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决不说世风日下，以为旧妇女比新的要好要能干：胡涂的经验与空洞的知识一样是无用的。若是做真的鸡蛋糕等等，多谢有些学校及杂志的提倡，恐怕新妇女的手段未必怎么也不及她们的老辈，所可惜的是对于人生这一个大鸡蛋糕她们也同老姑母们一样的没有办法。我说她们应该懂的是这个鸡蛋糕的做法。
处理人生的方案我想是没有人可以拟定传授的，须得各自去追求才对，但是这上面必要的常识却是可以修得。这可以分为普通知识之获得及其实用来说。
在现在这个过渡时代里，只凭了传统的指导去生活，固然也还可暂时敷衍过去，不过这不是我所希望于青年男女者，所以应毋庸议，虽然那种生活法或者倒是颇安全而且舒服的，倘若那个人的个性不大发达，没有什么思想。为现代的新青年计，人生的基本知识是必要的，大要就是这几种学科：
一、自然科学类，内有天文学，地质学，生物学三种。
二、社会科学类，内只人类学一种，但包含历史等在内。
一眼看去，这都是专门学问，非中学课程中所有，要望青年男女得到这种知识，岂非梦话。这个情形我原是知道的，不过我的意思是只要了解大意便好，并不是专攻深造，大约不是很难的事。我的空想的计划是，先从生物学入手，明了了生物的生理及其一生的历史，再从进化说去看生物变迁之迹，就此过渡到地质学方面，研究我们所住的这块地的历史及现状，以后再查考地球在太阳系的位置，并太阳系与别的星星的关系，那就移到天文学上去了。这是右翼，左翼是人类学，青年先从这里知道民族分类的情形，再注意于“社会人类学”的一部分，明白社会组织以及文化道德的发达变迁，于是这号称万物之灵的人类的历史大旨可以知道了。此外在右翼还可加入理化数学，左翼加入政治经济，但如有了上边的基本知识也就足以应用，不但《女儿经》及其他都用不着，就是不读圣经贤传，在一生里也可以没有什么过恶了，这种常识教科书，倘若有适当的人来编，我想不是什么难事，或者只要二十万言就可以写成四本书，此外单行小册自然愈多愈好。只可惜中国人于编书一事似乎缺少才能，我看了那些刊行的灌输知识的丛书，对于上面所说的乐观的话觉得未免有点过分。
我们假定这些知识已经有了，但是如不能利用，还是空的。本来凡有知识无一不是有益有用的，只要人能用他。中国人因为奴性尚未退化，喜因而恶创，善记忆而缺乏思索，虽然获得新知识也总是堆积起来，不能活用，古希腊哲人云，“多识不能益智”，正是痛切的批评。据英国故部丘教授说，希腊的“多识”一语别有含义，系指一堆事实，记在心里，未曾经过理知的整理之谓。中国人的知识大抵如此，我常说这好像是一家药材店，架上许多抽屉贮藏着各种药品，一格一格的各不相犯，乌头附子与茯苓生地间壁放着，待有主顾时取用。中国人的脑子里也分作几隔，事实与迷信同时并存，所以学过生理的人在讲台上教头骨育几块，生病时便相信符水可以止痢，石燕可以催生，而静坐起来“丹田”里有一股气可以穿过横隔膜，钻通颅骨而出去了。现在当一反昔日之所为，把所得的知识融会贯通，打成一片，组织起一种自己的人生观，时时去与新得的知识较量，不使有什么分裂或矛盾，随后便以这个常识为依据，判断一切日常的事件与问题。
这样做去，虽然不能说一定可以安身立命，有快乐而无烦闷，总之这是应当如此的，而且有些通行的谬误思想，如天地人为三才，天上有专管本国的上帝，地球是宇宙之中心，人身不洁，性欲罪恶，道德不变，有什么天经地义，等等谬见，至少总可以免除了罢。我对于文明史的研究全是外行，但我相信，凡不必要的束缚与牺牲之减少即是文明的信征，反是者为野蛮。一民族的文明程度之高下，即可以道德律的宽严简繁测定之，而性道德之解放与否尤足为标准，至于其根本缘因则仍在于常识的完备，趣味的高尚，因是而理知与感情均进于清明纯洁之域。
中国号称礼教之邦，而夷考其实，社会上所主张的道德多是以传统迷信为根基的过去的遗物，（现在亦并不实行，只是借此以文过饰非，或为做文章的资料，）一般青年却都茫然不知辨别，这是很可叹的事，所以常识之养成在此刻中国实为刻不可缓的急务，愿大家特别注意，不要再沉湎于自己骗自己的“东方精神文明”的鸦片烟酒里了。
我临了重复的说，现代女子的确太缺乏知识，不要说知识实用了。在贤母良妻式的女学校“求学”的女学生，不愁不会做鸡蛋糕，但是此外怎样？结婚，育儿，当然是可能的，向来目不识一丁字的女人不是都能尽职么？难道这于学问有什么相干？是的，我要说，什么事都要学，单凭本能与经验是不中用的。圣经上说，“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这正是贤者千虑之一失，现在应当倒过来说，未有嫁而后学养子者也。想做贤母良妻之人，不知道女人，男人，与小儿是什么东西，这岂不是笑话？这个问题说起来很长，与本文只是一部分的关系，现在且不说下去了，只劝告诸君，侯勃忒夫人的《两性志》与《儿童志》二书可以一读，即使不读另外关于两性及儿童心理的书。
