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此情，宇文邕萌生了灭佛的意图。可是，当时执掌朝政大权的是笃信佛教的大冢宰宇文护，他不同意，加上道安、鄄鸾等上书诋毁道教，因此，虽经多次讨论，三教未能定位。建德元年（572年）宇文邕诛宇文护，始掌朝政大权。次年十二月，又召集群臣、道士、名僧进行辩论，始定出以儒教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的位次。由于名僧僧勔、僧猛、静蔼、道积等奋起抗争，极力诋毁、排斥道教，又使这次的位次未能付诸实现。建德三年（574年）五月，宇文邕再次召集大臣、名僧、道士进行辩论。在会上，佛、道两家斗争非常激烈。高僧智炫在辩论时力挫道士张宾，宇文邕为道教护短，斥佛教不净，智炫答道：“道教之不净尤甚！”
宇文邕这次原来只想罢斥佛教，由于道教的迷信方术和教义的虚妄，经道安、甄弯、智炫等人的揭发，已经彻底暴露，因此，下诏“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即僧尼）道士，并令还民。”诏令发布之后，立即实施。“融佛焚经，驱僧破塔，……宝刹伽蓝皆为俗宅，沙门释种悉作白衣。”
建德六年（577年）灭北齐后，宇文邕在邺城新殿多次召请名僧，解释尊儒弃佛的原因与意义，与会的500僧人都沉默不语，只有慧远明确表示反对，并且以阿鼻地狱相威胁。佛教徒任道林也上书反对毁佛，以因果报应进行恐吓。宇文邕表示自己不是五胡，无心信佛。他权衡得失后，最终决定在原齐国境内灭佛，于是，整个中国北部的佛教都被禁绝了。
宇文邕这次灭佛比较彻底。“毁破前代关山西东数百年来官私所造一切佛塔，扫地悉尽。融刮圣容，焚烧经典。八州寺庙（出）共40千，尽赐王公，充为宅第。三方释子减300万，皆复军民，还归编户”。（《房录》卷十一）
宇文邕灭佛，目的虽然是为了扩大财源，巩固政权，但还比较注重方式方法：第一，这次灭佛，是经过多次辩论之后作出的，各方面都有思想准备。第二，这次没有采取坑杀僧、尼、道士和捣毁寺、观的作法，而是将寺、观赐给王公，让僧尼等还为编户。对于那些知名的高僧、道士，或以政府官员的身份送到信道观进行研究工作，或者量才任以官职，如以昙为光禄大夫，法智为洋川太守，普旷为岐山郡从事，等等。总之，方式方法比较温和。
周武帝灭佛，北周政府不仅获得了大量的寺观财富，而且获得了近300万的编民，遂使生产日益发展，“租、调年增，兵师日盛。”从而，为后来隋朝的统一和对突厥的斗争，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和强大的军事实力。而信道观的建立，促成了儒、道、佛三教的交流与互相渗透，为建立以儒家为治国之本，辅以道、佛的三教结合的新的封建统治服务思想体系，奠定了基础。
4．实行新政受攻击
范仲淹是苏州吴县人，很小时父亲就去世了，因为家里贫穷，母亲不得不带着他另嫁到一个姓朱的人家。范仲淹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中成长，他住在一个庙宇里读书，穷得连三餐饭都吃不上，天天只得熬点薄粥充饥，但是他仍旧刻苦自学。有时候，读书到深更半夜，实在倦得张不开眼，就用冷水泼在脸上，等倦意消失了，继续攻读。这样苦读了五六年，终于成为一个很有学问的人。
范仲淹不但文学成就很高，他还是个军事家，《渔家傲》就是他写军旅生活的：“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范仲淹原来在朝廷当谏官，因为看到宰相吕夷简滥用职权，任用私人，就向仁宗赵祯大胆揭发。这件事触犯了吕夷简，吕夷简反咬一口，说范仲淹交结朋党，挑拨君臣关系。赵祯听信吕夷简的话，把范仲淹贬谪到南方，直到宋夏战争发生以后，才把他调到陕西去。
范仲淹在宋夏战争中立下了大功。他军纪严明，还注意减轻边境上百姓的负担，北宋的防守力量加强了。西夏和北宋打了几年仗，没得到什么好处，到了公元1043年，西夏国主元昊愿意称臣求和，宋朝答应每年送给西夏一批银绢、茶叶，北宋的边境局势才暂时稳定下来。
赵祯觉得范仲淹是个了不起的人才。这时候，宋王朝因为内政腐败，加上在跟辽朝和西夏战争中军费和赔款支出浩大，出现财政困难，人心恐慌。赵祯就把范仲淹从陕西调回京城，派他担任副宰相。
范仲淹一回到京城，赵祯马上召见他，要他提出治国的方案。范仲淹知道朝廷弊病太多，要一下子都改掉不可能，准备一步一步来。但是，禁不住赵祯一再催促，就提出了十条改革措施，它的主要内容是：
一、对官史一定要定期考核，按他们的政绩好坏提拔或者降职；
