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悲悯化作责任
在走川藏路的时候，我们途经一个叫良多的小乡镇，并在那里停歇下来，我们住在大路旁一个藏民用碎石盖起的“小旅店”里。说是旅店，实际上就是民房，房子的后头便是马棚，有几匹壮实的马在安静地立着，四下里弥散着一股清淡的马的味道，旅店的大门口，便是稀静的街市。大门的两旁有一些藏民用手臂挽着一些藏饰在卖，他们非常安静，像是害怕打乱这宁静的土地，连叫卖声都没有。这时，一个背着小孩手挽着首饰的男孩吸引了我的目光——确切地说，应该是他背上背着的那个小孩吸引了我的目光。那个孩子有一双极大极水灵的眼睛，头不停地扭转张望着，像是一只机警的鹤，又像是在帮忙寻找顾客。最后，小孩子那清澈的目光与我的目光交会时，忽然盯住了我，我仿佛是受了某种亲切的召唤一般，微笑着走了过去。
接着，那个男孩注意到了我，微笑着和我打招呼，并用生硬的汉语问我是不是想买个藏饰。我点点头回应着，手忍不住伸出去抚摸他背上小孩子的脸蛋。
轻轻抚摸那孩子的脸时，孩子就缩起头细声笑了起来……“你的弟弟好可爱啊！”我对男孩说。
男孩羞涩地低了低头，脸上两抹高原红越发显得红了起来……接着，我开始问男孩：“你弟弟几岁了？”
“两岁半了。”
我一边与他攀谈，一边看他手臂上的首饰。最后，我看上了一个藏银的戒指，顺手戴在指尖，觉得再适合不过了。于是，我付了钱，准备离开。我抬头离开时，猛然看见他肩背上的那双大大眼睛居然还在凝视着我。我忍不住又捏了捏小孩的红脸蛋——“你弟弟真可爱啊！”
这时，小孩忽然躲开了，然后伏在男孩的耳边甜甜地叫了一声：“阿爸……”
我顿时惊诧了，简直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这时，小孩又冲男孩叫了一 声：“阿爸……”
我终于听到男孩回应了一声：“嗯！”
我的目光在“大男孩”和“小男孩”身上来回打量，“大男孩”的整个脸都红透了，令他那抹高原红都显得不那么明显起来。
我问男孩：“这是你的儿子吗？”
男孩回答到：“是的。”
“那你多大了？”
“19……”
我更加惊讶起来：“你……19岁……儿子就两岁半了？”
男孩笑了笑，回顾了一眼他的儿子，然后对我说：“他是我从山里捡回来的。”
这时，我想我的眼中肯定泛起了更大的好奇，令男孩不自觉地讲了下去……
“……前年，我去山里打柴，傍晚回家的时候，经过在山路旁边的一个人家时，听到房子里不停地传出一阵阵嘶哑的婴儿的哭声，显然孩子一定哭了很久了。于是，我就叫了几声，结果都没有回应，只是孩子一直哭着。我犹豫了一下，就推门进去了。接着，我一眼就看到了小男孩，他躺在炕上虚弱地哭着，好像饿了很久了。我给他喂了点水，心想，他家的大人怎么这么晚还不回家啊？而后，我就转身出去找他的家人了。在门前的一条小路上，我看到了一排脚印，于是，我就循着脚印走下去。一路上，我不停地喊着，但是始终没有回应……走着走着，我忽然看到地上满是暗红的鲜血，我的心顿时一阵抽搐，再往前几步，我看到了倒在地上的两只木桶，我再往前，就看到远处，一群狼围在一起，分食着自己的“猎物”……我忽然明白了怎么回事，不敢再待下去了，于是回到房子抱着孩子下山了……”
“后来呢？”我有些迫不及待起来。
“后来，我就带他回到了家。向乡亲们一打听，才知道这孩子是一个老人带的孤儿，可是，孩子连最后的一个亲人也给狼吃了……“然后，你就收养了他？”
“是的，我收养了他。由于我的阿爸早就过世了，于是，我认他做‘儿子’了！”
