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立志救世救民的张仲景钦佩不已。尽管张仲景医术高明，远近闻名，但他从来不满足于已有的知识，只要听到哪里有名医或者治病的好药方，总是不辞劳苦地赶去求教，生怕错过了机会。
有一次，张仲景的一个好友宁远到他家中下棋闲聊。谈兴正浓之时，张仲景却突然说宁远气色不对，并为他仔细诊了脉，说他患了消渴之症，6个月后会饥渴难忍，小便浓稠，一年之后将不治而死。6个月后，张仲景的话果然应验，但宁远已经无药可治。
张仲景在行医过程中，不仅潜心学习汉代以前的医学精华，而且虚心向同时代的名医学习，博采众家之长。他向“王神仙”求医的传说在民间广为流传。
张仲景听说当时襄阳有个很有名的王姓外科医生，治疗疮痈很有一套，人称“王神仙”，于是就整装出发。为了学到本领，他隐姓化名，自愿给 “王神仙”做药店伙计。他的勤奋聪明很快就赢得了“王神仙”的欣赏和信任。有一次，“王神仙”给一个患急病的病人看病，所配的药方里有一味药剂量不够。张仲景觉得有问题，但还是照方抓药。结果，病人病情加重，“王神仙”束手无策。张仲景挺身而出，自告奋勇一展身手，果然手到病除。“王神仙”很吃惊地看着眼前这位年轻人，知道他大有来历，一问才知他是河南名医。“王神仙”深受感动，遂将其技艺倾囊相授。
几年之后，张仲景的医术果然又有很大的长进，但他仍然兢兢业业地学习各种医术。他还广泛地搜求各种医学古籍和临床经验，终于撰成了不朽的医药学着作《伤寒杂病论》。
乐坛里的“拼命三郎”——聂耳
聂耳的父亲逝世得早，留下一个药铺，由母亲独自支撑。聂耳的母亲多才多艺，不仅能够切脉拿药，还会唱各种民歌。受母亲的影响，聂耳从小迷上了音乐。当地流传的洞经调、洋琴调和花灯调等民间乐曲，聂耳经常哼唱，而且哼得有板有眼。
对于穷人来说，生计是最重要的。尽管聂耳喜欢唱歌，但为了糊口，他不得不割舍心爱的音乐，在上海的“申庄”采购站做了一名稽查员。不料，申庄没多久就倒闭了，聂耳因此失业。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他无意之中看到了联华影业公司音乐歌舞学校的招生启事。启事中说，凡被录取的学员每月能拿到10元的津贴，校方还管食宿。这对于聂耳的吸引力太大了。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走进考场，结果一下子就考上了，并由此开始了自己的艺术生涯。不久，聂耳进入明月歌舞剧社，做了一名小提琴练习生。当时的明月歌舞剧社阵容虽然不大，但拥有上海着名的“歌舞四大天王”——王人美、胡笳、白丽珠、薛玲仙，以及影帝金焰等明星。在这些人的影响下，聂耳成长得很快。
当时，聂耳住在一间七八个人同住的狭小宿舍里。他练琴时必须站在墙角才能不妨碍别人，但他始终如一地坚持练习。不久，他帮助张庚侯、廖伯民等人在上海代租电影拷贝，得到了100元报酬。聂耳平生第一次拥有这么多钱，他的心激动地要跳出来。他先跑到邮局给母亲寄去一半，剩下的才留给自己。他用这点钱买了把小提琴和两本乐谱。
有了属于自己的小提琴，聂耳练得更刻苦了。他还拜王人艺为老师，虚心地向他请教弹奏的技法。王人艺人很随和，但教琴却一丝不苟，对聂耳的要求非常严格。人们经常看到他们二人在那里认真地矫正指法。当时的聂耳刚学拉琴，连乐谱还看不懂，根本不懂什么对位、和声，经常拉得错误百出。“错了”，“又错了”，王人艺一遍又一遍提醒聂耳。有时候，王人艺还大声地批评聂耳不够用心。聂耳知道自己碰上了好老师，反复叮嘱自己“一定要学会”。那时候，剧社里的同行吃罢晚饭，都喜欢去逛“四马路”，或到“大世界”看杂耍，唯独聂耳哪儿也不去，默默地躲进房间练琴。他给自己定下了雷打不动的练习指标：一天要“恶补”7个小时的琴。
