隶校尉之后，又想起了当年之事，想争回一些颜面，于是带着一大批随从，耀武扬威地来到嵇康的住所，想在嵇康面前摆摆威风。当时嵇康正在门前的树下打铁，“竹林七贤”之一的向秀在一旁拉着风箱。嵇康一心只顾着不停地挥动手中的槌子，对于钟会这支衣着华丽、趾高气扬的队伍视而不见，一言不发。钟会自讨没趣，场面非常尴尬。
就在钟会打算起身离开时，嵇康突然说了一句话：“你听到了什么才来的，看到了什么又走了？”钟会心中恼怒不已但又不便发作，只是阴森森地回答道：“我是听到了该听到的才来的，看到了应该看到的才走的。”
从此，钟会对于嵇康充满了愤恨之情，打算寻机进行报复。
不久之后，钟会终于等来了一个机会。当时，司马昭正忙于拉拢曹魏名士粉饰太平，像嵇康这样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名士自然成为司马昭的重点拉拢对象，司马昭曾经多次邀请嵇康出来做官，但都遭到嵇康的拒绝，这也使得司马昭恼羞成怒，对嵇康怀有深深的忌惮之心。后来司马昭的党羽吕巽因奸淫了同父异母弟弟吕安的妻子被告发，吕巽反而诬陷吕安不孝，要将吕安治罪。嵇康是吕安的朋友，对于吕安遭受的不公正对待非常愤怒，于是出面替吕安做证。没想到此举为钟会所利用，他深知司马昭对于嵇康的忌惮，打算利用这个机会将嵇康这个眼中钉一举除掉。于是，钟会在与司马昭谈及嵇康之事时添油加醋，将嵇康说成是一个对司马昭专权形成重大威胁的危险分子，并捏造了嵇康曾经勾结淮南叛臣毋丘俭谋反的谎言，露骨地向司马昭表示如果不立即除掉嵇康将危及到司马昭的地位。在钟会的唆使之下，司马昭最终下达了杀害嵇康的命令。嵇康被捕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京城洛阳太学的三千学生联名上书，要求宽恕嵇康，有不少人甚至愿意陪同嵇康一起入狱受刑，但最终都未能保住嵇康的性命。作为杀害嵇康的元凶之一，钟会的恶行也遭到了不少士人的鄙视。
“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曾经在所作《鸠赋》一文中表达了对钟会杀害嵇康的强烈不满，并将钟会比喻为“狗”。此外，他还在《猕猴赋》中再次暗指钟会为人面兽心的猕猴。在一些反对司马昭专权的朝野人士眼中，原为曹魏名士的钟会已经变成了声名狼藉的卑鄙小人。
钟会的小人得志，也遭遇了来自司马昭集团内部的部分官吏及司马昭亲属的不满。在这些官吏的眼中，钟会的得势让他们非常嫉妒，他们对于钟会疯狂地争夺权力非常不满，并与钟会开始了明争暗斗，相互争夺权势。曾经与钟会一起深受司马昭信任的尚书仆射裴秀就公开与钟会倨势争权，并得到了不少官吏的支持。在这些人的心中，钟会已经成为他们仕进之路的绊脚石，必欲除之而后快。除了这一部分官吏之外，司马昭身边的亲属也对钟会的品格和操守表示了强烈的质疑。就连司马昭的妻子王氏也曾经在司马昭面前吹起耳边风。她认为钟会此人见利忘义，好为事端，如果过于宠信，日后必成大乱，建议司马昭不要重用钟会。
司马昭的妻弟羊牯虽为外戚，早年成名，虽有姐姐作为后台，但仍对钟会充满忌惮。羊牯的婶婶辛宪英对于钟会的飞扬跋扈也是非常不满，后来当她听说钟会即将担任伐蜀主将之时就曾经私下表示：钟会为人处世肆意放纵，为所欲为，恐非久居人下之道，必会有其他的政治野心。
除了曹魏旧臣、司马昭集团内外的不满之外，钟会在自己家族内部的处境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在家人的眼中，他再也不是当年那位勤奋好学、知书达理的钟家骄傲了，他已经成为一个品行低劣的市井小人、一个随时会给整个家族带来灭门之灾的危险人物。
钟会的堂外甥荀勖从小就寄养在钟会家中，但与钟会一直关系不好，平日里基本没有什么来往。但是钟会因为垂涎荀勖的母亲钟夫人手上有一口价值百万钱的宝剑，便打起了歪主意。他利用自己擅长书法的特点，按照在淮南模仿全端、全仪兄弟笔迹的同样手法，模仿了荀勖的笔迹，将宝剑骗到了自己的手里，就算后来荀勖得知此事是钟会所为，钟会仍然百般狡辩，不肯物归原主，活脱脱一副市井无赖的嘴脸。
钟会的哥哥钟毓对于钟会的所作所为也非常担心，为此他还特意找到司马昭表示，钟会为人擅长玩弄权术，日久难以自持，希望司马昭不要重用钟会，以免日后横生祸端。当时司马昭还与钟毓开起了玩笑，说是万一有一天钟会真的出事了，自己一定会赦免钟毓的家族。后来，这哥俩的关系变得非常疏远，钟毓于景元三年（公元262年）病逝，钟会竟然不闻不问，完全没将自己的哥哥放在心上。
对于钟会这样一位曾经为自己家族作出过重大贡献的心腹，司马昭一开始还是非常欣赏并愿意重用的，但是种种不利于钟会的传言也让他心存顾忌，他对钟会的态度也逐渐产生了变化。
有一次，司马昭与陈骞、陈泰两位大臣同乘一辆车出巡，来到钟会家门口的时候，司马昭故意让人进去通知钟会出来与三人同车，但是还未等钟会出来就驾车而去。事后还嘲弄钟会。司马昭在话语之中还故意用上了“遥遥落在后面”之语。遥，和钟会的父亲钟繇的繇同音，虽为调侃，却故意触犯了钟会的家讳，让钟会尴尬不已。
对于深谙官场之道的钟会而言，种种迹象已经让他有所察觉，四面楚歌的现状让他惊恐不已。他深知按照这样发展下去，自己的政治前途很快就会终结，而且随时都会有性命之忧。无可奈何之下，钟会只能默默地忍受来自四面八方的责难和非议之声，此时在他的心中突然萌生了一个狂妄的想法：与其坐以待毙，还不如来个鱼死网破。只不过由于时机尚未成熟，钟会只能默默地等待一个时机来实现自己的想法。
在钟会焦急的等待中，机会终于不期而至了。这就是景元四年（公元263年）爆发的司马昭伐蜀之战。
三国后期各国之间综合国力差距日益拉大，魏国幅员辽阔，经济发展和人力资源的优势日益明显，在这种有利的条件下，司马昭决心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决定性战役，将蜀政权彻底消灭。景元三年（公元262年）夏天开始，司马昭就为伐蜀一事广泛征求意见，不料遭到了绝大多数朝臣的反对，作为司马昭集团主要军事将领的邓艾也对此颇有微词。在这一片反对声中，只有钟会是司马昭坚定的支持者。此时在钟会的心中，已经不仅仅是为了实现司马昭的战略行动这样一个单纯的动机了，他还有一个更为远大的想法：利用这次伐蜀机会为自己寻找一个全新的发展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