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菩提树
家乡老屋的后院里曾有一棵很高大的桂树，是母亲在我出生不久时栽种的。母亲称之为菩提树。
那时我身体瘦弱，经常生病，高烧不退。因为家里经济情况不好，生病的时候很少住院。每次发烧，母亲都会用一条沾湿了的毛巾放在我的额头，然后拿一炷香匆匆来到后院的桂树下点燃，跪下向神祈祷，求菩萨保佑我平安无事。或许是我的命大，或许是母亲虔诚的祈祷感动了上苍，每次我的病都能奇迹般地好起来。
母亲极是感动，对桂树越发地敬重起来，细心照料它。每遇大事，母亲都要来到桂树下面，烧上一炷香，许愿一番。
读书的时候，到了夏天，天气燥热，我耐不住屋里的高温，便到桂树下温习功课。白天，桂树宽大的枝叶遮住太阳，桂树下一片清凉。我一边做老师布置的作业，一边听桂树的枝叶在微风轻拂下发出轻微的响声，仿佛在我的耳边唱着一支动听的歌曲。
夜晚，在我复习功课的时候，母亲每次都陪在我的身旁，用一把大蒲扇给我扇风，驱赶蚊虫。煤油灯的光亮照在母亲的脸上，我看见母亲满脸的皱纹和疲倦。但母亲始终微笑着，一副很欣然的样子。母亲一边给我摇着蒲扇一边对着桂树，嘴里轻轻念着：“菩提树，我儿读书这么用功，你可要保佑他考中大学……”今天，每当回想起当年的情景，我都非常感动，为我善良的母亲。
桂树于母亲来说，不仅是保佑我们一生的神的象征，母亲还能从它身上取得许多有用的东西。到了八月，桂树上开满了桂花，风儿吹过，地上落满了缤纷的花瓣，母亲把它们扫起，晒干，做成桂花茶，供我们饮用。母亲说桂花茶清凉解毒，常喝人不会生病。我不知是否有此一说，但每次喝桂花茶，都觉得清宜爽口、香甜无比。
大学毕业后，我在离家遥远的城市工作，而后又去了南方闯荡。虽然我已 长大成人，可是母亲却一直对我放心不下，牵肠挂肚，每次来信，问寒问暖。信里说：“后院的桂树已被砍去，我虽不能去桂树下为你烧香求愿了，但每日我都在心里为你祈福，愿你平安地出去，平安地回来。”那一刻，我热泪盈眶。原来，母亲的桂树早已种在她的心里了。
心灵站台
跟多数母亲一样，每次我从这个遥远的城市回到老家，母亲都特别忙碌，忙着做我喜欢吃的菜，忙着打点我换季的衣裳……而我在家的短暂的日子都被踩在走亲访友的脚步中，很少顾及忙碌而疲惫的母亲。回城的日子一到，我才深切地体会出父母的牵挂和担忧。父亲的老爷车载着我的行李包，母亲手提大包小包，而我则两手空空地走在他们之间，听着父亲时不时地说几句为人处世的训诫和母亲见缝插针地唠叨几句诸如“饭要吃饱，衣要穿暖”的家常话。
到了站台，准确地说，那不算站台，只是我们村每位外出的人都会在那儿等每半小时一趟通向外面城市的客车，我称它作“心灵站台”。它没有任何标记，两个斑驳而简陋的石板凳被岁月消磨得光滑如镜，一顶用毡草搭起的避雨亭经过无数次修修补补，依然有它冬遮雨夏遮阳的特殊魅力。父亲回学校上课了，母亲就留下来陪我等车。她让我坐在石凳上，偶尔帮我理理被风吹乱的长发，大部分时间便站在路边焦灼地望着那条无限延长的柏油路，等待那辆可以把她的女儿送向广阔天地去问寻前程的车子。
