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度来北京，我先后在北长街兴隆胡同和王府大街大鹑鸽寺住过，共不到三年。抗日战争爆发，我匆匆离开了北京，一去就是十四年多。我怀念北京，更多的是怀念这两条安静的胡同；它们的分量在我心中似乎超过了一些商市和游乐场所。故宫我只去过一次，而颐和园连一次也没有去过。在兴隆胡同时我结识了一个交往不超过一年的女朋友。在大鹑鸽寺我单恋过一个连面都没见过的女孩子。她是一个女高音，每每在黄昏时练声，我爱她那声音。现在，我在兴隆胡同里那个大杂院里是绝对看不见那个女友的面容了。而大鹑鸽寺早已完全消失。那些东西的确存在过，我也的确怀念过，而它们都不见了，如同一个轻轻的梦。
我再度来到北京，则已走入了中年。
一九五一年春天我住在中南海庆云堂。一九五三年我迁进了东总布胡同 四十六号（现在叫六十号），这就是被萧乾称之为“大酱缸”的那个奇怪所在。
这个拥有三个大院连带一个临街铺面、一个作坊的大房子前身确实是一个大酱缸，一九五三年春被“作协”买过来改修为“作协宿舍”。
我的待遇算是不错的。我被分到第一进院子里的一所南屋里。这南屋原来只有一个屋顶，四面没有墙，是驴推磨的作坊。现在加上了墙和门窗，内部隔断成为四间小屋，居然有模有样，容纳下了我一家七口人。当然，孩子们睡上下两层的木床。我还单独占有了一个小小的“书房”。
夜深人静，当我伏案写作的时候，听见不远处“环城有轨电车”的隆隆运行声和车铃的叮咚声，不禁产生了一种幸福感。我这个天生的小市民打内心深处感谢一个类似上帝的神秘力量，只希望世界上从此以后保持“永久和平”，逐渐实现共产主义，让孩子们顺利长大，我也坐下来写点小东西……我这个觉悟不高的笨蛋，一点也没有考虑以后那无穷无尽的“阶级斗争”。
除了一九六四年秋到一九六五年夏我去山东曲阜参加“四清”工作一年，一九六九年秋到一九七二年冬三年多在湖北咸宁“下放改造”外，我一直都住在“大酱缸”，算是这里的老住户之一。除了一两个人秘密进行的“机密”活动外，这所房子内许多人命运的兴衰成败，我大致也目睹了一些，至少也是耳闻了一些。
几十年来，一些“高级作家”荣升当官了，一些“机灵人”“弄巧成巧”或弄巧成拙地离开了，一些作家被放逐走了，一些作家故去了。各式各样的新住户因时势搬了进来。院内树木几乎伐尽了；各式厨房和各种小屋占满了“空地”，墙边堆满蜂窝煤，过道塞满了自行车，“作协”那本来不多的“文气”跟着“破四旧”已被扫荡一空；过去的“娃娃”长大了，很快他们又生了更多的新娃娃。
哭叫声此起彼伏。于是，作家协会的“宿舍”连影儿也没有了。
如果我是曹雪芹，就可能利用这“大酱缸”的历史为原型写出一部滋味复杂的巨着来，可惜我不是曹雪芹。
我只能写一点没啥分量的回忆文章。
我已经回忆过了萧乾，现在我打算回忆赵树理，他住在东总布胡同四十六号时的一些片段。
赵树理从山西山沟沟里走出来，住进了北京的胡同，是幸还是不幸，至今我 也说不准。胡同既然是住人的，赵树理为什么就不可以来住住昵，虽然我认为他住在胡同里并不自在。
我这个胸无大志不会写“远方大事”的笨伯注定了只能写我所知道的“身边琐事”。谈赵树理我也只能谈他在东总布胡同的一些琐事。好在老赵这个人为人宽厚，如果他在天有灵，对我所写的这些琐事，即使不准确，他也一定会付之一笑而给予宽容的。他决不会担心他在“中国文学史”里保不住一个位置。
五十年代初的老赵，在北京以至全国，早已是大名鼎鼎的人物了，想不到他在“大酱缸”里却算不上个老几。他在“作协”没有官职，级别不高；他又不会利用他的艺术成就为自己制造声势，更不会昂着脑袋对人摆架子。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土特产”。不讲究包装的“土特产”可以令人受用，却不受人尊重。这是当年“大酱缸”里的一贯“行情”。
“官儿们”一般都是三十年代在上海或北京熏陶过的可以称之为“洋”的有来历的人物，土头土脑的老赵只不过是一个“乡巴佬”，从没有见过大世面；任他的作品在读者中如何吃香，本人在“大酱缸”还只能算一个“二等公民”，没有什么发言权。他绝对当不上“作家官儿”，对人发号施令。在“四十六”第三进院子北屋给他分配了一间房子，这已经算是特殊待遇了。
