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黑水城文献与敦煌文书虽然在文字载体的书写材料方面都是使用纸张，但二者作为代表性的版本形式和装帧形式明显不同，体现了不同的时代特色。例如在近代五大新材料体系中文献的形成方式和版本形式方面，殷墟甲骨文的形成方式是锲刻，汉晋简牍的形成方式是在竹木板条上书写，敦煌文书和内阁大库档案绝大部分或大部分是手写本，极少或很少是刻本印本，尤其是敦煌文书，其具有特点的代表性形式是在纸上书写的写本。黑水城文献的特点则是印本，虽然它也包含有相当数量的写本，而且是最具价值的部分，但它与其他四大新材料相比较而具有的独特之点就是印本数量所占比例最高，印本为主且种类繁多（有木刻印本、活字印本等。活字印本中又有木活字印本和泥活字印本等）是黑水城文献最鲜明的特点之一。再如装帧形式，殷墟甲骨文多是以单件龟甲和兽骨为文献单位，汉晋简牍现在所能看到的虽是单片木简而原本多是编连成册，敦煌文书虽然有卷轴装、龙鳞装、梵夹装、经折装、蝴蝶装、线装等各种形式，但代表性的形式是卷轴装等。而黑水城文献代表性的装帧形式则是成熟的线装，并出现了后来长期不知其名的缝缋装。近代出土发现的新材料几乎包含了有关古籍版本的各种主要装帧形式，至少其中成熟的线装和缝缋装就是由黑水城文献提供的。可以这样说，在文献载体、版本装帧形式等方面，黑水城文献较之于敦煌文书具有自己鲜明的时代特色。
三
敦煌文书发现于1900年，黑水城文献发现于1908年，黑水城文献仅比敦煌文书晚了八年，两者基本上属于同时发现。但如上所述，百年之中敦煌学很快风靡全球，成为一门国际性的显学；黑水城文献的研究却步履蹒跚，起步早而发展慢、影响小，直至上世纪90年代前后特别是随着《俄藏黑水城文献》的陆续出版才渐入佳境。两门几乎同时发现的大宗文献，其学术命运竟形成了如此巨大的时代落差。黑水城文献研究的滞后，固然是黑城学的不幸，但也意味着它是一方值得继续开垦和精耕细作的学术沃土，它的未来充满了学术生机。黑城学也正好可以借鉴敦煌学百年来的经验教训，利用自己的后发优势，将黑城学研究的学术水平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笔者以为，敦煌学对黑水城文献研究的意义至少可以从以下两点阐发。
第一，敦煌学的学术成就和学科建设对黑城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在近代五大新发现材料中，殷墟甲骨文、汉晋简牍和内阁大库档案三大材料主要部分收藏在国内，敦煌文书和黑水城文献两大材料的主要部分收藏在国外，因此，就新材料的收藏分布而言，黑水城文献和敦煌文书具有明显的国际性，殷墟甲骨文、汉晋简牍和内阁大库档案则不具备这个特点。与此相联系，围绕五大新材料而形成的各个专门学问也就在国际性这一点上形成了两大分野，以黑城学（包括西夏学）和敦煌学为一方，以甲骨学、简牍学和内阁大库档案学为另一方；前者因为文献材料收藏的主体在国外，从事研究的既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因此学科的国际属性色彩比较浓厚；后者因为文献材料收藏的主体在国内，从事研究的主要人员是中国人，因此学科的国内属性比较典型。
黑城学（包括西夏学）和敦煌学尽管都是文献主体庋藏于海外，学科的国际影响巨大，学术研究的国际化程度高，但二者在学科规模、学术成就和学术影响方面却不可等量齐观、同日而语，敦煌学被称之为一门国际性的显学，黑城学则显然不能如是说。黑城学的学术成就显然不能望敦煌学之项背。不过，敦煌学的学术成就对黑城学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这些启示作用最重要的有两点：一是敦煌学构筑了一个近代罕有的中西互动的、共同的学术平台，促进了中西学术平台的国际接轨。我们知道，19世纪下半叶20世纪上半叶是中国传统文化学术走向近代化的重要转折时期。这一时期，面对西方世界铺天盖地、风靡华夏的欧风美雨，中国传统的文化学术基本上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二者完全处于一种不对称的地位。由于时代使然，中国传统的文化学术只能选择走向近代的转型与改造之途，中西文化在总体上不可能旗鼓相当，不可能有对等的学术平台。但是，敦煌文书的发现及其主要部分流落国外，一方面刺激了中国知识界，触动了知识分子的悲情意识，唤醒和强化了知识界维护发掘祖国文化遗产的学术自觉，于是就有了“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的浩叹和19世纪20年代阻止斯文赫定单独前往西北地区的探险并最后组成了“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行动；另一方面，敦煌文书分布的国际性特点和中外学者共同感兴趣的资料和论题，又为中西学者提供了双方互动的共同材料、共同话语、共同平台，从而在中西文化总体不对称、不对等的大背景之下，却在敦煌学这一狭小领域和局部环境之内营造了一个中西文化相对平等、可以互动、伯仲之间的学术平台。这不仅在近代新出五大新材料形成的新领域、新学问中绝无仅有，而且在整个近代中国学术领域中也属凤毛麟角，非常罕见。这不能不说是我国近代学术史上一个生动独特的学术奇观，从而使敦煌学在学科如林的中国学术界脱颖而出，率先实现了与国际学术平台的对接。