车子在母亲的视线中姗姗来迟。车未停稳，母亲已经上车，把行李安顿好，给我找了个靠窗的位置，便下车站在窗下一边叮嘱我“蓝袋子装水果，白袋子装鸡蛋”，一边等车启程。这时候，我和母亲总是离得很近，我甚至可以看见车窗外母亲脸上细细的汗珠和头上恣意飞扬的白发。这样的隔窗而立挥手道别有好多年了，每次车子启动的刹那，我的笑容便会凝固僵硬，代之以一股由心底蔓延开去的酸楚。这时的我面对憔悴的母亲就像她面对黄土一样艰难，然后总是习惯性地将头从这边偏向那边，让缓缓而生的泪水在眼眶中流荡而不至滑落。这时候，母亲便稍稍挪后，一如既往地笑着，偶尔用手背轻轻抹一下脸上的汗。这个 动作给我的印象很深，以至多年来我一再想起。车开走了，母亲还是久久地伫立着，那双布满老茧的双手在风中摇摆着，像一枚永不疲倦的指南针，指引着我走向远方，走向未来。母亲在站台的身影定格成我一生的风景，让我一读再读。
离开老家，那站台便成了我从幼稚走向成熟的中转站。由一个纯真的孩子变成一个易感怀旧的女孩儿，我总认为那是我一直深藏未露的本性的突然展现。
即使在城里的喧嚣与骚动中慨叹韶华流逝的无奈，抑或是哀怨人潮人海中的孤寂，我也能从母亲种植于我心田的情感音符中得到慰藉而坦然。
多年以后，在朋友烛光摇曳的小屋中，我一再向他叙述这段往事，关于我的父亲、母亲。在清晨或雨夜，我脸上挂着淡淡的泪，然后沉默良久。现在，终于轻巧地流淌于笔下，跃然纸上，虽然那站台已不复存在，但某些细节和感动却让我终身难忘。在以后的日日夜夜，我都凭着那种深刻的回忆优秀地成长着……
伟大的母爱
听说过两个有关母亲的故事。
一个发生在一位游子与母亲之间。游子探亲期满离开故乡，母亲送他去车站。在车站，儿子旅行包的拎带突然被挤断。眼看就要到发车时间了，母亲急忙从身上解下裤腰带，把儿子的旅行包扎好。解裤腰带时，由于心急又用力，她把脸都涨红了。儿子问母亲怎么回家呢，母亲说，不要紧，慢慢走。多少年来，儿子一直把母亲这根裤腰带珍藏在身边。
另一个故事则发生在一个犯人同母亲之间。探视的日子，一位来自贫困山区的母亲，经过乘驴车、汽车和火车的辗转，探望服刑的儿子。在探监人五光十色的物品中，老母亲给儿子掏出用白布包着的葵花子。葵花子已经炒熟，老母亲全嗑好了，没有皮，白花花的像密密麻麻的雀舌头。服刑的儿子接过这堆葵花子仁，手开始抖。母亲亦无言语，撩起衣襟拭眼。她千里迢迢探望儿子，卖掉了鸡蛋和小猪崽，还要节省许多开支才凑足路费。来前，母亲在白天的劳碌后，晚上还要在煤油灯下嗑瓜子，瓜子仁放在一起，看它们像小山一样一点点增多，舍不得吃一粒。十多斤瓜子嗑亮了许多夜晚。服刑的儿子垂着头，作为身强力壮的小 伙子，正是奉养母亲的时候，他却不能。儿子“扑通”给母亲跪下，他忏悔了。
一次，一结婚不久的同龄朋友对我抱怨起母亲，说她没有文化、思想不开通，说她什么也干不了还爱唠叨。于是，我就把这两个故事讲给他听。听毕，他泪眼朦胧，半晌无语。
母爱，发自骨髓
我两岁时，就跟着外婆在乡下生活，这是孤身在外的母亲为全力谋生的唯一办法。那时，“母亲”给我的概念，便是乡间邮递员用自行车每月准时送来的一张张汇款单——我就是这些汇款单上的数字喂养大的。
上树掏鸟趟水摸鱼，坐在课堂里写《我的爸爸》，仿佛都是伙伴们必做的事，前者我乐此不疲，而作文，却使我既难堪又伤心。我至今也没问过一句关于生父的话，因为我始终觉得这是母亲的伤口。
真正走近母亲是在高三，我回到母亲和我户口所在的那座城市。母亲已不再年轻，头上有了几缕白发，背有些驼，身体虚胖，脖子上留着一条手术的疤痕。而在母亲身边的日子虽依旧清贫却充满温情，夜里做习题至深夜，母亲总为我端来荷包蛋。我望着劳作一天、面色苍白的母亲，内心隐痛，摔着书本，催她休息。母亲上床了，但并非真睡。她不时会装着上厕所，从我身后经过，拨拨我的头：“说多少遍了总改不了，写字时头要往左偏些，小心近视。”我气急败坏又无可奈何，丢下笔威胁母亲：“你再烦，我明天就回老家去。”