我认识老赵，大约是在一九五一年冬季。在这以前，肯定他不会知道我这个人。现在，我们忽然变成了庆云堂的一个院子里的紧邻居。他住在西屋一间，我住东屋一间，每天见面几次，这才有了交往。
老赵没有担任党内什么具体职务，在中南海这样一个神圣所在，来访者要来找他可不容易。可能是闷得慌，有时他来找我聊聊天。他之所长，正为我之所短，一般都是他谈我听。我多次去过山西；他那口上党话，对我不算难懂。我们之间的交流，进行得很顺利，我们就变成了朋友。
从而我知道了一些老赵的过去。我的记忆力素来不好，下面一段文字，我没有信心保证它的准确性。
赵树理上过师范学校。二十年代末期或三十年代初期他就入了党，后来失去了关系，直到抗日战争初期，他又恢复了这个关系。他流浪过。干过几种收入微薄的职业，例如文书、小学教员、乡村医生（中医）等。他也曾在太原的报纸副 刊上写过“新文艺”作品，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他还读过不少“五四”时期的文艺作品和一些外国作品的译本（包括林琴南的译作）。他的科学常识很丰富。
我这才明白，老赵并不是一个“土包子”，他肚子里装的洋货不少。四十年代初期，甚至更早，他把主要精力用在《李有才板话》《小二黑结婚》等这类作品上，显然是在实践自己长期思考得来的艺术主张。这条路是他自己开辟的，比谁都早。他会干各种农活。他热爱上党绑子和民歌民谣。他喜欢书法，懂得中国古诗古文。我想，如果没有这些条件，就不会出现这个独特的赵树理。
我觉得他坚持自己的艺术主张有些像狂热的宗教徒。他不可能被人说服。他坚持自己的意见，可是和颜悦色，态度温和。他对他的信仰很有自信。
他爱好上党梆子，可以说是爱得入了迷，经常给我“送戏上门”。有天晚上，我正打算干点什么，他突然推门而入。
“老严，我来给你唱段上党梆子。”
不等我让座，他就在书桌边坐下了。接着就双手齐用，以敲打手指头代替打板和锣鼓，节奏急促紧张，同时哼着高亢的过门，一段我一字不懂的上党梆子就吼了出来。我没有偏见，但实在品评不出这段唱腔的滋味。我还没有反应过来，老赵马上又自我介绍：“还有一段更好的。”
又是双手击打桌边，口哼过门，近乎喊叫似的高声歌唱。我只有不做声，耐心听着。
这个晚上，老赵倒是尽了兴，而我则有苦说不出。
也许上党戏原来的腔调是好听的，而被老赵唱走了调。他五音不全，可能是耳朵和嗓子都不好。
他有一把三弦，时常叮叮咚咚不知弹些什么，也是不成腔调。但他自我陶醉，真有一种“贵在投入”的精神。
我从不扫他的兴，让他过戏瘾，因此他常常来光顾这个“听众”的门。
一九五三年，我和老赵都迁到了东总布胡同四十六号，在新居里，老赵还继续给我这优惠待遇，隔不了几个晚上，就突然推门而入：“老严，我来给你唱一段。”
也许是老赵太天真，我这个人太世故，他始终不知道我并不欣赏他的歌喉。
我隐隐感觉到老赵的寂寞。他一再唱上党绑子，可能是在思乡。北京引人入 胜的胡同毕竟有些东西不如他那山沟沟。
老赵也有他的狡猾之处，他并不是不了解他所嘲讽过的东西，可他就不肯承认那些“异端”也有点长处。
有时候我放西方古曲音乐唱片，他悄悄推门而入，也坐下来听一段，不加以评论。我也不打算诱使他说什么称赞的话。有一次，我正在听一个花腔女高音的咏叹调，他忽又闯了进来，说了一句俏皮话：“猫尾巴又被门夹住了。”我不答腔，他竟然坐下陪我听那个被夹了尾巴的“猫”叫声。他面带微笑，猜不透他是在欣赏自己的警句，还是或多或少也感到那个女高音的某些动人之处。
有一个晚上他来谈天，告诉我：上党梆子里也有和声，演员的歌唱和伴奏的乐器不是一个声部平行进行的，并举了实例示范。可惜我当时没有用简谱记下来，现在则已忘得一干二净了。看来，这个老“师范生”是学过一些乐理，并具备一定的西方音乐知识的。他曾经讽刺某些救亡歌曲的“轮唱”，不过是在表明他属于另一“教派”而已。
我很佩服老赵的记忆力。除了大段上党梆子，他可以连唱几个小时不断外，他青年时期写的一些小戏和诗歌，也能一口气一字不落地流利地背了出来。
他在写《灵泉洞》的时候，曾经告诉我，他每天一定要写五千字。起床后，他就构思这五千字，包括刻画形象，调整语句，修饰词藻的功夫在内。五千字一个一个按顺序在他脑子内都安排妥当并记住之后，就坐下来一个字不改、一口气写了出来。因此他的稿纸从来都是很干净的。
