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同贤社长无疑表现了高瞻远瞩的学术眼光和魄力。他委托我调查拍摄所需的器材和费用预算。当时苏联处在解体前夕，技术和经济上都有很大的困难。按照拍摄上万件文献的规模，首先考虑的方案是用缩微拍摄机制作。我走访了在上海的柯达公司、富士公司、尼康公司等外商，得到的报价是16万美元才能购置便携折叠式缩微机；为了现场必须的检查拍摄效果，需要当场冲洗，就应加上冲洗机和温水设备。我汇报的总价是52万美元。魏社长记在笔记本上，我问：“行吗？”他说：“想办法吧。”这样高的代价，尤其在1990年时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也并没有动摇他的决心。第二天，我又去找他，我说：“3万人民币就可以了。”他喜出望外。我的依据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曾经和街坊小朋友跟着电影厂的大哥玩过一段照片。我们买的是0．20元一卷的散装8定拷贝片，感光很慢（较常规胶卷需增加16倍感光），反差超强，要冲洗出中间层次的灰度来，就采用已经氧化的药水，加长冲洗时间。在封窗封门的临时暗房，用手拖的办法做过无数次以后，甚至不用在红灯下看冲洗程度，只要手摸着胶卷的粘滑度，就知道是否到火候了。有一次，我们的老佳能相机帘幕坏了，也由我拆开修好了。我仔细考虑了拍摄冲洗的全部过程，凭借最原始的手段也能达到目的，如果购买了相机和冲洗罐等专业设备，肯定没有问题，因此提出了3万元的方案。我非常钦佩魏社长面对52万美元投资的镇定和坚定，后来在周绍良先生指点下，买了2台玛米亚中片幅相机、1台尼康135相机，再加上翻拍架、冲洗罐等，还不到3万就解决了问题。
项目启动的标志性活动，是1989年8月以魏同贤社长、钱伯城总编辑为首，有李国章副总编、李伟国主任参加的上海古籍出版社代表团首次访问彼得格勒，形成了合作编纂、出版的共同意向。1990年10月派遣了李伟国、府宪展和朱天锡厂长的三人实验小组，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现场工作。良好的兄弟情谊、毫无商业气息的学术氛围，使得合作充满了蜜月的情调。实验性的工作，在学术和运转方面取得了成功，但是在技术上却仅仅换取了一些经验教训。由于感光不足、不匀，并且当时设想以原大比例出版，以致拍摄完成后无法按照重新确定的比例裁切，所以，将近5000张底片在后期制作中几乎全军覆没。主要收获则是拍摄了反映全部收藏概貌的彩色照片，以及考验了工艺设想，哪怕在执行的时候发生了偏差。1991年2月，以苏联科学出版社东方文学部主任德列尔、彼得格勒东方分所所长彼得罗相、苏联敦煌学专家孟列夫组成的苏方代表团在上海正式签订了出版协议；而1992年的正式工作小组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拍摄了第一到第五册全部“Дх”编号的照片，完整著录了卡片，进而在当年出版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俄藏敦煌文献》第一册。
我们赴俄工作小组的计划，是到达的第二天上午就树立起拍摄支架和灯具，下午就开始拍摄，晚上就冲洗和检查。我们不能对俄罗斯贫乏和不确定的市场抱有幻想，不可能再花费时间去寻找购买胶卷和冲洗药粉。因此，在“北京—乌兰巴托—莫斯科”的列车上，和所有的“倒爷”一样，我们的车厢里堆满了几乎半吨的材料；在长达六天的旅途中，一路上特别在西伯利亚以前，倒爷们每到一站就卖出许多鞋子、衣服和化妆品，只有我们车厢的东西不见减少。终于有倒爷忍不住问：“快到莫斯科了，你们怎么还不出货？到莫斯科卖价钱就不行了。”我们都哈哈大笑。