同行们知道了聂耳的计划后，都钦佩地叫他“拼命三郎”。聂耳除了练琴之外，还有繁重的工作。当时的制片商出于节省成本的考虑，经常把电影和戏剧裹挟在一起。一套演员班底，一会儿在舞台上演话剧，一会儿又聚在水银灯下演电影。拉小提琴的聂耳，需要时不时地上场扮个小贩或者黑人矿工的角色。他非常善于模仿，演什么像什么。
繁重的工作和学习，没有改变聂耳活泼天真的个性。19岁的他成为人所共知的孩子王，身边总是围着一群小演员。聂耳喜欢与孩子们一起做游戏。
输了，孩子们就起哄，聂耳便耸动着两只大耳朵逗他们乐。孩子们还不满足，就大声嚷嚷：“耳朵先生，再来一个嘛！”聂耳只好又“秀”一下。久而久之，他便得了个“耳朵先生”的绰号。
“一·二八”事变以后，上海的白色恐怖日益严重。中共中央提出在文艺界发展党员，积极活跃的聂耳被列为首批发展对象。负责对他进行培养的人是上海左翼剧团联盟的负责人田汉，后来聂耳的入党介绍人也是田汉。田汉对聂耳早期的思想和生活影响很大。在田汉的眼里，聂耳最初只是一个追求革命的贫苦学生。他们的阅历、资历以及性格有极大的差异，但这丝毫没有妨碍他们在音乐创作领域中的密切合作。从1933年到1935年，田汉作词，聂耳作曲，共同创作了《码头工人》等一大批革命歌曲。
1935年，电影《风云儿女》的剧本刚完稿，编剧田汉就被捕了。聂耳见到导演夏衍时说：“《风云儿女》谁来作曲？”但紧接着又说道：“我来写吧，田汉会同意的。”狱中的田汉果然同意聂耳的请求。不久，聂耳完成了该部电影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的作曲。这首歌曲是聂耳的巅峰之作，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
对自己的表演技艺要求精益求精——梅兰芳
1894年梅兰芳生于北京，他与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并称“四大名旦”，梅居其首。新中国成立后，他当选为全国文联、剧协的副主席，并担任中国戏剧研究院院长等职，为中国戏剧事业的繁荣与发展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
梅兰芳是着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他小时候学习非常刻苦，眼睛有轻度的近视，眼珠转动也不是很灵活，有时候还迎风流泪。但是，运用眼神顾盼传情是戏曲演员表情达意的重要手段。因此，梅兰芳经常为自己演出时眼神不好而忧心忡忡。
后来，他听友人说养鸽子有利于锻炼身心，就试着养了几对。从此，每天清早，他就起床去给它们喂食，然后放飞。鸽子愈飞愈高，愈飞愈远，梅兰芳就站在鸽棚旁，眼睛随着鸽子的飞动而转动，尽力追踪愈飞愈远的鸽群，直至鸽子消失在天际。几个月下来，梅兰芳的视力大有长进，不知不觉地眼珠转起来也更灵活了，近视的毛病也没有了。梅兰芳从此以后更加喜欢养鸽子了，他的鸽子由开始的数对渐渐增加到300余只。
除了养鸽子，梅兰芳还养花，他主要养牵牛花。牵牛花色彩鲜艳，千变万化，让人目不暇接。一天，他在欣赏牵牛花时，猛然联想到自己在演出时头上戴的翠花、身上穿的行头。因为它们要搭配颜色，这向来是个相当繁杂的课题，而牵牛花千变万化的色彩告诉梅兰芳，哪几种颜色配合起来鲜艳夺目，哪几种颜色配合起来素雅大方，哪几种颜色不能搭配。
从此，梅兰芳迷上了种牵牛花。他不仅在住宅庭院里栽种，精心养护，还读了许多关于牵牛花的书籍。他家院子里的牵牛花越来越多，他演出时头上戴的翠花、身上穿的行头的色彩也越来越多，搭配得也更为得体，观众们所见到的梅兰芳饰演的角色也更加绚丽多姿。
