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永安托孤”的故事，《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在进行记录之后，还非常特别地在《三国志·蜀书·先主传》中作了一个评价，认为这个事件是“古今之盛轨”，是一段千古佳话。不过，后来这个故事引起了争议。有人认为这是刘备对诸葛亮不放心，通过这个特殊的手段逼迫诸葛亮为自己的儿子刘禅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使得诸葛亮从此再也不敢有改朝换代的念头。对此，拙着《三国，不能戏说的历史·英雄》一书中曾有过详细的分析，限于篇幅，本文简单谈谈自己的看法。
笔者认为：关于“永安托孤”是刘备防备诸葛亮而采用的手段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永安托孤”背后所隐藏的，正是刘备兵败之后蜀汉内部政局不稳的真实写照。前文提到，刘备任用李严的目的，是为了利用李严安抚益州本地势力。而李严做大之后的结果如何，刘备心里是非常疑虑的。因此，如何在任用李严的同时对他日后的做大进行防范，是摆在刘备面前的最大难题。诸葛亮虽然深受刘备重用，但毕竟经验不足，如何应付李严及其所代表的益州本地势力，刘备心里没底。因此，刘备有意在托孤之时说出“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之语，其真实目的就是在众人面前确定诸葛亮的绝对领导地位。而作为与刘备心意相通的诸葛亮，自然是心领神会，与刘备配合得天衣无缝。
建兴元年（公元223年），刘备病逝之后，子刘禅登基即位，后人大都称之为后主。诸葛亮被封为武乡侯，以丞相开府治事，并兼领益州牧。
从此，诸葛亮正式成为蜀汉王朝的首席顾命大臣，全面执掌了蜀汉朝政，蜀汉政权的“诸葛亮时代”开始了。
诸葛亮主政之初，蜀汉政权正值内外交困。由于夷陵之战的惨败，蜀汉国力大为削弱，政治、经济都处于极度动荡时期。益州境内不仅有部分豪强地主对于诸葛亮厉行法治的举措公开表示不满，同时还出现少数豪强勾结东吴集团发动叛乱的现象。与此同时，南中地区的少数民族也趁机举兵反叛，给蜀汉政权的稳定带来了严重隐患；一直与蜀汉为敌的曹魏集团也趁机发难，曹魏大臣王朗、华歆、陈群等人分别写信给诸葛亮，要求蜀汉政权归顺曹魏；而在夷陵之战后立即与曹魏集团反目的东吴集团虽然在刘备病逝之前不久曾经就双方恢复联盟关系与蜀汉政权进行了试探性的接触，但也未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双方的敌对关系并未解除，孙权甚至还公开支持蜀汉境内的叛乱。这一切，都是诸葛亮主政之初所面临的重大难题。此时，作为汉末三国时期一流的政治家、外交家，诸葛亮展示了其杰出的处理危机的能力和水平。
为了平息蜀汉内乱，诸葛亮一方面积极选用德才兼备的官吏充实到各级机构，达到消除益州豪强对于蜀汉政权态度摇摆的目的；一方面对于司法制度进行了完善，坚决主张厉行法治，绝不宽禁省刑，强调执法严明公正，并将刑法与教化结合在一起，不但使得法令能够得到贯彻实施，同时也让违法之人刑而不怨，迅速平息了一些益州豪强的不满情绪。
为了尽快地恢复国力，诸葛亮亲自对农田水利、工商业、冶炼、盐业都进行了详细的部署，同时加大了蜀锦的生产销售。此外，诸葛亮还兴修水利，保障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
在诸葛亮的积极努力下，短短数年时间，益州的社会、经济秩序便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蜀汉政权也逐渐趋向安定。
在稳定内部的同时，诸葛亮于建兴元年（公元223年）九月公开发表《正议》一文，对曹魏集团的劝降进行了义正词严的回击。诸葛亮在信中写道：
曹氏如同项羽，虽处中原之地，但不遵从道德标准，最终难逃败亡的命运。而王朗等人就像当初帮助王莽篡汉的陈崇、张竦之流，必将受到历史的惩罚。
当年光武帝只有弱兵数千，却打败了王莽的几十万大军，说明正义之师讨伐邪恶，并不在于人数的多寡。而曹操也曾率几十万大军参与到汉中之战，最后仍被先帝杀得落荒而逃，并最终郁郁而死。
现在曹丕篡夺了帝位，而王朗等人又玩弄苏秦、张仪那种黑白颠倒文过饰非的诡计说辞，也只会徒劳无功。
过去轩辕氏仅凭步卒数万，就已经能够制伏四方，平定海内，更何况我国有数十万之众，并站在正义的立场上去讨伐邪恶呢？所以说，最后的胜利必将是属于我们的。