“可是，你还这么小，才19岁，连婚都没有结，怎么就愿意收养一个陌生 的孩子呢？”
“为什么不愿意？他可是我第一个发现的！既然是我第一个发现了他，那我就应该把他养大！如果我都不管他，那谁管他呢？”
他的话音落下，我的心激动得战栗起来。原来，这个男孩，不，是这个19岁的男人，只因为是自己第一个发现了这个可怜的孩子，就马上勇敢地、坚决到不假思索地承担起了抚养的责任。
原来，在他澄净而坚毅的心里，他已然把自己眼前的悲悯化成了一种神圣的责任，并不惜为其操劳一生！
这是多么圣洁而博大的爱啊！你、我、他，这凡尘俗世间的人，有多少人，又见识过多少悲情之事，然而，又有几人能将眼前的悲悯化作自己神圣的责任呢？
宽恕之心
“一只脚踩扁了紫罗兰，它却把香味留在那脚跟上，这就是宽恕。”
我们常在自己脑子里预设了一些规定，认为别人应该有什么样的行为，如果对方违反规定，就会引起我们的怨恨。其实，因为别人对“我们”的规定置之不理，就感到怨恨，不是很可笑吗？
大多数人都一直以为，只要我们不原谅对方，就可以让对方得到一些教训，也就是说：“只要我不原谅你，你就没有好日子过。”其实，倒霉的人是我们自己，一肚子窝囊气，甚至连觉也睡不好。
下次觉得怨恨一个人时，闭上眼睛，体会一下你的感觉，感受一下你的身体，你会发现，让别人自觉有罪，你也不会快乐。
一个人爱怎么做就怎么做，能明白什么道理就明白什么道理。你要不要让他感到愧疚，对他都差别不大——但是却会“破坏你的生活”。万事不由人，台风带来暴雨，你家地下室变成一片汪洋，你能说“我永远也不原谅天气吗”？
万一海鸥在你的头上排泄，你会痛恨海鸥吗？既然如此，又为什么要怨恨别人呢？我们没有权力控制风雨和海鸥，也同样没有权力控制他人。老天爷不是靠怪 罪人类来运作世界的——所有对别人的埋怨、责备都是人类造出来的。
谈到宽恕，首先就要原谅父母。天下没有十全十美的父母，他们当然并不完美。而且当年你还小的时候，市面上也还没有现在流行的《一百分父母》之类的育儿经，令尊令堂除了自己摸索门路外，还有许许多多其他事要操心！不论他们有什么不对的地方，都已经是陈年往事了。只要你一天不能原谅父母，就一天不能心安理得地过日子。
你或许会问：“如果有人做了非常恶劣的事，我还要原谅他吗？”
我有一个朋友，名叫山迪·麦葛利格。1987年1月，一名精神病患者持枪冲进他家，射杀了他三个正在花样年华的女儿。这场悲剧使山迪陷入痛苦的深渊，几乎没有人能体会他的悲痛与愤怒。
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在朋友的劝慰下体会到，要使自己的生活步上常轨，唯一的办法是抛开愤怒，原谅那名凶手。目前，山迪把所有的时间用来帮助别人来获得心灵的平静及宽恕他人。从他的经验可以证明，即使是遭逢剧变所引起的怨恨，在人性中也依然可以释怀。如果你问山迪，他会告诉你，他抛开愤怒是为了自己，希望自己好好活下去。
我发现，和山迪经验相似的人大致可以分成两种：第一种人始终生活在愤怒及痛苦的阴影下，第二种人却能得到超越平常人的同情心与深度。
令人心碎的事、疾病、孤寂和绝望，每个人都难以幸免，失去珍贵的东西之后，总有一段伤心的时期。问题是，你最后到底变得更坚强还是更软弱？
脚步越不过良心