家里穷，母亲能省则省。有一次，半锅剩稀饭馊了，我一进门就闻到味儿了，但母亲仍在喝，我忙喊，母亲却若无其事地说：“能喝，能喝。”我气急败坏，上前就把她的碗夺了。我知道，母亲这样做，都是为了省下每一分钱。她多年喝着白开水，穿着洗白的衣服，然后，才有能力用墨水填写汇款单喂养儿子，孕育她精神世界的唯一希望。
但是，母亲绝不是那种可悲可怜的女人。她高中毕业后因种种变故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她拎起瓦刀干起建筑工自食其力，后来学干电工。尽管生活颠沛流离，没有可依靠的肩膀，但她爬电线杆、脚手架从未让过须眉。母亲后来当上 了电工师傅，小青工见我就亲热地搂住肩膀，向别人介绍：“这是常师傅的儿子！”从他们跳动着火苗的眼光里，我感到了母亲赢得的敬重。母亲是平凡甚至卑微的，但委实活得很努力很自尊。我家的墙上，有五六张母亲在各级电工技术比武中获得的奖状，昭示着她生命另一面的光彩。
不久，我因高考的幸运而又一次远离母亲，这同时还意味着，我仍要依靠母亲的汇款单生活。
有个女孩儿在我的演讲中得知了母亲，搭长途客车找到母亲所在的工厂去看望她。不知是不是仅仅为此，在女孩儿返校的夜晚，趁着皎洁的月光，我拉了她的手。
月光还照见母亲捎来的一罐头瓶熟肉和100元钱。这张纸币是唯一没写在汇款单上的，还沾着母亲的汗水。女孩儿说：“你妈让我告诉你，用这钱多吃好菜，别抽烟。”
这纸币被我留下来，夹在日记本里，作为感恩的纪念。只是，毕业后这钱仍然花掉了，是给女友买衣服。这是否应验了那句童谣“小白菜，地里黄，娶了媳妇忘了娘”？
其实，娘是想忘也忘不掉的。毕业后，我被分配回原来的城市，又和母亲生活在一起了。但我的“媳妇”还是没娶到家——我狠心动用了母亲那100元钱，但买的衣服仍是很便宜的。时代如此迅猛地变化，天使的翅膀也想镀上一层黄金。
失恋那夜，我刻骨铭心。我两天两夜没有合眼，抽掉了四包香烟。当我第一次读那封绝交信时，忽然心脏狂跳，大汗淋漓，欲喊无声，我觉得我要死了。
我永远也弄不懂母亲怎样感知了我的异常，她穿着薄薄的秋衣秋裤来到我的床前，捋了两下，试图把我拉到她的背上。当她感到这种努力无济于事时，忽然疯了似的打开门，冲进了冬天的雪夜。我听到母亲的疯喊，我听见母亲拍邻居家门的声音，那是用手腕砸门的声音。我安静地聆听着这骨头撞击木头的声音，一直到莫名其妙的邻居开门为止，那十几分钟，我听到母亲骨头的坚硬，我听出来，我是依靠什么活着的。
我没有死，那夜我只是因神经衰弱导致心律异常而已。但我躺在病床上，却哭了。我曾用诗句无数次赞美爱情，但这时才领悟：爱情的基础源于肌肤，而母爱，则发自骨髓深处。
不久，我“下海”了，母亲无法阻止母子又一次天各一方。我出发的那一 天，把在沉寂中涂抹的诗行寄给了《诗刊》。不料很快竟被采用了，母亲收到了样刊。儿子像翅膀硬了的鸟一样飞走了，儿子的文字却像熟了的果实落在母亲怀里，不知母亲感受到的是失去的苦楚，还是收获的快慰。但我想，经历过太多岁月的沧桑，母亲，或已超然于物我和悲喜之外了吧。母亲老了，和中国所有善良而苦难的女人一样，因为清白和诚实劳动的光荣，愈老愈像一尊神。
