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太守明断赖婚案
明朝，浙江台州府天台县新任太守吴公弼到任后第一次升堂。程元上堂状告姐夫金声负约赖婚，说是金声早先曾将亲女许给程元之子程寿为妻，现改许了韩子文。要求维护原来的婚姻。太守询问了程元之后，同意立案。
第二天，吴太守刚坐晚堂，有几个人呈上停止诉讼的“息词”，说金声愿意退还聘礼，韩子文愿意退婚，不要伤了金程两家的和气。
吴太守为官清廉正直，已从乡绅那里知道了一些真情。看过“息词”后，又询问了韩子文。韩子文本不指望保持这桩婚姻，因此劝说了几个要他打官司的好友写了“息词”。但从太守的询问中，听出太守是个公正之官，便照情实说，他是被迫退婚的；当时写有婚约，内有“不曾许聘他人”之词语；女方受聘之后，又回送青丝细发一缕。韩子文当时从袖中取出吉帖、婚书、头发，一并呈给了太守。
太守听了韩子文的陈述，仔细看了物证，又分别单独审问了金声、程元、赵孝。金声答话中含糊其词。特别是太守问他：“你与程元结亲，是哪年哪月哪日？”金声一时答不上来，想了一会，吞吞吐吐说了个年月日。太守问程元：“你聘金家女儿，有什么凭据？”程元答：“婚姻的礼仪都行过了便是凭据。”问：“媒人在哪里？”答：“媒人在徽州，没有来这里。”太守要看他媳妇的吉帖，程元说一时没有带在身边。太守又问：“你哪年哪月哪日与金声结姻？”程元想了一会，随便说了个年月日，与金声所说的时间分毫也对不上。太守又单独审问中证赵孝：“你是什么地方人？”答：“台州人。”又问：“你是台州人，怎么知道徽州的事情？”答：“因与两家有亲戚关系，所以知道。”太守又问两家结亲的年月日，赵孝估计着说了个日期，与上面两人说的对不上。
原来程元是金声的舅子，他从徽州老家来台州，要与金声合伴开当铺，儿子也来了，很喜欢金声的女儿，想做个中表夫妻。金声正嫌韩子文是个穷书生，当初许配他是出于无奈。程元想了这一招，告姐夫赖婚，又贿赂了衙门，以为这样很容易断给程元之子。告状后又听说韩子文一方写了息词，以为没有什么问题了，三人也没有商量怎么回话。想不到堂上露出马脚，韩子文胜诉，三人被罚各打30大板。韩子文终于完了婚，后又登了甲第。
吴太守明断此案，他能抓住案情中的矛盾，审问时单刀直入，使三人难以自圆其说；采取分别审讯，防止了串供；执法严明，使衙门中受贿者帮不上忙。
神殿查凶手
四川省成都汉川县有一农民井庆，妻子杜氏，长得有些姿色，嫌丈夫粗蠢，不相投合。一天夫妻发生口角，杜氏回了娘家。经家人劝说，杜氏平了气，回夫家去，路上遇到大雨；附近无躲避之所，去不远处一座寺院暂避。僧人见她长得漂亮，劝她进了房间。师徒两人与她勾搭成奸。不料师徒发生争风吃醋，老僧杀死了妇人，将尸首埋在后院。
娘家惦着女儿已走二三天，不知与丈夫是否和睦，差人去探望，井家也叫人去接媳妇。两家都扑了空，互相责怪，最后各写了状子告到县里。县里只有一个断事林大合。林断事堂上问了情况，判断途中可能出了差错。林断事找了一个犯过错误的当差，要他将功赎罪，让当差的假装得罪了他逃出去，各处进行密访。当差的这样出去，到处探听，也没有引起人的疑心。一日到大平寺，小和尚与老和尚都看中了这个长得标致的小伙子，为争着晚上谁先与他同榻睡觉，漏出了话。晚上乘小和尚兴头上，当差的又引他说出了秘密；第二天从小沙弥那里打听到，那天确实来过一位妇女，与老和尚、小和尚混了两夜就不见了。当差的回去将情况报告了林断事。
第二天起早，林断事率了随从，打轿到寺中烧香。寺中集合了众僧，都来迎接。他下轿拜神烧香完了以后，立在两旁的众僧，见他走下殿阶，仰面对天看着，好像在听什么话似的。过了一会，忽然对着空中打了个躬，说：“我已知道这事了。”再仰面，又打一个躬，说：“我已知道这个人了。”突然急匆匆走上殿，大喝一声：“当差的在哪里？快给我捉拿杀人凶手！”当差的吆喝着应声。林断事目光一扫，众僧虽然有些惊异，但都仍恭敬肃立着，只有那个半老的和尚，面如土色，牙关打颤。林断事指着他，令当差的把他捆起来，对众僧说：“你们看见了吗？上天告诉我，杀井家妇人的就是他！”这老和尚冷不防这么一下，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又听说是上天显应，吓得两腿发软，只得从实招认。小和尚也招认了。又找到了妇人的尸首。
林断事选择了合适的密访人，既避人嫌疑，不会打草惊蛇，又因是立功赎罪，遇到困难能忍辱。在掌握了可靠线索的情况下，乔装烧香，借用神意，突然点出凶手。罪犯没有思想准备，心理上受到强烈震惊，必然在神态上表现出来。
计除弊政
