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鹈鹕
大地仿佛是在冰天笼罩下的一块圆石板。
严冬侵入了整个欧洲大陆，它用犀利的嘴，无情地吞噬着人们和他们周围的东西。例如，波茨坦夜间曾达到零下三十四度，贝尔廷的岳父母这时正住在波茨坦自己的别墅里，两间房子里的暖气烧得非常热，可是他们的女婿却完全不能享受。法国和马斯高地，虽然不象波茨坦那样奇寒，只达到零下十七度，但是也冷得够呛。
从一月初以来，中队的大小头目都休假回来了。由于各方面给他们的招待和所发生的变化，他们一个个情绪都显得很消沉。已经脱离险境又重新建立起来的弹药库，现在又一次摆脱了险境，而且这次是彻底地摆脱了险境。弹药库建立在山后缪罗农场旁边的一片树木茂密人迹罕到的森林里。在这个据点和罗曼尼车站之间的一条狭路上，需要修一条新的军用窄轨铁路，当一切都已准备就绪的时候，法国的飞行员早巳发现了这片被砍伐的森林，进行了空中摄影，并根据推测作了判断。因此，德军不得不赶快把整个构筑工事转移到另一个新地方——埃特列村附近的洼地上。但是，在未转移到这里来以前，还要耗费很多的时间，因为新的军用宽轨铁道的铺轨工程现在才刚刚开始。
在什维德莱因中士班长的有力带领下，修建工程部队转到罗曼尼村，准备加速修成通到缪罗农场的那条铁路。什维德莱因中土住在一间石头砌的小房子里，不管星期天或是平常日子，都不回中队去。在拂晓，天气特别冷的时候，一部分杂役兵就用小敞车载运铺设铁道用的六公尺长的重铁轨，铁道越铺越长了；另一部分搬运槲木的枕木，还有一些人运砂石。
杂役兵们坐在敞车上，开赴工地。先往下卸东西，沉重的铁轨有力地压在肩膀的锁骨上，然后是平路基，铺枕木，铺铁轨。符腾堡的工兵——从达姆维勒调来的国民军用重扳子套住螺丝母拧紧铁轨的接头，他们抑制着内心的愤怒，有理智地来完成自己的义务。白天，大部分时间是协助俄国人修建公路。协助俄国人？当然要协助。有七十多名俄国俘虏跟杂役兵们一起劳动，但是谁也不知道这些俄国俘虏住在什么地方。俄国俘虏们吃不饱，穿着土褐色的军大衣。他们有着刻苦耐劳的精神，动作很敏捷，由普鲁士国民军看守着他们，同时尽可能由稍懂几句斯拉夫语的士兵来值勤。我们在前面讲过，杂役兵贝尔廷也被编到什维德莱因的班里。若不是他编到这个班里来，这个班也不会变成倒霉的班。我们发现贝尔廷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耐性，仿佛有些发呆，也不幻想得铁十字勋章了。但是，他在这很短的时期内已经前后两次死里逃生。他曾被编入卡尔德的班，呆过五天。这个班负责看管一个小实验室，实验室设在从前的弹药包帐篷里，是研究试验因轰炸而可能被震坏的手榴弹的。在第六天上，这是个倒霉的日子，贝尔廷很早就被派到罗曼尼去了，中午班里就飞来一个炸弹，正好落在他的邻铺上，一个杂役兵毕登卡普被炸死了。毕登卡普是来自上黑森的一个农民，三个孩子的父亲。过了两天，一架飞机就在石山弹药库营房下了一个“蛋”，只把军官厕所炸坏了，但是弹片从侧面把二号营房的外墙穿了一个洞，而当时只有贝尔廷一个人睡在这个营房里。象这样偶然的事情，常常是耐人寻味的，但是经历这种事情也能锻炼涵养。据传说，这架飞机也在蒙麦迪投了炸弹，大概炸死了一个（也许是几个）高级军官。