在苏联解体的动荡年月里，俄罗斯留给我们的印象是危险和不确定。工作小组就像暗夜里的空降兵，从飞机上一跃而下的时候，不知道下面黑暗中等候你的是什么。我们在全社招募工作小组人员，但是响应者寥寥。1996年小组前往的时候，正在“东方铁路大劫案”以后不久，经历了危险和生死的考验。出发前，我对大家说：“如果遇到抢劫，首先是保存生命，不要反抗，社里和你们家里都等候着你们平安归来；如果是回来时出事，主要要保护好底片，底片的价值超过所有相机和财物。”而到圣彼得堡以后，小组驻地受到了俄国假警察的抢劫，因为有预案准备，平时就将钱财藏在地毯下面，人员和财物都没有很大损失。惊险也成为了我们成长的有兴味的回忆。俄国朋友一脸严肃地说：“一般来讲，苏联三个人当中就会有一个人是为克格勃工作的，你们所做的一切都会有人报告。”记得丘古耶夫斯基有一次去日本，被俄国海关没收了全部底片和照片；我们每次完成工作返回时，也都要请东方所开具携带底片的证明，并准备好俄文本合同，随时准备应对。
远东列车窗外绮丽壮阔的风光和前程的处处危机，使我们感受到，每次工作小组的出征和凯旋，都不是去完成一项工作，而是一种探险。紧张和舒缓、高效率的回报快感，发现和收获的惊喜，老朋友的聚会和某些人的侧目，等等，和近百年前坐着马车同样行进在这条路上的俄国探险队也有着某种相似。只是，我们更多的是正义感、使命感和光荣感。我们不是为了皇帝到别国去掠夺，我们为中国原生资料的回归、为中国文化和国际学术在奉献着自己的青春和智慧。
从1989年开始，上海古籍出版社启动抢救出版流失海外的敦煌西域文献文物项目，在经历了20年之久，从1992年开始出书，到2008年为止，已经出版了俄国、法国、英国从敦煌、新疆、黑水城等地掠取的文献、文物资料图录83巨册，总共发表图版达58000多幅。如果包括国内各馆藏品的出版物，则总数达到102册，图版约70700幅。可以说，这是建国以来通过摄影方式发表图版最多的古代写本文献出版项目。
3．整理出版工作的经验教训
如果说，敦煌文献能够在上世纪90年代大量出版，需要有风云际会的综合因素；那么，从事敦煌文献的编辑出版，特别是原创性的工作，也需要有综合的条件和准备。“敦煌学”命题正如许多学者认定的那样，只是以一个地域符号为标志的多样的材料群，并不是一种单一的或者纯粹的研究对象。所以要从事此项编辑出版，对其从业者就有多方面的要求。除了可以在出版社范围内选调有专长的编辑参加以外，更重要的是加强对从业人员的培训和锻炼。
1992年，我社根据敦煌学的特点，以原来的影印编辑室为主体，抽调了熟悉佛学、历史学、文献学、文字学，和兼具摄影和影印出版知识的编辑，组建了专业的“敦煌西域编辑室”。由于经常频繁的使用需求，编辑室配备了《大正藏》、《续藏经》、《敦煌宝藏》、《大正藏索引》、《敦煌道经》、《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佛光大辞典》等大型资料和工具书。这样完整的配置在当时国内的科研机构也是很少的。在同国内外的交往中，获得越来越多的资料，比如《法国国家图书馆敦煌文献解题目录》，克恰诺夫和西田龙雄的《俄藏黑水城西夏文文献解题目录》，安德鲁编纂的《斯坦因在亚洲高地新疆甘肃所获文物的解题目录》，英国斯坦因探险照片目录，等等。从筹备开始，就要求大家首先熟悉各种工具书的使用，阅读敦煌学的专著。组织到上海图书馆，邀请顾廷龙馆长指导阅读观摩敦煌经卷，熟悉敦煌文献的书体、墨色、纸质等等相关的要素，很快就取得了初步的效果。
