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这部手机还是“残忍”地送来了噩耗：当天凌晨四点多，91岁的母亲病情突然恶化，很快就去了。陈家祺坐在大巴上，视而不见地看着窗外的房屋、树木一晃而过，眼前又浮现出几天前回家时躺在病榻上的虚弱的母亲。
许是觉得自己的时间不多了，母亲喘着气断断续续地嘱咐陈家祺：过去乡亲们对我们很好，你当医生要好好帮他们治病，百姓的恩情要报啊……现在，这些话成了母亲的临终嘱咐。
在母亲的灵前陈家祺反复在心里默念：您老人家放心，我会继续照你的话去做。同时，他也再一次请求母亲原谅，他今天晚上不能为她老人家守灵了，因为第二天就是除夕，医院的事情太多，很多病人也等着他回去。他知道母亲会像往常一样，慈爱地挥挥手，叫他放心地去干工作。
当天晚上，陈家祺赶回了广州。
直到今天，陈家祺还愧疚地觉得自己没照顾好母亲。但所有的亲人都认为，谁说“忠孝不能两全”，陈家祺就做到了“两全”兼顾。
与光明结缘
在陈家祺40多年的行医经历中，他念念不忘、经常提起的，就是上个世纪60年代中后期和70年代初期，他曾经多次参加农村巡回医疗队，跑遍了广东的山山水水，为农民兄弟看病的日子。那段长达两年半的岁月，使他感受良多，终生受益。
1961年陈家祺从中山医学院医疗系毕业，以优异成绩被分配到中山医学院眼科教研组工作。如果说当时服从分配是他走向社会必须遵从的原则，那么，在他和那些患病的农民兄弟姐妹零距离接触后，他这一辈子就和眼科结下了不解之缘，同时也跟眼疾病人们之间有了不变的亲密关系。他从此自觉自愿地肩负起“携光明同行”的使命，不论何时何地，都不肯放弃。
陈家祺的童年记忆是和青山绿水相连的，是和勤劳善良的父老乡亲相连的，但只有当他以医生的身份来到农民之中时，他才真正感受到他们的艰难和疾苦，也感佩于他们的质朴和隐忍。他觉得就是从那时候开始，自己才真的长大了，懂事了。一种责任感油然而生，他暗暗告诫自己：要尽力为他们做点事。而自己实实在在能做的，是为一双双患病受伤或缺损、黯淡无光的眼睛，重新点燃光明之火。
30多年前的广东农村，大部分地区都很贫穷、落后，缺医少药是普遍现象，医疗条件就更是“小葱穿豆腐——不能提”了。有一次，陈家祺和他的导师杜念祖到了一个偏僻的村子，看到那里的人们普遍患有严重的沙眼，但从来没想到要去医院治疗；因白内障导致失明的人也比较多，有些病人50多岁得了白内障，拖到80岁还没有做手术。他感到了锥心的痛楚。
陈家祺记得最清楚的，是医疗队每到一处，人民公社的有线广播就用高音大喇叭反复播：“好消息，好消息，毛主席派来的省城医疗队来了！”
这在只有“赤脚医生”医头疼脑热的乡村里，确实是个大好消息。长期劳作的村民们哪家没有病人呀，他们几乎马不停蹄，扶老携幼，有些更是抬着患病的亲人赶到公社所在地。
陈家祺是眼科医生，他面对的病人男女老少都有。那时计划生育政策还没严格执行，农民家普遍孩子多，粗生粗养，难免疏于照料，磕磕碰碰的事常常发生，没有玩具，树枝棍棒都拿来玩，逢年过节有鞭炮烟花放，那就更是乐得什么都忘了。玩着玩着一不小心伤着眼睛，大人又没钱没时间领着去看医生，要么凭经验找些草药来敷，要么让孩子忍忍以为就扛过去了。等到视力越来越模糊，这才着急。能碰上省城的医生真是谢天谢地了。
除了孩子，眼睛出毛病的就大都是青壮年的男人了。他们是家里的主要劳力，长年在野外劳动，爬山越岭，起早贪黑，谈不上有什么保护措施，受点外伤是常有的事。而且伤了还一样接着干活，不到撑不住的时候就不会停下——手停口就得停，全家人靠着他吃饭呢，哪敢随便停啊。就这样，等到省里来了医生才去看，情况自然很不好了。有些本来可以保住的眼睛，连光感都没了，谁也没法治。