他爱酒，但量不大。他常上胡同口一家小酒馆里独酌。有好几次他很得意地对我说：“今天晚饭又是三菜一汤。”不待我问，他就道出了那“三菜”：一为花生仁，二为豆腐干，三为蒜肠。诸如此类。只是我忘了那一“汤”是什么，大概不外“二锅头”或别的什么酒。
他怕冷，秋末一降温，他就穿上了皮大衣。五十年代初，北京各个商场出售的旧皮大衣很多，价钱虽不高，销路却不好。在“新社会”，人们不愿意把自己打扮成不久前的那些官僚、地主和大商人的样。老赵不在乎，就穿上了这种大衣，像一个过去的土“老财”。但他的每件大衣都穿不久，不是送给人了，就是忘在什么地方了，又得去买另一件。我记得一九五二年冬天他穿的是一件女式大 衣。他缩着头，只把那个长而勾曲的红鼻子从那个长长的翻皮领中伸出来，像个寒风中的老母鸡，可他还显得有些陶然自得。
但他也不是什么都满不在乎。
一九五三年夏天有个黄昏，我听见老赵唉声叹气从院子里经过，嗓门特大，情况显然异常。等我赶出去，他已经左右开弓，自己打起自己的耳光来。我跟随他到了他那间北屋，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不回答，一边自打耳光，一边哭出声来：“儿子呵！爸爸对不起你。只怪你爸爸不争气，没有面子……”
原来他是在为儿子入学的事生气。
这年秋天，北京市可以容许学生住宿的重点小学“育才”小学有两个名额分配给“作协”。当时“作协”该入学的孩子不少，暗中竞争很激烈。老赵也为自己那个男孩争取过。让孩子住了校，自己可以省很多事。好像那时他还没有把全家搬到北京来，没人管家务管孩子。竞争的结果，老赵自然归于失败者的行列中。许多话，老赵又不愿意明说，在气头上，他就采取了农村妇女通行的那种自我发泄方式。
我还知道老赵一件生气的事，他气得那么厉害，是很难令一般人理解的。
我在少年时代胡乱下过一阵围棋。后来我明白了自己不是学棋的材料，就及时洗手不干了。认识老赵以后，不知怎么向老赵谈起了这件往事。谁知老赵是个大棋迷，房间里总力求有一套棋具，说什么也一定要和我下一盘。没想到我这个好多年不下棋的“臭棋”手居然不费力就取胜了。老赵当然不服。再来一盘，还是他输。于是他要求下第三盘。这时已经是晚上十一点了。我的妻子见这么晚我还不回家，便打发孩子来找我。从庆云堂到“四十六号”，老赵总是未尽兴，未打一个翻身仗，我便离开了。有一次可惹火了老赵。仍然是一个第三盘未下完我被叫走的局面，当时老赵没发火。第二天，“作协”秘书长陈白尘来告诉我，昨晚老赵大怒，说了一番十分激动的话。大意如下：“李叔华不把人当人。我和她两个人，总有一个先死。要是我不先死，我每天早上到她门前去砸碎一颗棋子，把棋子砸完为止……”白尘连忙笑着回答：“别砸，别砸！那要砸多少天，你把棋子和棋盘都送给我得了。”
老赵喜欢书法，他曾送给我好几本碑帖，其中有《争座位帖》、《兰亭集序摹本》等。他那笔钢笔字颇有点“兰亭集”的味道。
他会中医，曾在农村行过医。我有点小病，他总自告奋勇来看病开方。但我从未照方买药。不是我不相信他的医术，而是我不喜欢吃药。
记不清是哪一年了，老赵为农村问题向中央写了一封长信，就农民的疾苦和农村经济问题提了一些自己的想法和建议。后来这封信被批回作协，要作协党组和老赵讨论。参加这个讨论会的人不多，我也是其中一个。会议由邵荃麟主持。
结果是可想而知的，老赵受到了大家的批评。大家一致都说，农村形势一片大好，不像老赵说的那么悲观。老赵虽然处于孤立的地位，却也坚持自己的观点不让。那个会开得还算“和风细雨”，没有什么火药味，可是谁也没有说服谁。可惜我已经忘掉了老赵的原信，和所辩论的具体问题。我只记得老赵发言中有这么一个意思：农民交出了自己种的粮食，国家总应该给他们一些东西，哪怕是小商品，比方针头线脑这样的东西。我们总应该给农民一点东西嘛！
这个会只有不了了之。
我当时觉得老赵这个人“农民性”未改，“迂阔可笑”。现在看来，可笑的倒是我们那些不了解农村而又自以为代表“真理”、自以为“是”的人。
几经周折，老赵终于离开了北京的胡同，回到山西的山沟沟里去了。
没想到在“文革”中，他这颗棋子终于被人砸碎了，死得那么惨。
北京东总布胡同四十六号的寓客当中有一个赵树理，一个真正的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