作为一名初中的班主任，我对体育生深恶而痛绝之。虽然我知道，学校招收体育生自有学校的道理，作为特长生他们只需普通学生2/3的分数，就可以稳入高中的校门，靠他们至少可以把升学率提高几个百分点。但不知道学校领导是否还明白这样一个道理：他们晚不睡早不起，下课乱跑上课睡觉，三五成群勾肩搭背，作为能够坏了一锅汤的“老鼠屎”，在同学中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怕是远远大于他们对升学率的贡献。
但有学校的纵容，对于这样的学生，我也只能号召大家不要跟他们看齐，做他们的思想工作时，也只能一本正经地以商量的口气：“在课堂上睡觉如果能不打呼噜的话，就太谢谢你了。”
其他的体育生听到这样的揶揄，基本上都会收敛许多，装模作样地坐直了，茫然地盯一会儿黑板来表示他们认真地听了，然后再继续梦回唐朝。但张文却只是迷迷糊糊地抬下头，换个姿势，继续睡。
在同学们眼里，他们无疑是天塌下来能伸头顶着的那批人，跟他们比起来，再调皮的学生也没资格挨批评了，但在心目中，却是一万个看他们不起的。
考分就是学生的命根，在学校里考试垫底的群体，凭什么让别人刮目相看？
在学校里他们唯一能够露脸的机会，就是每年一次的春季运动会。班级在运动会成绩的好坏，有一多半就取决于体育生的发挥，那时候的他们，一个个都意气风发，把运动服的领子竖得高高的，在那一天，老师们都会破天荒地给他们笑脸，拍拍他们的肩膀：“就看你的了！”
其实用不着我出面鼓励，他们自然知道运动会对他们意味着什么。学校特意为他们做了明文规定，在全校运动会上取得第一名者，可以直接升入本校高中部。
张文是专攻中长跑的，他参加的800米和3000米两个项目，我早已经把12分算到本班的账上了，这样一来我们班的总分就有希望进入全校前三。但让我感到诧异的是，800米比赛一鸣枪，张文就似乎完全不在状态，只跑在第二的位置上，连非体育生都跑不过。本以为他是采取跟跑战术，没想到第1圈跑下来，他竟又落后了一位，跑在了第三的位置上。同学们都替他着急，班长首先就坐不住了，冲到跑道边大声吆喝：“老张，凭你的实力还用讲究什么战术？”
但张文似乎听而不见，一直到最后也没能超越那个小个子，只得了第三名。
他低着脑袋回到看台，跟我说：“对不起，我尽力了。”
我心里很是失望，真想嘲讽他一句：“学习学不好，难道连跑都跑不好了吗？”可想了想又把这句话咽了下去，人人都有状态低迷的时候，也不好苛求，只安慰他：“中午好好吃，吃完好好睡一下，争取下午3000米比赛拿个第一。”
他这才抬起头来：“一定的，老师！”
他说到做到，下午3000米比赛的时候一马当先，以领先第2名500多米的成绩率先到达终点，甚至还打破了沉寂8年之久的学校纪录。
运动会结束后我把他叫到了办公室，盯着他的眼睛质问他：“你跑3000米 的时候，我专门拿秒表替你测过，比这次800米冠军的成绩，整整快了10秒钟。
为什么，你不拿班级的荣誉当回事？”
他低着头沉默半天，终于下定了决心似的开了口：“对不起老师，我确实没尽力。可您知道跑我前面初三（2）班的那个石小奇吗？他家的经济条件很不好，父亲下岗了，母亲常年有病，如果他考不上咱们学校高中，那他家根本拿不出额外的钱来让他去别的学校。但靠他的学习成绩，又没有把握做到直升，所以他把赌注放在了跑步上，经常跟我们一起训练。他的身体条件不是很好，但他训练得很苦，他非常渴望继续学习，而这一届运动会又是他最后的机会了，所以我想把跑第一的机会让给他。”
原来这孩子有这么一颗善良的心，我的气消了一半：“但第8圈跑完，他就已经注定拿不到第一了，你对他的帮助也就没有了任何价值。在他已经拿不到第一的情况下，凭你的能力完全可以后来居上，重新夺回第一的。”