二是敦煌学推动了中国传统学术的近代化进程，为中国传统学术向近代化的转型创造了一个成功的学科实例。说到近代五大新发现材料形成的学科对中国近代学术史的贡献，可以说敦煌学是最成功的学科，但不是贡献最大的学科，贡献最大的学科应该首推甲骨学。因为甲骨学，确切地说是王国维通过甲骨文的实证研究，印证了《史记·殷本纪》有关商史资料的基本可信，揭示了殷商历史的客观存在，从而“发现了一个时代”，这不仅在甚嚣尘上的疑古思潮中振聋发聩，扭转乾坤，而且开启了将“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相互印证——“二重证据法”的实践先河和最成功的范例，其文化意义和学术贡献不言而喻。但是，由于甲骨文释读的困难，社会内容资料的单薄，甲骨学研究的门槛过高，障碍过多，挖掘难度过大，这毫无疑问限制了学者的参与程度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因此甲骨学的学术贡献巨大而社会影响有限。它在学科建设层面上对中国学术史的影响，对中国传统学术近代化的影响显然不及敦煌学。敦煌学与甲骨学相比恰巧具备资料齐全、内容丰富（包括语言文字、文学、宗教、史地、艺术、科技、医学等）、便于释读的天然优势，既有利于学者的较多参与，形成学科规模优势，又容易引起大众关注，容易成为“显学”。敦煌学在成为“显学”的过程中，也的确发挥了对整个学术界乃至社会的影响带动效应，它所倡导和实践的学术理念（重视新材料、重视考古材料、重视中西文化交流史等）、学术方法（重视“二重证据法”、重视国际交流等）在中国学术界无疑发挥了持续而重要的影响。可以说，敦煌学通过自身实践，不仅直接推动了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形而下的金石、博物之学提升到了近代的形而上的学理之学，而且也间接促进了整个中国学术的近代化转型，在中国近代化诸学科中起到了先锋前卫作用，成为中国学术近代化的一个侧影和成功典型。
我们正是基于以上意义才说，敦煌学的学术成就和学科建设对黑城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
第二，敦煌学研究方法的成熟经验对提高黑城学的整体水平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黑城学研究目前存在的问题，一是整体研究力量偏小，相对于敦煌学尤其突出。二是研究力量失衡，国外主要集中在俄罗斯和日本，国内长期以来主要集中在北京和宁夏等地区，尤其是宁夏，以至给人的印象似乎西夏学只是宁夏的地域之学、地方之学，作为黑水城文献之乡的内蒙古很少有人涉猎研究。这种情况只是在近年才有所改变。三是研究成果的不平衡也比较突出，整个20世纪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西夏的语言文字方面。这种状况直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俄藏黑水城文献》的陆续出版才逐渐得到改变：非西夏文材料的研究成果日益增多，其中汉文文献的研究更获得长足进步。四是重整理而轻研究，出版的资料很多，而深入的研究较少，甚至是低水平地重复出版。因为缺乏深入的研究，以至有些出版的资料书在体现学术水平的文献定名方面要么错误百出，要么过于简单，失去定名的意义。五是整体研究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就笔者比较熟悉的汉文文献研究而言，与敦煌学比较，在大致相同或类似的文献研究方面，黑城学的研究水平要明显落后于敦煌学。例如对文书的录文校对，敦煌学界早已形成一套通行的整理规范，既注意做到科学准确，也注意吸收并尊重前人成果。但这套整理规范对黑城学界的不少人显得非常生疏，或文字只有释录而无校注，或利用别人已有释录却不加以任何说明。再如学风空疏，空洞的研究多于具体的考证，有些研究貌似宏观，实质上空洞无物或空话连篇，重复率太高。这与敦煌学界的细密具体相去甚远。
黑城学研究方面存在的问题不止于以上五个方面，这里只是粗略罗列一二，希望引起同行的注意。以上存在的问题对于敦煌学界来说基本上早已解决，但对黑城学界来说目前有好多仍在重复，黑城学在这一方面应该向敦煌学界学习，借鉴敦煌学界已有的经验教训，避免敦煌学界曾经走过的弯路，将敦煌学界行之有效的一整套文献整理的方法，包括文书的缀合、录文、校注、辨伪、定名、考证等原则做法统统拿来为我所用。敦煌学所走过的历程有些是不可逾越的阶段（例如从个案研究走向层次研究、类别研究，从具体研究走向整体研究、关联研究等），有些则是应避免的弯路（例如录文校注的失范等）。黑城学只要认真借鉴吸收敦煌学的已有经验和理路，充分发挥自己的后发优势（目前黑城学三大收藏资料的绝大部分已经出版公布，其中《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还是彩色印刷，这对研究极为有利），就一定能够迎头赶上，缩短与敦煌学的差距，创造自己的学术辉煌。我们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