二、严格限制大臣子弟靠父亲的关系得官；
三、改革科举制度；
四、慎重选择任用地方长官。
还有几条是提倡农桑，减轻劳役，加强军备，严格法令等等。
赵祯正在改革的兴头上，看了范仲淹的方案，立刻批准在全国推行这十条改革措施。历史上把这次改革称为“庆历新政”（“庆历”是年号）。
范仲淹为了推行新政，先跟韩琦、富弼等大臣审查分派到各路（路是宋朝行政区划的名称）担任监司（监察官）的人选。有一次，范仲淹在官署里审查一份监司的名单，发现有贪赃枉法行为的人员，就提起笔来把名字勾去，准备撤换。在他旁边的富弼看了心里不忍，就对范仲淹说：“范公呀，你这笔一勾，可害得一家子哭鼻子呢。”
范仲淹严肃地说：“要不让一家子哭，那就害了一路的百姓都要哭了。”富弼听了这话，心里顿时亮堂了，佩服范仲淹的见识高明。范仲淹的新政刚一推行，就像捅了马蜂窝一样。一些皇亲国戚，权贵大臣，贪官污吏，纷纷闹了起来，散布谣言，攻击新政。有些原来就对范仲淹不满的大臣，天天在赵祯面前说坏话，说范仲淹交结朋党，滥用职权。
赵祯看到反对的人多，就动摇起来。范仲淹被逼得在京城呆不下去，就自动要求回到陕西防守边境，赵祯就把他打发走了。范仲淹一走，赵祯就下命令把新政全部废止。
范仲淹为了改革政治，受了很大打击，但是他并不因为个人的遭遇感到懊恼。隔了一年，他的一位在岳州（今湖南岳阳）做官的老朋友滕宗谅，修建当地的名胜岳阳楼，请范仲淹写篇纪念文章。范仲淹挥笔写下了《岳阳楼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一个具有远大政治抱负的人追求的思想境界。
5．变法失败弃官丢位
宋仁宗赵祯做了40年皇帝，虽然也用过像范仲淹、包拯等一些正直的大臣，但是并没有改革的决心，国家越来越衰弱下去。1063年，赵祯去世，他没有儿子，由一个皇族子弟赵曙做他的继承人，赵曙当了四年皇帝也害病死了。太子赵顼即位，后被称为宋神宗。
赵顼即位的时候才20岁，是个比较有作为的青年。他看到国家的不少弊端，有心改革一番，可是他周围的人，都是仁宗时期的老臣，就是像富弼这样支持过新政的人，也变得暮气沉沉了。赵顼想，要改革现状，一定得找个得力的助手。
赵顼即位前，身边有个官员叫韩维，常常在老总面前谈一些很好的见解。赵顼称赞他，韩维说：“这些意见都是我朋友王安石说的。”赵顼虽然没见过王安石，但是对王安石已经有了一个好印象。现在他想找助手，自然想到了王安石，就下了一道命令，把正在江宁做官的王安石调到京城来。
王安石是宋朝著名的文学家和政治家，今江西抚州西人。他年轻时候，文章写得十分出色，得到欧阳修的赞赏。王安石20岁中进士，就做了几任地方官。他在鄞县（今浙江鄞县）当县官的时候，正逢到那里灾情严重，百姓生活十分困难。王安石兴修水利，改善交通，治理得井井有条。每逢青黄不接的季节，穷人的口粮接不上，他就打开官仓，把粮食借给农民，到秋收以后，要他们加上官定的利息偿还。这样做，农民可以不再受大地主豪强的重利盘剥，日子比较好过一些。
王安石做了20年地方官，名声越来越大。后来，宋仁宗调他到京城当管理财政的官，他一到京城，就向仁宗上了一份万言书提出他对改革财政的主张。宋仁宗刚刚废除范仲淹的新政，一听到要改革就头疼，把王安石的奏章搁在一边。王安石知道朝廷没有改革的决心，跟一些大臣又合不来，他就趁母亲去世的时机，辞职回家。
这一回，他接到赵顼召见的命令，又听说赵顼正在物色人才，就高高兴兴应召上京。
王安石一到京城，赵顼就叫他单独进宫谈话。赵顼一见面就问他说：“你看要治理国家，该从哪儿着手？”
王安石从容不迫地回答说：“先从改革旧的法度，建立新的法制开始。”
赵顼要他回去写个详细的改革意见。王安石回家以后，当天晚上就写了一份意见书，第二天送给赵顼。赵顼认为王安石提出的意见都合他的心意，越加信任王安石。公元1069年，赵顼把王安石提升为副宰相。那时候，朝廷里名义上有四名宰相，病的病了，老的老了。有的虽然不病不老，但是一听见变法就叫苦连天。王安石知道，跟这批人一起办不了大事，经过赵顼批准，任用了一批年轻的官员，并且设立了一个专门制定新法的机构，把变法权抓了来。这样一来，他就放开手脚进行改革了。
王安石变法的主要内容是：
一、青苗法。这个办法是他在鄞县试用过的，现在拿来推广到全国实行。
二、农田水利法。政府鼓励地方兴修水利，开垦荒地。
三、免役法。官府的各种差役，民户不再自己服役，改为由官府雇人服役。民户按贫富等级，交纳免役钱，原来不服役的官僚、地主也要交钱。这样既增加了官府收入，也减轻了农民的劳役负担。
四、方田均税法。为了防止大地主兼并土地，隐瞒田产人口，由政府丈量土地，核实土地数量，按土地多少、肥瘠收税。