在努力提高舞台表演技巧的同时，梅兰芳还十分注意提高自己的艺术修养。因此，他特意学习绘画，还对同行们说：“从事戏曲表演的人要学习绘画，这样能够提高自己的艺术修养，改变自己的气质。我们应从画中吸取养料，把它运用到表演中去。”为了学好绘画，梅兰芳拜着名画家齐白石、丰子恺、陈师曾、吴昌硕、刘海粟等人为师，并且非常尊重他们。
有一次，友人宴请宾客。在场的宾客多为达官显贵，只有齐白石一个人衣着俭朴，显得有些寒酸，因此被众人冷落。不一会儿，主人满面春风地携着梅兰芳走进客厅。满座宾客一见梅先生，都争先恐后地与他握手。梅兰芳正在与众人寒暄之际，突然瞥见齐白石孤零零地坐在角落里，立即挤出人群向他走去，恭敬地叫了一声：“老师！”之后便与齐白石先生攀谈了起来。
这使在座者大受感动，人们无不钦佩梅兰芳高尚的德行。齐白石特地画了一幅《雪中送炭图》赠给梅兰芳。还有一次，梅兰芳在一个堂会上演出，发现身着布衣粗服的齐白石坐在后排，就亲自把他搀到前排。众人不理解，梅兰芳大声地解释说：“这是名画家齐白石先生，我的老师！”
梅兰芳为了提高自己的表演水平，想尽一切办法。最初，他对自己表现女人吃惊时的情态很不满意，尽管多次揣摩，反复试验，还是不能将其恰如其分地表现出来。
一天，他回到家中，看到妻子正在认真地整理衣服。他灵机一动，顺手抄起身旁的兰花瓷盆，狠狠地摔在地上。“咣当”一声巨响，妻子被吓得惊叫一声“哎呀！”情急之下竟将手中的衣服掷出老远，半晌没说出话来。梅兰芳在那一瞬间准确地捕捉了妻子的神情和动作。之后，他据此反复琢磨、练习，将女人受到惊吓时的那种张皇失措的神态，巧妙融进有关的戏曲表演中，将剧中人物刻画得更加活灵活现。
梅兰芳对自己的表演技艺要求精益求精，经常说：“说我不好的人，才是我的老师。”有一次，他刚演完自己的拿手好戏《杀惜》，却发现后排的一位老先生连连摇头。散场以后，他找到老人，恭敬地说：“说我不好的人，才是我的老师。先生必有高明的见解，请赐教。”这位老先生见梅兰芳如此诚恳，便说：“剧中人阎惜姣上楼与下楼的台步按规矩都是七上八下，你为何演成八上八下？”梅兰芳恍然大悟，深感自己的疏忽，连声称谢。
后来，梅兰芳每到该地演出，必然请这位老先生前排就座，看戏指教，梅兰芳总是能够虚心接受他的意见和建议。经过长时间的虚心求教、刻苦磨炼，梅兰芳的演技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坚持学习，心系教育——叶圣陶
1894年10月28日，叶圣陶出生在江苏苏州悬桥巷，圣陶是他的笔名，原名是绍钧。其父在地主家做账房，家境清苦。叶圣陶3岁开始描红识字，6岁时认字三千，入私塾，由一位黄姓老师发蒙。先读《三字经》《千字文》，续接《四书》《五经》。这些都要熟读背诵，并不断温习旧书，称作“理书”。他天生聪颖，且勤奋，从未受到过先生戒尺的惩罚。
八九岁时，叶圣陶开笔，首篇作文题目是《登高自卑说》，80余字，得双圈嘉奖。爱好抄书抄诗，习篆刻。1905年，叶圣陶参加了贡院考试，未中。是年，科举制度寿终正寝，他的秀才梦破。1906年，2岁的叶圣陶进入苏州城第一所公立小学堂读书。
读小学堂时，叶圣陶发现了课外自读的乐趣。据他后来回忆说：“我对于文艺发生兴趣，现在回想起来，应该追溯到十二三岁的时候，在家里发现了一部《唐诗三百首》和一部《白香词谱》。拿到手中，就自己翻看；对于《三百首》中的乐府和绝句，《词谱》中的小令和中调，特别觉得新鲜有味……”
叶圣陶学习非常刻苦，小学只读了一年，他便跳级考入苏州公立中学（即草桥中学）。1912年1月28日，青年叶圣陶从读了5年书的苏州草桥中学毕业了，那时他18岁。毕业了，却无法接着上学，家贫父老，他必须立刻谋职挣钱以解决全家温饱问题。于是，叶圣陶到苏州的一所小学教二年级，月薪20个银圆。但是他的教绩却不怎么样，这让他痛苦万分，竟至“见诸学生如见鬼魔”，“视彼制鞋人（鞋匠），羡之不已，效之无才，复自叹耳”的地步。后来，叶圣陶被排挤出校门，失业一年。