和《俄藏敦煌文献》同时开展的《上海博物馆藏敦煌文献》，是出国前的大练兵，学术和技术工作都得到了全面的考验。比如，我们考订出的第一个卷子是上博27号，卷尾题“阿恕伽王经卷第十一”，但是《大正藏》中并无此目；当时我们的佛教文献知识极其有限，甚至对于工具书的使用也非常陌生。我们首先通过《佛学大辞典》了解了“阿恕伽王”是“阿育王”的异译，然后核对了《大正藏》中2042号《阿育王传七卷》、2043号《阿育王经十卷》、2044号《阿育王息坏目因缘经一卷》，终于勘同出其文为2042号《阿育王传卷第七》的一部分。这种考订水平和办法，现在看来幼稚可笑，但就是这样，使我们初步了解了怎样通过主题词寻找经典依据，利用语言特征甄别《大正藏》的勘同文献。又如，上博附2号传世品，题签写“唐写本佛告比丘鬱单越经”，以此定名的有“西蠡”、“吴云”、“过云楼主人”、“退楼”、“顾子山”、“王芑孙”、“程瑶田”、“畅甫”等多人，其中程瑶田还是和戴震、段玉裁、王鸣盛齐名的经学大家。但是，正如陈援庵在《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中所说，乾隆时期学术家对于佛教文献不甚了了，所以《四库全书》释家类编纂了无头绪。此卷的传世定题是根据首行定下的名称，是历史上对于书法作品定名的行业习惯，不能达到文献学要求的具有充分依据的标准。我们首先查检了《佛学大辞典》中“鬱单越”词条，知道了它是小乘部的内容；再检索《大藏经索引·阿含部》，终于确定为“佛说长阿含经第四分世记经鬱单越品第二”的文字。这个经历现在看来同样幼稚可笑，但却使我们知道了怎样使用工具书，怎样在浩如烟海的佛经中去比定一个敦煌残卷。
我们还在编辑室中讲解大藏经的分类结构特点、教判经义特点、文字叙述特点、翻译时代特点等；我们配置了16册的《大藏经索引》，但是如果不能判断残卷归属于哪一个部类，就只能每一册都去记录下几十个页码，然后几十上百地到《大正藏》中去翻查。有些编辑是通过这样的死功夫锻炼出来的，但更多的是通过分析理解内容特征来作出比较直接的判断。在大藏经光盘盛行以前，逼迫着我们翻烂了《法宝总目录》、《大藏经索引》和《佛藏子目引得》等许多工具书。我们经常说的是：“我辈何才何德，堪当罗振玉、王国维辈大师做的敦煌文献发布工作，岂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非百倍努力不可得其什一。”日常比定工作，恰如陈寅恪先生所言：“故比勘异同印证文句之际，常有因一字之羡余，或一言之缺少，亦须竟置此篇，别寻他品。往往掩卷踌躇，废书叹息。故即此区区检阅之机械工作，虽绝难与昔贤翻译诵读之勤苦精诚相比并，然此中甘苦，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亦有未易为外人道者也。”
4．对外合作的风风雨雨
俄罗斯著名汉学家、俄罗斯最高社会科学奖奥登堡奖、法国铭文和美文奖获得者孟列夫教授对我说：“我们学习研究中国，是热爱中国；我们的下一代就不一样了，他们是为了和中国做买卖。”年轻时长期生活在哈尔滨的著名汉学家丘古耶夫斯基，走出乌鲁木齐机场的第一句话是：“我回到了祖国。”西夏学专家克平教授幼年住在天津，重返时和昔日邻居抱头痛哭。而克平的母亲生前遇到不顺心的事，总是慨然地说“我们中国不是这样的”，而不是“我在中国”怎么样。这些外国专家一辈子研究中国文化，所凝集的热爱中国的感情，是我们和外国合作的最为深厚的基础。另一方面，我们合作编纂的出版物，也是他们汉学研究的最主要最重要的成果。所有的汉学家对于中国的研究成果，只有在中国出版了、被中国学术界认可了，才是经受了最终的检验。