因此，杂役兵夜间在罗曼尼过夜，白天拿着十字镐去劳动，用劳动增强身上的热能来抵御寒冷，倒算是侥幸了。粘土冻得象大理石一样坚硬。杂役兵就象凿石头的石匠一样，一镐下去一道白印，有时只能凿下象贝壳一样的一小块粘土。在这样可怕的寒冷天气里，人们常常在那些身体虚弱的俄国人点起的篝火旁边休息。在人迹罕到的阔叶树原始森林里，仰望那象脉管一般分布在天空的树枝。倒塌的大树干、被炸坏的树根，被切断的土岗，标志着新的军用铁道的绝路。整整一天才凿了十公分深的冻土皮，刚刚碰到鲜土，太阳就落了山。隔一夜又冻上了，第二天又得重新开始凿。 但是，大家感到恐惧的倒霉工作是从车上往下卸砂石。人站在车上两只脚就无法动弹，用长方形大铁锹插入好象天生合在一起的顽石里，永远要使出象铺新钢轨那样大的力气来抛石块。
幸运儿是那些平石子和用夯捣固路基的人，因为他们活动范围大，可以加速血液循环增加体温。而卸砂石的要想不彼此妨碍，一辆车上超过三个人就站不开了。
今天是杂役兵雷贝代、保尔和贝尔廷卸砂石。卡尔·雷贝代很有力气，使用沉重的铁锹用不着太费劲。可是贝尔廷和保尔就苦了。他们脱下军大衣，把工作服套在军服上，里边在绒衬衫外面加了件毛绒衣，身上虽然出汗，但还觉得很冷。他们默默不语，咬紧牙关，用极大的忍耐劳动着。他们三个人是亲密的伙伴，卡尔·雷贝代口齿伦俐，常爱说句讽刺话，而这两个身体弱的伙伴叫他多干一些重活，他倒没有一点儿意见。但是，纪律却不容许他们这么随便做。一阵短促的喊叫声、煽动声和咒骂声，掩盖了铁锹的锵锵响声和石头的隆隆滚击声。
从日出到日落，一整天就这样过去了。可是杂役兵们的思想却不在这种工作上。他们心里想的是：不可避免的无限制的潜水艇战争和随之而来的美国的宣战，贝尔廷估计的和德军指挥部所发表的战报完全一样，是愚蠢而错误的。他们的心里怀着各种不同的其他意向、愿望和想法。其中也有一些奇怪的愿望。好在，人类的头盖骨不是玻璃做的！例如，杂役兵贝尔廷假若发觉伙伴保尔是如何悲痛地下定决心，宁肯牺牲掉自己软弱的身休的一部分，变成残废，以便保住性命回到故乡去，那么他一定会感到很惊恐。因此，保尔和雷贝代也就没有必要把这些告诉给他。贝尔廷是个靠不住的家伙，他不是吊儿郎当的人，但是肯定地说，他的性格非常脆弱。他不是曾经在一个骗子炊事兵那里买了一罐人造猪油，一声不响地独自把它吃了吗？他从前不是这样的人，将来他若再有类似情况发生，那一定得责备他。当然，人们都需要很多的东西；甚至班里有一些杂役兵彼此偷食物，所以说我们不能吹毛求疵——这是卡尔·雷贝代的座右铭。保尔在这方面对待贝尔廷比较严格，甚至有些失望了。不错，人造猪油是好东西，但是团结更要紧，在这方面贝尔廷的行为不够磊落，他在自己床上吃晚饭，把吃的东西都锁起来。
可以肯定，贝尔廷的这种行为是很快就会改变的。
为了惩罚贝尔廷，大家故意冤枉他说：在十二月，久已没有音讯的胥斯曼下土给雷贝代同志来了一封信，而这封信被贝尔廷藏起来了。贝尔廷没有因此生气，也没有感到这是个侮辱，却十分沉着地问道：人们会不会把那封信寄到更远的地方去了。贝尔廷似乎对待三个月以前热心照顾自己的朋友，显然已经冷淡了。的确，生活是冷酷的，这不是摆着鸡蛋糕和酒的新年舞会。什么骄傲、感情和名誉都被蠹鱼吃掉了。高贵的意志和远大的愿望就好象一件磨光了毛的皮背心，现在只剩下发蓝的旧皮板了。
杂役兵贝尔廷的确是一天比一天坏了。在冷冰冰的严寒气候下，残酷的工作消耗掉了他仅余的一点潜在力，朋友们有时帮助他，但却没有起到应有的效果。