每每看着有些病人满怀着希望而来，却流着眼泪离去，陈家祺的心就像刀割一样疼痛。他恨不得自己变成神医，让他们一个个解除痛苦，重见光明。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更认真的给农民兄弟治疗，他越来越觉得自己的工作很有价值。
乡下条件差，门诊和手术经常就安排在公社简陋的礼堂里。那时，陈家祺已经是技术熟练的医生了。他要做的眼科手术哪怕再简单，病人也得住好几天，不想耽误家里的农活，病人多数只带一个小孩来跟着，照顾说不上了，也就是可以为眼疾病人看看路当当拐杖而已。
陈家祺体谅农民兄弟，他尽最大的努力同时承担几种角色：医生、护理、保姆。洗眼换药就不用说了，端茶送水也是常事，有时连喂饭喂药、倒屎倒尿都干。
好多回，病人行动不便，陈家祺就挺身而出，连扶带背。当时这样做的远远不止他一个，但他始终是做得最好的人之一。
有一次陈家祺跟随医疗队到韶关农村，那里是山区，从一个村到另一个村要走几个钟头。一天，他们在一个小山村做了几例手术，天差不多黑了，村长才想起来山背那边还有个叫阿昌的盲人，不知道能不能治。陈家祺说赶快把他找来吧，我给他看看。
40多分钟后，阿昌被扶着来了。陈家祺仔细检查后，确诊他为一只眼已经萎缩，另一只眼有一个严重的粘连性白斑，仅存光感。
阿昌是个孤儿，独住一间小屋，没钱看病，视力越来越差。可就这样，他还摸索着上山砍柴，然后挑到镇上去卖，尽力自己养活自己。陈家祺被阿昌顽强与厄运抗争的精神所打动，决心让阿昌复明。他把阿昌带到镇卫生院，给阿昌做了瞳孔成形术，最终阿昌有了0.5的视力。
阿昌高兴地走了，留给了陈家祺很多的思索，他知道了肩上有多重的担子，他明白了今后的路有多艰巨，但他义无返顾。现在想起阿昌，陈家祺说：如果那时能做上角膜移植就更好了。
每次从乡下回到广州，陈家祺都觉得有种紧迫感：有那么多的眼疾病人等着他去治疗，有那么多的眼科医学难题等着他去攻克，时间对于他来说总是不够用。
30多年后的今天，一位当年和他在一个医疗队的老护士长回忆起来，连声赞道：“菩萨，他是菩萨心肠，那时候他就是这样，一天到晚不休息，对病人像对自己的亲人，农民都喜欢他”。
多次巡回医疗，对陈家祺来说，如雨露滋润，如阳光沐浴。现在病人们都说需要陈家祺这样的好医生，反过来，陈家祺总认为是人民群众养育了他，使他和光明结了缘。
还有一个重要的收获，那就是大量的临床实践、复杂的各类眼疾，使陈家祺受到极大的磨练，成就了应付自如、精益求精的技术，除了他最拿手的角膜移植术之外，眼科的其他各种手术他都能做得很好。这在手术分工越来越细的今天，显得尤为可贵和罕见。
大医有大德
行医40多年，陈家祺对自己的评价是：一个称职的、负责任的医生。
他这样说决不是简单的自谦，而是他执著地认定：医生就应该这样去做。在他的自我评价后面，他实际上做到的何止于此啊——
——他治好了成千上万的患者，是我国完成角膜移植数量最多的医生，已施行手术1万1千多例，将光明带给了那么多濒临绝望的病人；他指导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进修生近千名，培养了19名出色的眼科博士研究生，其中7名弟子已经是单位的学科带头人；他的眼科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比如确立了蚕蚀性角膜溃疡的手术治疗原则，提出了新的良、恶性分型标准；比如研发了Fk—506的眼局部剂型——眼药水和纳米微粒子滴眼液；比如发展和完善了感染性和外伤性角膜病的治疗性角膜移植技术，主持创立了我国大型眼库之一——广东省眼库；比如设计并指导研究生完成了准分子激光角膜屈光性手术的系列研究……还有，他领导的病区成为了公认的全国一流的角膜移植中心，他从临床实践中总结经验，撰写、发表了论文306篇，其中有72篇总共被引用352次，可以称得上是转述最多的大家之言之一。