五、保甲法。政府把农民按住户组织起来，每十家是一保，五十家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家里有两个以上成年男子的，抽一个当保丁，农闲练兵，战时编入军队打仗。
王安石的变法对巩固宋王朝的统治、增加国家收入，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也触犯了大地主的利益，遭到许多朝臣的反对。
有一次，赵顼把王安石找去，问他说：“外面人都在议论，说我们不怕天变，不听人们的舆论，不守祖宗的规矩，你看怎么办？”
王安石坦然回答说：“陛下认真处理政事，这就可说是防止天变了。陛下征询下面的意见，这就是照顾到舆论了；再说，人们的话也有错误的，只要我们做的合乎道理，又何必怕人议论。至于祖宗老规矩，本来就不是固定不变的。”
王安石坚持三不怕，但是赵顼并不像他那么坚决，听到反对的人不少，就动摇起来。
公元1074年，河北闹了一次大旱灾，一连十个月没下雨，农民断了粮食，到处逃荒。赵顼正为这个发愁，有一个官员趁机画了一幅“流民图”献给赵顼，说旱灾是王安石变法造成的，要求神宗把王安石撤职。
赵顼看了这幅流民图，只是长吁短叹，晚上睡不着觉。赵顼的祖母曹太后和母亲高太后也在赵顼面前哭哭啼啼，诉说天下被王安石搞乱了，逼赵顼停止新法。
王安石眼看新法没法实行下去，气愤得上书辞职。赵顼也只好让王安石暂时离开东京，到江宁府去休养。
第二年，赵顼又把王安石召回京城当宰相。刚过了几个月，天空上出现了彗星。这本来是正常的自然现象，但是在当时却被认为是不吉利的预兆。赵顼又慌了，要大臣对朝政提意见。一些保守派又趁机攻击新法。王安石竭力为新法辩护，要赵顼不要相信这种迷信说法，但赵顼还是犹豫不定。
王安石没办法继续贯彻自己的主张。到第三年（公元1076年）春天，再一次辞去宰相职位，回江宁府去了。
6．忽必烈改革旧俗
在忽必烈即位以前，蒙古的政权机构十分混乱，忽必烈即位以后，决定改变这种局面。可他大力推行以采用汉法为主要内容的改革，引起不少蒙古贵族的非议，曾有宗室质问他：“我朝旧的传统制度与汉法不同，你现在久居汉地，建都立城，各种制度全部采用汉法，是出自什么动机呢？”他们认为改变蒙古人的传统制度和生活习俗，采用被征服民族的政治制度和生活习惯，就是对成吉思汗的背叛，就不配做蒙古国的君主。
忽必烈顶着压力继续推行改革，他在汉族地主阶级的帮助下，仿照宋、金制度，逐步建立起中央和地方的统治机构。中央设中书省、枢密院和御史台，地方设行中书省，行省之下设路、府、州、县四级，县以下又分乡。元朝从中央到地方建立的这一整套完整的统治机构，加强了对地方和边疆的控制，有效地巩固了国家的统一，也对组织生产起到了重要作用。
此外，忽必烈在生产方式上，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诸如劝课农桑以富民；行仁政、不嗜杀，保护社会生产力；整顿户籍和赋役制度；立司农司，垦荒屯田，兴修水利，限制纳良为奴等等。这对促进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以及促进边疆地区的开发，都起过积极的作用，有些地方出现了“户口增，田野辟”的景象。
忽必烈建立了元朝，并通过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制度，稳定了对北方的统治，这样，他便把统一战争的目标，集中到南宋。
1262年，山东行省大都督李檀趁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战之机，结宋为外援，占据济南，并企图策动华北各地诸侯响应。忽必烈调集重兵围攻济南，七月城破，李檀被杀。忽必烈因势利导，罢世侯，置牧守，分民、兵之治，废州郡官世袭，行迁转法。专制一方的世侯势力受到限制和削弱，加强了中央集权。至元八年十一月（1271年），忽必烈诏告天下，正式建国号为“大元”。第二年二月，改中都为大都（今北京），宣布大都为元朝的都城。
忽必烈取得帝位后，曾派郝经为国信使，出使南宋，要南宋履行和约，每年向蒙古献银20万两，绢20万匹。权臣贾似道向南宋朝廷隐瞒了和约详情，为了苟安，拘留了郝经。1274年6月，忽必烈发布伐宋诏书，任命左丞相伯颜和平章政事阿术统率20万大军，水陆并进，大举伐宋，1276年正月，伯颜兵临临安城北。二月，谢太后、宋恭宗赵显献传国玉玺及降表，投降元朝。公元1276年，又消灭了流亡到崖山的南宋残余势力，完成了全国的大统一。并初步奠定了我国疆域的规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