有一天晚上，贝尔廷刚蒙胧入睡，而什维德莱因班的营房里，杂役兵们有的正缝补破衣服，有的正在玩牌的时侯，有一个戴着眼镜、长着扁平鼻子和一双圆眼睛的胖子，带着一股寒气走进来了。他看了看闪闪发光的煤气灯，望着冰冷的炉子和长炉筒，以及晾在炉筒上的洗过的衣服、没有玻璃却用一大堆报纸塞起来抵御寒风的窗户。他扫视过一周以后，鼻孔里哼了一声，因为这里没有他要找的高等文官考试及格的贝尔廷。在这个人走进来的时候，杂役兵们看见他穿着皮茄克，以为是前来巡查的军官，都站了起来。波利什下士让他们坐下，他说大家不必这样麻烦多礼。他跟班长什维德莱因打了招呼以后，就把一盒纸烟放到桌子上，请大家抽。
这时候，贝尔廷起来了。他睡眼惺忪地望着刚走进来的人说：我就是贝尔廷。波利什下士向贝尔廷说明，他是从蒙麦迪军法庭来的，并不想来难为贝尔廷，只是想了解一下有关军法庭正在处理的案件的情况。而且他这次到这里来，除了办主要的事情外，还附带办点别的事。他很客气地请贝尔廷穿上靴子，陪他到车站去一趟。那里有一个朋友，他是柏林人，在车站上服勤务。贝尔廷听到“蒙麦迪军法庭”这几个字，就从床上跳下来了。
“啊，”他喊道，他的动作变得勇敢了，很快就穿好了衣服和鞋子，不到一分钟，就站在桌子旁边，准备要出发。
“咱们马上就走吧，”波利什下士哼着鼻音说，同时把拳头放在嘴上，作了个喝酒的手势。
“你可别把他灌醉了再送回来呀，”什维德莱因下士嘱咐说，“明天早晨六点钟，他还要去工作呢！”
大家都幸灾乐祸地笑起来了。
他们小心翼翼地走下光线微弱而且冻得很滑的阶梯。东风凛列，结了冰的公路象死一般的沉寂，一个行人也没有。
“咱们得找个暖和地方，”波利什咕噜着说，“我穿这双单鞋可不能到北极去旅行啊！”
贝尔廷笑了笑，他巳被刺骨的夜寒刺激得有了精神，他的脚上穿着一双缝得很好的薄皮做的便鞋。
“你到底要领我到哪里去？”他一面走，一面问。
“去找我的老同学福尔特，”波利什叹息着说，扁平的鼻子里冒出一股呵气，“咱们现在别说话，要不然就把舌头冻住了。”
贝尔廷跟福尔特下士不太熟悉，他不喜欢福尔特那种高傲自大的神气。当然，在军队里也有一些从大城市来的爱说话的人，时常讲一些他们的想法和抱负。今天福尔持下士在自己的房子里给人们的不愉快印象极少，不象平常那样。
福尔特跟波利什下士是兄弟相称的老校友。他很亲切地跟贝尔廷握手，就好象他和贝尔廷是常在一起喝酒的老朋友一样。福尔特的右颊上有两道很细的疤痕，一道是直的，一道是折角的。贝尔廷心里想，这是“深外挑伤”和“右刺伤”，他自己感到很奇怪，大学生时代学的斗剑士术语，现在还没有忘掉。
颓尔特房间里布置得跟他面颊上的那两道疤痕很调和。一张黄色木制的大沙发，上面蒙着十条褐毛毯，紧靠后墙放着。房间的后墙上还有一个画在纸上象印章的东西，上面有红、白，黑色的斜道，中间写着美术字，后边有着一句加惊叹号的、令人莫名其妙的座右铭：“法学会是我们的旗帜！”。下边的钉子上挂着一顶刺绣的学生小帽，再下边有一对法国造的宝剑，交叉地挂在那里，剑护手上缠着大学“同学会”的一些五光十色的条带，左右用图钉钉着几张从杂志上剪下来的照片，照片上是蓄着胡子、穿着宴会礼服的绅士。