这样的医术，这样的成就，同行有几人可以企及！
透过那些专业术语组成的研究成果和枯燥简单的数字，更让人动容的是一个又一个发生在陈家祺和病人之间的真实故事——
29年前，也就是1977年，梁耀彬因双眼患病，几经周折从家乡来到了广州。站在眼科医院门诊楼前，他人生地不熟，加上都快“两眼一抹黑”了，他一时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这时，一位穿着白大褂的医生经过，见到他的模样，立即询问他的情况，很快就给他作了详细的检查，并告诉他：“你患的是蚕蚀性角膜溃疡，病情已经很严重了，眼球随时可能穿孔，要尽快住院做角膜移植手术。”
接着，这位和蔼的医生在梁耀彬的门诊病历上写了“角移”二字，又加了一个英文字母“A”（这是陈教授表示优先做手术的记号），叫他第二天来住院。
直到在医院住下了，梁耀彬才知道，昨天那位医生叫陈家祺，出了名的医术好，人品好。
很快，陈家祺就为梁耀彬做了第一次指环形角膜移植手术。开头还算顺利，没想到手术快结束时突然停电了，陈家祺镇定地叫护士拿来手电筒照明，细心地为他缝完了最后两针。
这次手术为梁耀彬保住了双眼球，视力也基本恢复了。但当时他并没有想到，这只是他漫漫求医路的开始。
从那以后，他隔一段时间就要回眼科中心复诊。因为家在外地，即使搭最早的班车赶到广州，往往也挂不上陈家祺的号，陈家祺就总是给他加号，让他能尽快看完病好赶回去。
一眨眼就是20多个寒暑，梁耀彬已经是人到中年。有时他会感叹命运的不公，差点把他打入黑暗的深渊；但更多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到广州求医的第一天就遇上了陈家祺。
正当他以为今后的路可以平平稳稳走下去时，新的不幸降临了——2001年，他因蚕蚀性角膜溃疡复发再次住院，此时的他刚刚下岗，生活比较困难。躺在病床上，想着有些医生和他说过：“你的一只眼睛即使再做手术也不会有视力”，直如万箭穿心，没了生趣。既然如此，留着眼球又有何用！人活到这个地步，还顾得上脸面和美观吗？
梁耀彬爬起来找到陈家祺，说：陈教授，你干脆帮我把眼球摘除吧，反正没有希望了。
陈家祺听了不同意，找来陈龙山教授一起说服梁耀彬：你还年轻，还可以做很多事情。没有了一只眼睛是痛苦，但人生路还得往下走，何况你还有另一只眼睛呢！我们帮你做结膜覆盖手术，保住眼球，也还是为了尽量帮你保持原来的形象，留住多一些的自信，对今后工作、生活都有好处……
梁耀彬被深深感动了：我的眼球，他们却这么爱护，我自己怎么能放弃呢！
陈家祺再次为他做了手术。
手术后的一切印证了陈家祺的话，因为保住了眼球，梁耀彬的正常生活、工作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他心里的感激无以言表。而不久后他亲眼看到的一幕，让他的心灵在震颤中得以净化——
那天他回病区等候复查，陈家祺照例在检查室为排着队的病人复诊。与往日不同的是陈教授的笑容有些勉强，而且不时要停下手来，用力按一按腰部。