我抵达的第一个地方是海南，第二个地方便是饥饿。在那真正的天涯海角，我进入一家报社工作，困难的日子里，一天只能吃一包方便面。作为记者，最大的愉悦便是能走近千千万万的普通人，知他们的喜怒哀乐，写他们的美丑爱恨。真情是如此催人泪下，我笔端的墨水得以汩汩流出。写出缤纷天下事，在报上刊出后寄给母亲，母亲是满意的，回信说好看。
我因此而满足。我没有钱，没有户口，没有工作关系，真的像只鸟似的，在一座座城市漂泊，去写一个个人间的故事，并且在今夜，写我的母亲。
在我眼下栖身的这座城市里，我遇到了一位朴素的女孩儿，我们相爱了。
她的母亲像我的母亲一样爱着自己的孩子，她忧伤地对女孩儿说：“他什么也没有，你嫁给他，他连贴‘喜’字的地方也没有呀。”女儿莞尔一笑。而我的母亲同样忧伤地来信说：“自己觉得好就成，不用带回家让我看了。家里这副穷样子，对你不好。”我苦苦一笑。
我和女孩儿是真正相爱的，于是我们的话题便是如何抚慰母亲们的忧伤。
我必须得到她母亲的喜爱，而她必定要去看我的母亲。等到我们有了贴红喜字的地方，就把我的母亲也接来，让母亲不再孤单。女孩儿说，她一定要把青菜炒得好吃，让母亲的碗里多些油和盐。爱情里因为有了这些关于母亲的话题，显得格外温暖和踏实。
那么，且让这爱情把我收容。但直至今日，对于母亲，我能回报她当年汇款单上数字的，仍然仅仅是刊登在纸上的文字，于是，我只能更加勤奋地写作，常常写到凌晨两点。这几年，从一些不知名的报刊直至《人民日报》，都有了我的名字出现。我写字的身姿保持着头向左稍偏的良好习惯，这是母亲当年以手点拨的结果，我没有近视。
但夜阑人静、灯光晕黄里，我却是如此经常地想起母亲，我却是如此迫切地需要近视——我多么想能够近近地凝视我的已经老了的妈妈！
有种爱再不会重来
我的家在河北农村，我的父辈都出生在解放前，他们所受的艰辛，我们这一代是无法理解感受的。我的出生给家庭带来了欢乐，因为是男孩儿。那是1973年中秋。那时父亲在北京工作，母亲和三个姐姐在老家，因为家中没有男劳力，地里的活儿全压在母亲的肩上，何况还有比较厉害的爷爷。记忆中父亲总是在过节的时候背着面、大米和糖从离家15里地的火车站走回来。母亲辛苦地忙着，没有闲时，就是三伏天的中午，吃过饭，也要急忙去地里砍草，因为家中有一头牛；回到家时，衣服脱下来一拧，水哗哗的。不知道那时的农活儿母亲是怎么完成的。
我一天天长大，村里的人都说我懂事，因为我知道母亲的辛苦。我在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课间休息，大家在校门前玩（农村的学校是没有院墙的），我突然看到母亲背着比她大出几倍的高粱秸回家。她的腿一瘸一拐，衣服上有好多的叶子，头发有一绺散在额头。我呆呆地看着，泪水在眼眶中打转，死死地咬着嘴唇。那一刻我没有哭，那一刻我记忆犹新。
自此，我每天放学都背起和我一样高的筐，去割草，去掰树叶。我做了一个小扁担，去离家二里远的井里挑水，回家后肩膀红肿得难以忍受。大姐哭了，直说自己不好。姐姐们都很心疼我，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不敢脱衣服，那一天我长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