一九二六年七月二十四日于北京
乡村与道教思想
一
改良乡村的最大阻力，便在乡人们自身的旧思想，这旧思想的主力是道教思想。
所谓道教，不是指老子的道家者流，乃是指有张天师做教王，有道士们做祭司的，太上老君派的拜物教。平常讲中国宗教的人，总说有儒释道三教，其实儒教的纲常早已崩坏，佛教也只剩了轮回因果几件和道教同化了的信仰还流行民间，支配国民思想的已经完全是道教的势力了。我们不满意于“儒教”，说他贻害中国，这话虽非全无理由，但照事实看来，中国人的确都是道教徒了。几个“业儒”的士类还是子曰诗云的乱说，他的守护神实在已非孔孟，却是梓潼帝君伏魔大帝这些东西了。在没有士类来支撑门面的乡村，这个情形自然更为显着。新陇杂志里说，在陕西甘肃住的人民总忘不了皇帝，“你碰见他们，他们不是问道，紫微星什么时候下凡，就是问道，徐世昌坐江山坐得好不好？”我想他们的保皇思想，并不是从“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或“三月无君则吊”这些经训上得来的，他们的根据便只在“真命天子”这句话。这是玄穹高上帝派来的，是紫微星弥勒佛下凡的，所以才如此尊重！中国乡村的人佩服皇帝，是的确的，但说他全由儒教影响，是不的确的。他们的教主不是讲《春秋》大义的孔夫子，却是那预言天下从此太平的陈抟老祖。
我常看见宋学家的家庭里，生员的儿子打举人的父亲，打了之后，两个人还各以儒业自命，所以我说儒教的纲常本已崩坏了。在乡村里，自然更不消说，乡间有一种俗剧，名叫《目连戏》，其中有一节曰《张蛮打爹》，张蛮的爹说：“从前我打爹的时候，爹逃就完了，现在他打我，我逃他还追哩。”这很可以表示民间道德的颓废了。可是一面“慎终追远一却颇考究，对于嗣绩问题尤为注意，不但有一点产业的如此，便是‘从手到口’的穷朋友，也是一样用心。《新生活》二十八期的‘一个可怜的老头子’里，老人做了苦工养活他的不孝的儿子，他的理由是‘倘若逐了他出去，将来我死的时候哪个烧钱纸给我呢？’孔子原是说‘祭如在’，但后来儒业的人已多回到道教的精灵崇拜上去，怕若敖氏鬼的受饿了。乡村的嗣绩问题，完全是死后生活的问题，与族姓血统这些大道理别无关系了。”
此外还有许多道教思想的恶影响，因为相信鬼神魔术奇迹等事，造成的各种恶果，如教案，假皇帝，烧洋学堂，反抗防疫以及统计调查，打拳械斗，炼丹种蛊，符咒治病种种，都很明显，可以不必多说了。但有一件事，从前无论哪个愚民政策的皇帝都不能做到，却给道教思想制造成功的，便是相信“命”与“气运”。他们既然相信五星联珠是太平之兆，又相信紫微星已经下凡，那时同他们讲民主政治，讲政府为人民之公仆，他们哪里能够理解？又如相信资本家都是财神转世，自己的穷苦因为命里缺金，这又怎敢对于他们有不平呢？项羽亡秦，并不因他有重瞳异相的缘故，实在只为他说，“彼可取而代也！”把自己和秦始皇一样看待，皇帝的威严就消灭了。中国现在到处是大乱之源，却不怕他发作，便因为有这“命”的迷信。人相信命，便自然安分，不会犯上作乱，却也不会进取；“上等社会”的人可以高枕无忧，但是想全部的或部分的改造社会的人的努力，却也多是徒劳，不会有什么成绩了。
以上是我对于乡人的思想的一点意见，至于解放的方法，却还没有想出。
就原始的拜物教的变迁看来，有两条路：其一，发达上去，进为一神的宗教；其二，被科学思想压倒，渐归消灭。所以有人根据了第一条路，想用基督教来消灭他，这原是很好的方法，但相差太远，不易融化，不过改头换面，将多神分配作教门圣徒，事实上还是旧日的信仰。第二条路更是彻底了，可是灌输科学思想的方法很有应该研究的地方，须得专门的人出来帮助，这一篇里不能说了。一九二○年七月十八日，在北京。（《新生活》第三十九期） 二
上文是六年前所写，那一天正是长辛店大战，枪炮声震天，我还记得很清楚，至于这是谁和谁打，可是忘记了，因为京畿战争是那么多，那么改变得快。