贝尔廷心里很奇怪：从前在德国的大学里，青年大学生们为了在一起喝酒和斗剑，消磨无聊的青年时代，就组织起所谓“同学会”，但实际上是为了他们将来的出路，而保证跟“老校友”的联系。现在，这些早巳被人遗忘了的德国大学里的人物又搬到这里来了。因为德国资产阶级各阶层总是用种族或信仰的“合法”的口号，拒绝青年的犹太人大学生参加他们的“同学会”，因此犹太人青年大学生就单独组织了“同学会”，有的包括有基督教徒，有的不包括基督教徒。但是，象贝尔廷这类的人，大部分是宁肯什么会也不参加。他们认为自己受过高等教育，可以不问身世如何和父亲有多少财产，而只看能力怎样，天资和个人的毅力怎样。贝尔廷现在是站在一个大学法学会会员的小房间里。作为一个大学同学会会员，福尔持应该佩带颜色徽章，用利剑进行斗争。但是，作为一个大学法学会的会员，他是伟大的老歌特赫尔德，梅尔滕斯时代有威望的教授的同事和后辈，老梅尔朦斯从前在麦克林堡的古斯特斯夫牧师住宅里已经看到世界的光明。
桌子上有一杯茶，还在冒着热气，还摆着一瓶用来制混合酒的甜酒，雪茄烟盒。福尔持下士自己抽着一个短烟斗。
“我觉得，”他脸上放着光彩说道，“我仿佛是穿上了宴会的礼服，在慕尼黑或弗列堡赴狂欢之宴。在那里也有这样无雪的北国的冬夜。波格，你太亲切了，特意来跟我告别。”
贝尔廷心里推测，“波格”一定是波利什下士的绅号，是德国北部的方言，意思是“青蛙”，大体上倒很适合于波利什先生的特征。
“用不着谢，”波利什推辞说，“我不仅是来看你，而且也是来看他，”他指着贝尔廷说，“但是，我这次来，首先是为了我自己。我必须说出来，不能再闷在肚子里了。我知道，在整个柏林市也找不到一个家伙能了解或者相信我所要讲的话；我们圈子里的这些人，因为过于爱国，自己的脑子全凭别人指挥。而在我即将调去的作战原料部里，我当然得比在其他地方装得更为愚蠢些。你这里隔墙有耳吗，鹈鹕？”
“鹈鹕！”贝尔廷听到这个称呼，忍不住笑了。又是一个很恰当的绰号，因为福尔持下土长着一个大鼻子、一对象鸟的小圆眼睛，软下巴。
“你坐近些……。不过我们要先喝点强烈的北极酒提提精神，”鹈鹕要求说。
“‘喝点酒’这真是个恰如其分的字眼，”波利什打趣说，并且很不礼貌地擤了一把鼻涕。
不知是贝尔廷看错了呢，还是这个胖子的眼睛里真的噙着泪珠？
蒙麦迪军法庭的军法官卡尔·乔治·梅尔滕斯已经服毒自杀了。绝不象报纸上所宣传的那样，他不是不幸事件的牺牲者，因为他既不是惨遭车祸而死的，也不是炸弹下的牺牲品。
“你知道他的性格，他忍受不了这些，”波利什先生悲泣地嘟嚷说，“他忍受不了这个社会的龌龊生活，他害了我们，让那些人面兽心的家伙——那些比他更善于在臭粪里挣扎的人高兴吧。他的确是一个好人，除我以外，没有第二个人能感觉到他那善良的品质。而且，他的父亲对他的教育，对于他的生活产生了不良的影响。——父亲的威望毁灭了他。给老梅尔滕斯当儿子——这可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情！”
几个星期以来，波利什的心里一直好象有什么沉重的东西压着似的，现在舒畅一些了。他的话杂乱无章地从嘴里涌出来，跟烟雾融汇在一起，被模糊的暗示和令人不快的诙谐冲散了，在比利时人民被流放的时候，他曾在那里呆过很长时间，帮助梅尔滕斯搜集资料。福尔特对比利时人民被德国侵略者流放到国外的情况，似乎是比贝尔廷知道得多得多了，因为杂役兵贝尔廷已有很长时间不看报，甚至近来早巳令人觉得他不象个高等文官考试合格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