刘荫枢是清代康熙年间的一位能吏，他在担任地方官时，革除了不少弊政，很受百姓的称道。
有一次，朝廷委派他出任赣南道道员（清代省以下，府、州以上的行政长官）。当时，驻扎在赣南的清军军纪败坏，不少部队私自设卡收税，肆意对过路行人敲诈勒索，成为当地百姓的一大祸害。刘荫枢到任后，决心革除这一弊政。然而，如果按官位的品位而论，刘荫枢要低于管辖当地驻军的总兵。因此，革除这项弊政显然不是下一道公文就能解决的。他左思右想，终于想出了一条妙计。
这一天，刘荫枢发出请帖，邀请当地的军政长官到自己的府上来赴宴。请帖发出之后，他又叫过道台衙门里的两名办事人员，要他们一人携带布匹，一人携带小麦，在中午时分通过城门驻军设的税卡，叮嘱说：“如果他们收税，就把布匹与小麦抵押在那里，赶快回来向我报告。”二人点头称是，领命而去。
道台府内会聚着赣南的文官武将，宾朋满座，杯盘交错，好不热闹。正当大家吃喝到兴头上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急匆匆地从外面走了进来，向刘荫枢报告说：“大人买的布匹小麦全被抵押在城门的税卡了。”刘荫枢愤怒地说：“城门收税人太蛮横无理了，连道台衙门的人买的东西都敢抢夺，就知道他们对老百姓是怎样的了。”他故意问：“是哪一位税官敢于这样胡作非为？”来人回答说：“道台衙门的税官倒还不敢胡来，只有驻军设的关卡无人管束，胡作非为的事都是他们干的。”这时，刘荫枢站起身，向坐在旁边的一位总兵深深行了一礼，说：“驻军设卡收税本身就不合法，趁机对过路人敲诈更是错上加错。我知道，这些都是您的手下人背地里干的，希望您明察秋毫，下令取消这些不法的税卡。”这么一来，在座的人都把目光集中到总兵身上，目光中带着谴责、气愤的神情，把总兵弄得十分窘迫。他红着脸，连连点头称是，表示同意革除。第二天，总兵发出命令，取消了驻军在城门设的税卡。
刘荫枢设计除弊政在赣南的百姓中一时传颂。人们不仅感谢他勇于为民除弊，而且对他善于使用谋略赞口不绝。
王士俊弹劾田总督
清代雍正年间的田文镜不是通过科举考试当的官，十分厌恶科举出身的官员。对于手下出身科举的官员，他总是排斥、刁难，另眼相看。
有一次，翰林出身的王士俊被吏部选拔为河南祥符县知县。田文镜当时正是河南总督。参见总督时，王士俊由于对田厌恶科举出身的官员早有耳闻，心情格外紧张，回答问话语无伦次。田文镜问他当官出于何途，王士俊吞吞吐吐，故作羞愧之状，迟疑了许久才回答说：“士俊不肖，读书出身，某科的放馆翰林。”田文镜听了这番回答，以为王士俊是在讥讽自己，便恼羞成怒，当场责骂了他一顿，
参见总督回来后，王士俊知道自己这个官在田文镜的手下是当不长了，便向手下人移交公事，准备辞官而去。可是他又转念一想，与其这样默默无闻地离去，倒不如抓住田文镜的一件错事，给朝廷上书，真的捅一下马蜂窝。这样做即使被田文镜罢了官，也能落得一个为民请命的好名声。
主意拿定后，他就在田文镜讳灾不报的问题上大作文章。原来那几年间，河南连年遭灾，可是总督田文镜为了保住自己的官职，一直讳灾不报，这样一来，河南给朝廷交纳的赋税便得不到减免，大大加重了河南百姓的苦难。对此，河南地方的民众早已怨声载道，然而，大家慑于田文镜的严刑峻法，敢怒而不敢言，还没有人披露此事。王士俊抓住的正是这样一件牵动万民人心的敏感问题。他在奏折中用激烈的语言揭露了田文镜讳灾不报的过失，请求皇帝免除赋税，救济灾荒，严肃处理这一事件。
田文镜得知王士俊上书揭发自己之后，更加愤怒，立即给朝廷起草了一个弹劾王士俊的折子，罗列了许多严重的“罪行”，企图把王置于死地。河南布政使（清代主管一省财赋和人事的长官）杨文乾是一位富有正义感的官员，同情王士俊的处境。他向田文镜劝解说：“王某人请求免除赋税，不过是沽名钓誉罢了，如果把他看得太重，那正遂了他的意愿。您倒不如来一个高姿态，实际上减免赋税，对他的参劾也稍缓一下。他的打算不就落空了吗？”田文镜点头同意。这样一来，王士俊的乌纱帽得到暂时的保全。不久，杨文乾被提升为广东巡抚，临行前保荐王士俊一同前往，并升为道员。
王士俊“得罪”田文镜后，不仅没有逃匿躲避，反而大胆地弹劾田总督，把事情扩大。从表面上看，这样做会进一步得罪田文镜，遭到更严厉的报复。然而从运用谋略的角度来看，这正是采取的以攻为守的策略。正是由于王士俊以主动进攻的姿态，抓住田文镜的要害问题大作文章，才使田氏不得不有所收敛，出现了转圜的时机。以攻为守往往是弱者自保的一种有效的策略。
陶澍慧识左宗棠
陶澍是清朝道光年间的一位名臣，提倡经世致用之学，具有很强的治世才能。他尤其擅长用人，识别和提拔了不少能人，留下大量趣闻美谈。