诸葛亮的这封公开信，是对蜀汉政权未来外交路线的一次公开表态，表明了蜀汉政权将继续贯彻刘备时代所制定的抗曹路线和方针。这也为不久之后孙刘联盟的重新恢复奠定了基础。同年九月，诸葛亮派遣尚书邓芝出使东吴，与孙权达成协议，恢复了破裂数年的孙刘联盟，东吴集团自然也就停止了对益州境内各反叛组织的资助，这对于诸葛亮接下来解决南中地区的叛乱也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在逐渐恢复蜀汉政权的稳定、恢复与东吴之间的同盟关系之后，诸葛亮于建兴三年（公元225年）三月开始发动南征，亲自领兵对南中四郡的叛军进行讨伐。
南中四郡，主要指包括益州、永昌、牂柯、越嶲四郡在内的大片区域，是当时夷、越等少数民族的主要聚居地。早在秦始皇时代，那里就已经被纳入华夏的统治范围，汉武帝也曾在那儿设置郡县，并由巴蜀迁入大量汉民，推动了这一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该地物产丰富，土地肥沃，手工业也非常发达。但是，由于东汉政府政治腐败，派往南中的地方官员大多贪婪残忍，疯狂掠夺，搜刮民脂民膏无所不用其极，繁杂的赋税再加上沉重的徭役，激起了当地各族民众的强烈反抗，大大小小的动乱就像燎原的星星之火，此起彼伏，民族矛盾异常尖锐。在刘备占领益州之后，曾经派遣荆州南郡人邓方去管理南中地区，邓方死后，又由益州郡的当地人李恢接任。虽然李恢在任期间平息了南中的一些小动乱，但由于其接触面仅限于外围而未能深入到山区内地，因此也无法从根本上缓和该地区数百年来的对抗情绪。刘备死后，益州郡的地方豪强雍恺趁机公开发动叛乱，牂柯郡太守朱褒和越嶲郡的少数民族首领高定也相继成为叛军的主要力量。
针对南中地区位置偏远、地势险要、矛盾由来已久的特点，诸葛亮采纳了手下谋士马谡参军的正确主张，决定以“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方针，彻底解决南中地区的叛乱。
在诸葛亮的亲自部署下，南征大军兵分三路向叛军发动进攻。东路以牂柯太守马忠为首，由川南的僰道进入牂柯郡，讨伐朱褒；中路以庲降都督李恢为首，由平夷地区向南，直捣叛军的腹地益州郡，消灭雍恺主力，并完成对雍恺所部的战略包围；西路则由诸葛亮亲自领兵，从成都至安上，会合守将龚禄，由水路直逼越嶲，讨伐最先煽动叛乱的高定，然后从西侧包围益州叛军。三路大军完成各自的任务后，会师滇池，再对残余叛军进行总攻。
同年九月，诸葛亮终于克服了重重困难，成功消灭和收降了南中四郡的叛军，进一步稳定了蜀汉国内的形势，这也为下一步北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接下来诸葛亮要做的，就是重新回到“隆中对”的发展策略中，组织北伐消灭曹魏集团。就在诸葛亮取得南征胜利并进一步稳定了蜀汉政权内部之后不久，来自曹魏降将李鸿的一席话更是坚定了诸葛亮尽快进行北伐的决心。李鸿告诉诸葛亮：原先投降曹魏的孟达曾经对自己表示了对诸葛亮的钦佩和敬重。这让诸葛亮突然萌发了一个大胆的念头：策反孟达，转移曹魏集团的注意力以保障北伐的成功。于是，诸葛亮立即对孟达展开了一系列的策反工作。
孟达，原本是刘璋手下的一员将领，同时也是法正的州里及好友。
当初法正决定背叛刘璋并与张松密谋迎接刘备入蜀之时，孟达已经是法正的坚定支持者，因此在刘备夺取益州之后，孟达也受到了刘备的礼遇，后来还被任命为宜都太守并担任了夺取东三郡这一战略要地的统帅。可是，自从刘封受命协助孟达之后，孟达的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因为刘封仗着自己是刘备的义子，根本就不把孟达放在眼里，甚至多次公开侮辱孟达，而此后不久，孟达的好友法正因病去世，孟达顿感没有了靠山，对于刘封的欺凌只能忍气吞声。后来又发生了关羽久攻襄樊不下派人前来求援的事件，而刘封以东三郡地区形势复杂为由拒绝了。不久之后关羽兵败被杀，刘备对此大为不满，孟达非常担心刘封会将这一责任推卸给自己，于是在留下了一封给刘备的信件之后投降了曹魏，东三郡地区也因为孟达的投降而丧失了。不过，深知这一事件来龙去脉的诸葛亮并没有因此将孟达留在蜀汉的家小诛杀，而是进行了妥善安排，这也让孟达心存感激之情。
投降曹魏之后，孟达就获得了魏文帝曹丕的青睐，被任命为散骑常侍、建武将军，封平亭侯。曹丕还将房陵、上庸、西城三郡合并为新城，以孟达为新城太守，因此孟达也就摇身一变成为曹魏集团在东三郡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不过，随着魏文帝曹丕的病逝，曹魏集团内部有不少人对于孟达的为人颇有微词，魏兴太守申仪又与孟达不和，时常在背后告状，使得孟达心神不定。因此才有了李鸿所传达的对诸葛亮的感谢之意。