失业期间，叶圣陶从未灰心，而是继续刻苦攻读，同时进行一些文学创作。后经老同学郭邵虞介绍，他到上海尚公学校（小学）教书，课余兼职，为商务印书馆编辑小学语文课本，这是1915年秋天的事情。
1917年春天，叶圣陶应邀去苏州第五高等小学任教，那里四面环水，在苏州东南36里处的角直镇，简称“角直五高”。他在这里工作了4年多。
在角直的4年多，是叶圣陶教育活动的关键时期。他和吴宾、王伯祥等人一起，对学校进行了深刻的变革。他们自己编印各种新教材，创办农场、书店、博览室，建筑礼堂、戏台、音乐室，举行师生同乐会、恳亲会，指导学生排练戏剧，组织学生远足，创造了一个充满时代气息和生活情趣的学校环境。同时，叶圣陶先生时刻关注窗外的世界，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他和朋友们一起成立了角直镇教育会，研究社区的教育改革问题，他参加了北京大学学生组织的新潮社，他与郑振铎、茅盾等人组织发起了文学研究会。在这个时期，叶圣陶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小学教育的文章，如《今日中国的小学教育》《对于小学作文教授之意见》《小学教育的改造》等。
一个“见诸学生如见鬼魔”的教绩极差的人，经过自己的努力，凭借着丰富的教育实践经验和教育理论知识，终身投入到中国的教育事业当中。
教书之余，叶圣陶还从事一些文学创作。在角直期间，他一共写了二十几篇小说，如《春游》《苦菜》《隔膜》《阿凤》等，还编辑了我国第一个新诗刊物《诗》。角直给予了他极其丰富的生活滋养。他离开角直后写的不少小说，也都是以角直作为背景，或以角直的人物作为原型的。他的成名作、长篇小说《倪焕之》，不仅人物、情节不少出自角直，就是书中写到了“高高挺立的银杏树”，据说也是角直五高校园里的那棵银杏树，《多收了三五斗》中的万盛米行也是以角直镇上的万盛米行为其原型的。可见角直对叶圣陶小说的影响之深。
叶圣陶从小就养成了勤奋刻苦，面对困难不低头的良好习惯。并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得出了养成习惯贵在躬行实践的结论。
叶圣陶非常强调在习惯养成中的身体力行。他认为，要养成某种好习惯，要随时随地加以注意，躬行实践，才能收到相当的效果。
叶圣陶指出，教育的目的也是培养习惯，增强能力：“我们在学校里受教育，目的在养成习惯，增强能力。我们离开了学校，仍然要从多方面受教育，并且要自我教育，其目的还是在养成习惯，增强能力。习惯越自然越好，能力越增强越好”。叶圣陶认为，良好的习惯对人生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并用日常生活中的某些习惯的养成来说明不养成什么习惯的害处。他说“坐要端正，站要挺直，每天要洗脸漱口，每事要有头有尾，这些都是一个人的起码习惯。
有了这些习惯，身体和精神就能保持起码的健康，但这些习惯不是短时间内就形成的，要逐渐养成。在没有养成的时候，多少需要一些强制功夫，自己得随时警觉，直到‘习惯成自然’，就成为终身受用的习惯。可是如果在先没有强制与警觉，今天东、明天西，今儿这样，明儿又那样，就可能什么习惯也养不成。久而久之，这就成为一种习惯，牢牢地在身上生了根。这就是不养成什么习惯的习惯，最要不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