合作需要对等、均势、互利，才能够建立良好的关系。外国方面的合作者，是该国最优秀的专家，他们希望对话者也是专家。唯一的办法是扬长补短、显示自身的实力，才会得到尊重和重视。你怕他是个国际著名的学者，他也怕你在中国土生土长，对于汉学和汉学研究的知识更多些。在平时觥筹交错中，谈话中，这些掂量和考试就不动声色地开始了。你通过了考试，他就信任你；通不过，就觉得你不是好的合作伙伴。除了知识，还有个人品质。我们经常能够帮助俄国、法国的专家解决一些问题，提供一些线索，就使得双方真正取得了平等的地位。比如，一位著名的法国专家对一篇汉文古文无法断句，我们发现是一篇词作，就按照韵脚断了句，并找到了词牌；我们在拍摄著录卡片的过程中，每天都纠正俄方目录中的错误，俄方专家都仔细地记录下来；俄方专家询问敦煌文献中的《阎罗王经》和大藏经中的完全不一样，我们告诉他那是另一种同名异书的文献；有人说“圆通殿”里供养的是释迦牟尼，我们告诉她“圆通”是观世音的名号；我们经常在一起讨论中国的禅宗，也讨论普希金。吟诵中国古诗，也同唱俄罗斯歌曲；喝伏特加，做中国菜。从学术研究到生活细节，都互相交流学习，真正成为十分信赖的朋友。
但是，天空并不总是晴朗。国外的东方学专家不乏披荆斩棘的斗士、以学术为天下公器的有识之士；但也有一些怀抱某种狭隘心理的人，竭力阻挠本应属于中国的敦煌西域文献的公布；他们说“材料全部公布了，我们以后研究什么？”所以不断制造理由，阻挠中国专家阅读研究，阻挠工作小组的正常拍摄著录；甚至无视合作协议条款，单方面中断提供资料。1999年，在是否同意出版Дх12910－14156号马洛夫（S．Ye．Malov）于阗收集品的问题上，由于研究所内意见分歧，召开了东方所学术委员会会议。我受克恰诺夫所长的邀请，列席陈述关于保持学术完整性和遵守协议完整出版的理由。我陈述了出版《俄藏敦煌文献》的合同，正如《编辑体例》中第一项所述：“本书收录范围，包括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收藏的全部敦煌文献，以及被收录于敦煌文献中的其他文献。”但是被粗暴中断。孟列夫准备了书面发言，支持我的观点，强烈声明“如果不能完整出版，将是俄罗斯科学界的耻辱”，然后愤然退出会场，并把他的发言稿交给我。我想，那是让我向中国朋友转达他的态度。那一天，在俄罗斯电影中通常出现的忧郁的灰调天空下，我从东方所出来，没有直接回到冬宫工作现场，而是绕道到古运河边的酒吧，喝了一杯苦苦的咖啡。我只能这样来修整自己的心绪。不能把我的愤怒或激动传染给我们的工作小组，不能因此而减缓他们紧张的拍摄工作。我切身体会到了我们的先驱者被拒之于西方图书馆之外的悲壮心境，体会到从他们到我们之间几代人薪尽火传的奋斗和艰辛。我唯一感到欣慰的是孟列夫的拔刀相助、行侠仗义，是克恰诺夫反复朗读李国章社长传真中“行百里而半九十”时表示的赞同和惋惜。我相信，这才是真正的俄罗斯民族性格。克恰诺夫在会后提出，建议我们出版东方所收藏的藏文文献。我们已经了解到，那是200多件同样内容的《无量寿宗要经》，而唯一不同的是抄经人或者供养人，已经在萨维斯基的藏文文献目录中公布。我们感谢克恰诺夫的好意，但是，用我们有限的财力、人力应当做的事情，应当是国内外学术界望眼欲穿的最重要的事情。
5．具有战略意义的编辑体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