蜀汉国内政局的日益稳定、国力的逐渐恢复，加上与东吴集团重新恢复了联盟关系，这已经让诸葛亮对于北伐中原充满了信心，现在李鸿的一番言论更是坚定了诸葛亮的信念。从南中地区回到成都之后，诸葛亮开始着手对于孟达的策反。
建兴四年（公元226年），诸葛亮先让孟达当年的好友、时任尚书令的李严给孟达写信进行试探，后来又派人给孟达送去了自己的一封亲笔信，正式开启了与孟达之间的接触。诸葛亮在信中向孟达表明：当年孟达之所以背叛蜀汉朝廷，完全是由于受到了刘封的欺凌所导致。诸葛亮还称赞孟达素有大志，绝对不是那种追求空名虚位而以背叛谋求富贵之人。同时，诸葛亮还表示自己非常怀念与孟达之间当年的友谊。这样一封言简意赅而又充满真情的书信，让孟达看后非常的感动。这样一来，双方之间的书信来往逐渐频繁起来。
在积极策反孟达的同时，诸葛亮治兵讲武，开始为即将开始的北伐进行积极的准备。建兴五年（公元227年）三月，诸葛亮上书后主刘禅，宣告了北伐的开始，这便是着名的《出师表》。诸葛亮在该表中写道：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宏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
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愚以为营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陈和睦，优劣得所。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良死节之臣，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
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谘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
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祎、允之任也。愿陛下讬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责攸之、祎、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谋，以谘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
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诸葛亮在该表中向后主刘禅表明了自己“北定中原”、“复兴汉室”
的理想和必要性，同时也提醒年轻的刘禅“亲贤臣，远小人”，保持蜀汉政权的内部稳定。从《出师表》中也可以看出，诸葛亮对于取得北伐的胜利还是充满信心的。
诸葛亮上表之后，任命张裔为留府长史，与参军蒋琬一起处理丞相府事务，同时让侍中费祎、侍郎董允负责宫中事务，自己则率领大军开赴汉中，完成大战之前的一切准备工作。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原本诸葛亮积极策反的孟达态度出现反复，迟迟不肯公开举兵归顺，这让诸葛亮非常焦虑。而得知孟达与蜀汉进行秘密联系的魏兴太守申仪也在这个时候上表告发孟达，魏明帝曹睿随即派遣时任骠骑大将军、都督荆、豫两州军事的司马懿处理孟达事件。而司马懿在接到曹睿的诏命之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兵新城，干净利落地将孟达斩首，诸葛亮密谋策反孟达夺回东三郡的计划彻底的宣告失败。
至此，诸葛亮除了从北线向曹魏发动进攻之外再无他途。不过，就在诸葛亮与众文武商议进军路线的时候，有人却提出了不同意见，使得这一场尚未开始的大战就充满了种种变数。这究竟又是怎么一回事儿呢？
建兴六年（公元228年）春，诸葛亮的大军开始了第一次北伐中原的战争，这便是后人俗称的“一出祁山”。不过，此次战事的结局完全出乎了诸葛亮的意料。诸葛亮不仅未能取得战事的胜利，反倒损兵折将，被迫退回汉中。不仅如此，诸葛亮的心腹马谡也在这场战事结束后被诸葛亮枭首示众。那么，所有的这一切又都是怎样发生和发展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