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党中央、国务院和社会各界对科普的重视是空前的，令专业的和业余的科普工作者兴奋不已。不过，重视并不必然导致科普工作水准的提高。只有潜心研究，大胆实践，才能一步一个脚印地取得进步。在此过程中，借鉴国外的科普理念和措施是不无益处的。这里，我想探讨一下发达国家的科普作品观与我们的科普作品观有什么不同，了解了这种差异，也许对我们有所帮助。
首先，什么是科普作品？用意图还是用效果来判断一部书是否属于科普作品？您若请一位中国读者举出科普作品的例子，他很可能想到《十万个为什么》、《院士科普书系》这类书籍。这类书的特点是，在策划和写作时就是以科普为目标的。问题是，在生活中“有心栽花花不活、无心插柳柳成荫”的事太多了。为科普而写书出书，未必能收到科普之效。相反，法国昆虫学家法布尔并不是刻意为科普而写作，但他的《昆虫记》等许多著作却成为不朽的科普经典，同时也是文学经典。
1999年年底，美国著名的西格马·克赛学会的会刊《美国科学家》搞了一次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科普著作评选。做法是，先请很多科技人员提出了大约80种左右的书单，然后，请著名科学家（也是科普作家）菲利普·莫里森及其妻子菲莉丝·莫里森敲定。因莫里森夫妇可不受备选书单的限制自行增删，最后有104种书籍入选。莫里森夫妇将它们分为9类。在“传记”类中，有达尔文的《自传》、詹姆斯·沃森的《双螺旋》、弗里曼·戴森的《宇宙波澜》、费因曼的《费因曼先生，你肯定是开玩笑》，等等，共5种。第二类是“指南”类，有1934年出版的《观鸟指南》和1933年版的《牛津英语词典》等共10种。这里，莫里森夫妇特别强调拥有众多读者的书籍。“物质科学”类共选了23种，包括伽莫夫的《从一到无穷大》和霍金的《时间简史》。在“科学史”类中，有贝尔纳的《历史上的科学》和李约瑟的《中国的科学和文明》等9种。在“科学反思”类中，有范内瓦尔·布什的《科学——无止境的疆域》和斯诺的《两种文化》等6种。“多彩生命”类包括卡逊的《寂静的春天》、罗伦茨的《所罗门的指环》、雅克·莫诺的《偶然与必然》、薛定谔的《生命是什么》等17种。“生命进化”类包括古尔德的《自达尔文以来》和道金斯的《盲表匠》等6种。“人类的本性和崛起”类包括布罗诺夫斯基的《科学与人类价值》和德日进的《人之现象》等24种。最有趣的是还有“小说”类，共4种，包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库尔特·冯尼格的《翻绷绷》。这些书中，有不少并不是为科普而写的，假如让中国人来评选，它们多半上不了科普书单（比如《牛津英语词典》），但由于它们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读者，客观上起到了绝佳的科普作用，莫里森夫妇认为它们是当之无愧的科普佳作。这一事实值得我们深长思之。
其次，科普作品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在我国，很多人都将科普作品的作用视作与韩愈《师说》所说的“解惑”相类，即主要是知识传授。而在一些发达国家，却认为科普作品比传授知识更重要的作用是唤醒或激起人们（尤其是少年儿童）对科学的兴趣和热情。有了这种兴趣和热情，科学事业薪火相传，才有科学的“可持续发展”。有了这种兴趣和热情，纳税人才会心甘情愿地支持政府在科研事业上大力投资。有了这种兴趣和热情，人们才会成立众多的民间科技基金会，这些基金会成为政府科研投资的重要补充。另外，优秀科普作品对已立志投身科学事业者在专业方向选择上的启迪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例如，美国科学家詹姆斯·沃森回忆说，他在17岁时读了薛定谔的《生命是什么》，此书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无独有偶，英国的克里克大约在同一时期也读了这本书，也深受感染。多年后，这二人共同发现了DNA的双螺旋结构，则是众人届知的佳话了。由于把激起热情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莫里森夫妇才把传记类作品排在9类佳作的第一类。还有什么比科学家本人娓娓道来的生平故事或传记作家的生花妙笔更能打动人心呢？
第三，怎样才能产生优秀科普作品？不用说，头等重要的，没有好作家就没有好作品。那么，谁是撰写科普作品的最优人选呢？对这个问题，并没有无争议的答案。但是，反观一下公认的科普佳作单子，便可看出，具备深厚人文修养的科学家自身是最理想的作者。达尔文和爱因斯坦不仅是科学大师，也是文章好手。英美国家一些文学系学生的必读书目中，就包括这二位巨匠的作品。物理学家费因曼不仅妙思无穷，而且妙语连珠。弗里曼·戴森小时候并不是只对数理化感兴趣，而是非常喜好阅读文学作品。没有早年打下的文科基础，他的《宇宙波澜》在茫茫书海中必定是波澜不惊，而不会成为畅销书，他的《全方位的无限》的销路也必定相当有限。另外，真正卓越的科普作家总是凤毛麟角般的稀少，因此，值得大家的爱护和崇敬。曾为道金斯编辑《自私的基因》等好几部科普作品的迈克尔·罗杰斯说：“能为大众写书的科学家的数量是如此之少，因此你若是有幸找到这么一位，他感兴趣的选题肯定错不了。”
于是，更重要的问题便是，如何培养优秀科普作家？在我国，人们建议的措施较多涉及的是体制、管理、经费等方面的问题。显然，这些还不是最重要的因素。如果我国中学里为了应付高考而在高中阶段文理分班的做法持续下去，人为地制造两种文化的隔阂，则笔者可以大胆断言，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即使有诱人的物质刺激，良好的创作氛围，我国也产生不了顶尖科普大师。这是因为，科技素养不足的文学家根本做不了科普，形象思维贫弱的科研人员同样也搞不好科普。我们这个时代太需要优秀科普作家了，21世纪的中国太需要优秀科普作家了。即使出于培养更多的优秀科普作家这个目的，我国的中学教育也非改革不可了。
科普作品的内容质量当然是第一位的，但市场营销、把握潮流、媒体互促等，样样不可忽视。连书名也不可掉以轻心，英国科普作家科林·塔吉说，他有一本谈基因工程的书，题为《花园中的工程师》，行家的评论很好，但由于书名的歧义性，有的书店把这本书放在园艺类书架上了。不同媒体的相互促动已是不争的事实。卡尔·萨根的电视科普片《宇宙》20世纪70年代走红之后，与之配合的一本科普书同样行情看好，这本书甚至20年后仍有销路。因此，图书界不能自我封闭，自视清高，而应积极地利用不同媒体之间的良性互促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