“我知道。”他用脚尖划拉着地面，“但如果我帮不了他，也就不想让他知道我是在帮他。如果他注定因为这次比赛而丢掉前程，我也决不想让他的前程毁在我手里。我觉得自己的良心就拦在他的身后，让我的步子无法超越。”
那是我第一次正眼看他。相比较在他身上表现出来的这种悲悯善良的情怀，会不会解应用题、能不能配平化学方程式，似乎倒成了无关紧要的事。
红色的爱
截至2009年3月，刘苏在山东省血液中心的档案被定格为：刘苏，女，55岁，B型，献血总量：86000毫升。
儿子蔡啸是在一次找书时，在橱柜的最底处发现那块铜牌的。几天后，同学对蔡啸说：“蔡啸，你妈上报纸了，她献了这么多血，真伟大啊。”
那是1996年，蔡啸15岁，上初三。那一年，刘苏拿到义务献血铜质奖章。
在蔡啸心里，妈妈实在称不上“伟大”，因为妈妈说了，献血和吃饭、睡觉一样，谁都可以献，没啥了不起。
刘苏从小就是个简单的人。16岁，她瞒着父母报名去了内蒙古兵团。凌晨 3点起床到黄河边上推淤泥打土坯，顶着大太阳在盐碱地上开荒种水稻，深更半夜赶着骆驼运羊粪，一边干还一边唱。战友受不了这苦，开始托人造病历要往回调，在卫生院工作的刘苏却不闻不问。
父亲是个老红军，老人挂念家里最小的丫头，就向组织提出要刘苏回来照顾他的生活。这是政策允许的，于是，一纸调令把一头雾水的刘苏招回了济南。
得知自己回来的“秘密”，刘苏急了：“既然让我回来照顾你，我就在家当护工。”直到老人去世，刘苏才到离家几百里外的胶南计量局上班。
9年后，母亲得了尿毒症需要人照顾，刘苏二话没说交上辞职信就回到济南，在母亲病床前侍候了4年……母亲安详地走了，刘苏却丢了“铁饭碗”。但刘苏一点儿也不后悔：能陪母亲这几年，心里踏实着呢。如果母亲需要我的时候我不在，就算每月给我一万块钱，我也会良心不安。
刘苏就是这样一个人，简单，执着，不背离自己的心。
妈妈走了，刘苏想到这些年在医院里看到很多没钱治病的老人，只能选择回家等死时，心里就酸酸的。她开始自费学习中医按摩，挨家挨户地给社区里的老人打针、针灸、拔罐。很快，大家都知道了热心肠刘苏，居委会改选干部，刘苏被选为主任。
一天早晨，上班路上，刘苏遇见一个老大娘在向路人哭诉，就停下来听。
大娘是荣城人，陪老伴到省城看病，到邮局取家里寄来的住院费时不小心弄丢了，眼看要耽误老伴手术，大娘不敢回医院，在街上待了一夜。
刘苏二话没说，拉起老人就回了家。她翻出全家仅有的670块钱，又从邻居家借了300多元，凑齐1000元塞到老人手里：大娘，你快回医院，别让大爷着急。
5年后，当大娘辗转找到刘苏还钱的时候，刘苏半天没想起她是谁。老人说，当年多亏了刘苏，老伴及时进行了手术，病好了，现在身体好着呢。
从那以后，刘苏就随身带着一个“红包”，那1000元成了她的“救急基金”。
遇到邻居有难事，就赶紧从里头抽几张送去。这些年，红包厚了薄，薄了厚，记不清帮了多少人。花出去的钱有两万多，相当于她到居委会以来的全部收入。
刘苏看电视上介绍资助女童的“春蕾活动”，那些穷苦家庭的孩子小小年纪就不能上学，刘苏又坐不住了，拉上老公来到济南商河的小村庄实地考察。
计划中资助的一个变成了四个。回来的时候，刘苏的口袋空了，但是心里满满当当，沉甸甸的全是责任。
半年后，丈夫蔡登水下岗了。为了这四个孩子，她决定把自己家的房子租出去，自己一家三口到外面找了一处不到十平方米的楼房租住，顶层，没有煤气，没有暖气，厕所是公用的，租金只要几十块钱。刘苏说，就它吧。就这样，靠着房租的差价，刘苏不再犯愁四个孩子的学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