有一年，左宗棠参加京师举行的会试考试后到江南周游，用完了盘缠。听说两江总督陶澍向有爱才之名，又是湖南人，与自己是同乡，他便登门拜访，想得到一些资助返乡，陶澍对于左宗棠早有耳闻，知道此人很有一些才气，但是从未见过面，见他上门求访，便把他留在自己的衙署之中。
为了探试左宗棠的才学，陶澍先不亲自接见；而是派手下的一些幕僚陪伴他，每日与他交谈。古今历史、天文地理、用兵布阵、治水兴农，乃至阴阳八卦，无不是他们的讨论题目。对每一个问题，左宗棠总是旁征博引，口似悬河，说得头头是道，幕僚们听得心服口服。
左宗棠一连住了十几天，尽管每日好吃好喝，有人奉陪，但就是始终未见陶总督露面，心中不免生怨，以为陶澍有意在自己面前摆架子，轻视自己，便提出告辞。正当他准备上路的时候，有人来报说，陶总督亲自登门拜访来了。他向门外望去，果然见到陶澍身着便衣，手持折扇，满脸带着笑容向自己走来。左宗棠迟疑了一下，正要施礼，陶澍快步上前，抓住他的手说：“因为公务缠身，迟迟没有拜访左先生，这是我的过错。”坐定之后，陶澍说：“先生的高谈阔论和远大志向，手下人都已告诉我了。像先生这样博学多才，志向高远的人，正是国家所需要的人才。你的前途不可限量，将来名位定会远在老夫之上。”陶澍的话说得很诚恳，没有半点虚谦客套，使左宗棠大受感动，消除了对陶的疑虑，把他视为知已挚友。
在陶澍的挽留下，左宗棠留在陶府，一方面担任塾师，辅导陶澍的儿子读书，一方面利用陶家丰富的藏书，继续钻研学问。后来陶澍还打破当时等级森严的门第观念，把左宗棠的女儿娶进门，嫁给自己的次子，二人结为儿女亲家。左宗棠在陶府居住期间受到多方的提携与照顾，学识、才干大有长进，为他以后从戍典兵，出任封疆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左宗棠后半生在事业上的成功，是与陶澍的知人之明分不开的。
曾国藩祁门脱险
1861年底，曾国藩设大营于安徽祁门，作为组织湘军围攻安庆的指挥部。突然消息传来，太平军忠王李秀成率领大军逼进祁门。这时的曾国藩已经把主要的兵将都派到前线作战，身边所剩无几。祁门名为湘军屯兵重地，实际上只不过是一座空营。所以曾国藩手下的幕僚属员十分惊慌，有人还把自己的行李放在船上，准备随时逃走。
曾国藩心中也很恐慌，但他意识到，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如果军心一乱，造成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为了稳定手下人的情绪，他不动声色，故作镇静，并立下遗书表明自己决一死战的决心。对于幕僚属员，他还采取了这样一个笼络的办法。他听说有人作了逃走的准备，于是传出一令：“现在敌人势大，有想暂时离开大营者，可以支给三个月的薪水；事后如果还想来营供事，我将一如既往地接纳。”属员们接到这个命令后很受感动，觉得曾大帅对自己太宽厚了，于是全都抱定了死战的决心。军心得到了稳定。
李秀成率大军来到后，曾经派兵攻打祁门。守备的湘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挡住了太平军的攻击。李秀成见攻打无效，不想恋战，便急忙撤军西去了。李秀成撤军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他率军前来并不是专门为了攻打祁门，而是应陈玉成之约前去会攻武昌。他在出发时就比陈玉成晚了许多时候，一路上又招兵买马，行动迟缓，生怕误了会约日期，不想再在祁门拖延；二是由于祁门的敌人抵抗非常顽强，他怀疑有敌人重兵驻扎在这里，既然如此，祁门不是短期内可以夺取的，所以不想继续攻打。这样一来，反倒使曾国藩绝处逢生，躲过了一场兵败身亡的灾祸。
曾氏手下的一些幕僚属员听说李秀成大军来攻，作了逃跑的打算，按照常规，在这种情况下稳定军心，应该处罚这些动摇者，以威服众。然而曾国藩则反其道而行之，不仅没有处分这些人，反而允许他们暂时离开。这种做法表面看来与稳定军心的目的背道而驰，实际上是对部下的一种笼络，用道德上的信任感来换取他们对自己的忠诚，从而达到稳定军心的目的。他运用的就是“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政治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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