旁边的病人在小声议论：“陈教授最近腰好象不大好，可能太累了”。
“是啊，他这么忙，60多岁的人了，还一天到晚为我们看病、做手术，不腰痛才怪呢”。
……
正说着，几位医生护士急匆匆走来，说：陈院长，车已经来了。您一定要去看看，腰椎间盘突出要尽早治。
陈家祺还想推辞，几位同事不由分说拉着陈家祺就走，边走边说：这回你要听大家的，劝您多少次您都没空去看，再不能拖了……
病人们自动让开一条道，看着陈教授被几位同事“押送”走，都默默地祈祷陈教授的病快点好。
就在这时，陈家祺看见了在病区走廊里等着的梁耀彬，连忙说：“你在这里等一等，我会很快回来的”。
梁耀彬愣住了，泪水顿时盈满了眼眶。冲着陈家祺的背影他在心里喊：您一定要健健康康，那是我们大家的福气啊。
又是几年过去了，梁耀彬找陈家祺看病进入了第30个年头。他至今还保存着第一次来眼科医院看病时，陈家祺写了“角移”二字的病历本；在他心里，陈家祺早已经不单纯是他的主治医生，更是他的恩人，他的师长，他的榜样。
来找陈家祺的病人，大多是在当地医院医治无效、或是多家医院都表示无能为力的情况下，打听到广州有个陈家祺教授后，抱着最后一线希望来的。因为病情险恶、复杂，手术难度特别大，效果也不一定理想。
遇到太难治、没有足够把握的患者，明知道陈家祺不会放弃，有人还是出于好心委婉地劝陈家祺：“不要接这个病人了，万一手术效果不好，病人可能有意见，也影响您的声誉”。
结果仍然是病人很快住进了医院，手术也照常进行。陈家祺不是不知道有风险，也不是不爱护自己的声誉，而是他觉得对任何一个病人，都不能放过一丝希望，那种以放弃治疗某些病人为代价的虚名，再大他也不要。反过来，只要医术过得硬，能多治好一只眼睛，少一些所谓的名声，又有什么关系呢。
2003年的一天中午，将近一点钟了，陈家祺才从手术室出来，一位东北老汉牵着几近失明的女儿在门口堵住了他。这位叫王兴凤的农家姑娘十分不幸，出生不久就因为双眼角膜进行性浑浊，视力逐渐下降，20岁时已是只能看到眼前的手指数了。多彩的世界在她眼中一片模糊，美好的人生对她而言似乎只有黯淡的前景。
多年来，家住边陲小镇漠河的王兴凤跟着父亲，跑了北方不少大医院，都未能得到明确的诊断，病情也始终未能控制和好转。后来，北京同仁医院的一位医生告诉父女俩：去广州中山眼科中心找陈家祺教授吧，那是最后的希望了。
听了这位父亲的诉说，陈家祺那颗同样是父亲的心一阵紧缩，他不顾辘辘饥肠，马上为病人作了初步检查，凭着精湛的医术和丰富的经验，他判断是一种极少见的角膜营养不良，必须手术治疗才能提高视力。
王兴凤住进医院不久，陈家祺就分别为她的双眼做了板层角膜移植。术后对病变角膜进行的各种检验都证实了陈家祺的诊断是准确的。这种角膜病变是一种与遗传有关的胶滴状角膜营养不良，之前国外只有几十例报道，国内则未见完整记载。
拆开纱布的一刹那，王兴凤看到了记忆中第一次清晰的世界，看到了陪伴他四处求医的父亲，也看到了她万分感激、无以回报的陈教授，她哭了。
每次遇见这种情况，一向从容淡定的陈家祺竟有些无措，但他的心底充满了快乐，这种快乐是全心付出后的快乐，是取得成功后的快乐，也是不求回报、却有收获的大快乐。
出院时，王兴凤的双眼视力分别达到了0.4和0.3，父女俩的心情如万里晴空，灿烂明朗。唯一发愁的是来广州前的治疗已经花光了家里的积蓄，他们是举债南下的。现在，王兴凤角膜移植后抗排斥治疗的费用，他们已经承受不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