什么都变得快，《新生活》也早已停刊了，所没有改变的就只是国民的道教思想。我以前曾指出礼教的根本由于性的恐怖之迷信，即出于萨满教，那么现今军阀学者所共同提倡的实在也就是道教思想。我拿出旧稿来看，仿佛觉得是今天做的，所以忍不住要重登他一回，不过我的意思略有变更，觉得上文末尾所说的两种办法都是不可能的。我要改正的是，“彻底”是决没有的事，传教式的科学运动是没有用的，最好的方法还只是普及教育，诉诸国民的理性。所可惜者，现今教育之发展理性的力量似乎不很可信，而国民的理性也很少发展的希望。我不禁想起英国弗来则（Frazer）教授着《普须该的工作》里的《社会人类学的范围》文中的话来，要抄录他几句。社会人类学亦称文化人类学，是专研究礼教与传说这一类的学问，据他说研究有两方面，其一是野蛮人的风俗思想，其二是文明国的民俗。他说明现代文明国的民俗大都即是古代蛮风之遗留，也即是现今野蛮风俗的变相，因为大多数的文明衣冠的人物在心里还依旧是个野蛮。他说：
我现在所想说明的是，为什么在有可以得到知识的机会之人民中间，会有那各种政治的，宗教的，道德的迷信遗留着。这理由是如此：那些高等思想，常是发生于上层，还未能从最高级一直浸润到最下级的心里。这种浸润大抵是缓慢的，到得新思想达到底层的时候（倘若果真能够达到），那也已变成古旧，在上层又另换了别的了。
假如我们能够把两个同国同时代但是智力相反的人的头揭开来，看一看他们的思想，那恐怕是截不相同，好像是两个种族的人。有一句话说得好，人类是梯队式地前进，这就是说，他们的行列不是横排的，但是一个个的散行进行，大家跟着首领都有若干不同的距离。这不但是民族中间如此，便是同国同时代的个人中间也是这样的。正如一个民族时常追过同时的别民族，在同一国家内一个人也不断地越过他的同僚，结果是凡能脱去迷信的拘束者成为民族中的最先进的人，一般走不快的则还是让迷信压在他的背上，缚住他的脚。我们现在丢开譬喻，直说起来，迷信之所以遗留者，因为这些虽然已使国内的明白人感到憎恶，但与别一部分的人的思想感情还正相谐合，他们虽被上等的同胞训练过，有了文明的外表，在心里还仍旧是一个野蛮。所以，例如那些对于大逆及魔术的野蛮刑罚，凶恶的奴制，在这个国里，直到近代还容许着。这些遗风可以分作两类，即是公的或私的，换言之，即看这是规定在法律内，或是私下施行，无论是否法律所默许。
我刚才所举的例是属于前项的。没有多久，巫在英国还是当众活焚，叛逆者当众剖腹，蓄奴当作合法制度，还留存得长久一点。这种公的迷信的真性质不容易被人发见，正因为他是公的，所以直到被进步的潮流所扫去为止，总有许多人拥护这些迷信，以为是保安上必要的制度，为神与人的法律所赞许的。
普通所谓民俗学，却大抵是以私的迷信为限。在文明国里最有教育的人，平常几乎不知道有多少这样野蛮的遗风余留在他的门口。
到了上世纪这才有人发见，特别因了德国格林兄弟的努力。自此以后就欧洲农民阶级进行统系的研究，遂发见惊人的事实，各文明国的一部分——即使不是大多数——的人民，其智力仍在野蛮状态之中，即文化社会的表面已为迷信所毁坏。只有因了他的特殊研究而去调查这个事件的人，才会知道我们脚底下的地已被不可见之力洞穿得多么深了。我们似乎是站在火山之上，随时都会喷出烟和火来，把若干代的人辛苦造成的古文化的宫阙亭院完全破灭。勒南（Renan）在看了巴斯多木的希腊废庙之后，再与意大利农民的丑秽蛮野相比，说道，“我真替文明发抖，看见他是这样的有限，建立在这样薄弱的基础上，单依靠着这样少数的个人，即使是在这文明主宰的地方。”倘若我们审查这些为我国民所沉默而坚定地执守住的迷信，我们将大吃一惊，发见那生命最长久的正是那最古老最荒唐的迷信，至于虽是同样地谬误却较为近代，较为优良的，则更容易为民众所忘却。……够了，抄下去怕要太长了。总之，照他这样说来，民众终是迷信的信徒，是不容易济度的。弗来则教授又说：
实际上，无论我们怎样地把他变妆，人类的政治总时常而且随处在根本上是贵族的。（案：我很想照语源泽作‘贤治的’）任使如何运用政治的把戏总不能避免这个自然律。表面上无论怎样，愚钝的多数结局是跟聪敏的少数人走，这是民族的得救，进步的秘密。高等的智人指挥低等的，正如人类的智慧使他能制伏动物。我并不是说社会的趋向是靠着那些名义上的总督，王，政治家，立法者。人类的真的主宰是发展知识的思想家，因为正如凭了他的高等的知识，并非高等的强力，人类主宰一切的动物一样，所以在人类中间，这也是那知识，指导管辖社会的所有的力。……这或者是唯一的安慰与希望罢。
一九二六年十月二日，时北京无战争
死法
“人皆有死”，这句格言大约是确实的，因为我们没有见过不死的人，虽然在书本上曾经讲过有这些东西，或称仙人，或是“尸忒卢耳不卢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