媳妇的起居风习也是鸡刚啼，就起身洗脸漱口，梳头，用黑缯包成发髻，加上发簪，用练缯束结头发，系上大带。左边佩上擦拭用的手巾、小刀、磨刀石、解小结的锥子、用金属制作的取火工具；右边佩上针、针襄、线、丝棉絮、贮放这些东西的小囊、解大结的大、钻木取火的木燧、系上香囊，穿鞋结带。
然后夫妇俩就去父母、公公婆婆的住处。到了那儿，要和颜悦色，问暖问寒；如有疾痛疴痒，要恭地按摩搔挠。出出进进，就得或先或后地恭敬地搀扶着，进行洗完毕，就递上擦试的巾。再询问想要吃什么，从而恭敬地送上，用柔顺的神色随尊长的意思。早餐是、酏、酒、醴、、羹，午餐、晚餐是菽、麦、稻、黍、梁、秫，只要是尊长想要吃的就上安排，并且还用枣、栗、饴、蜜来使饮食甘和，而堇、、粉、榆四种或用时新或用干的，并经来使饮食柔滑，用脂、膏来使饮食膏沃香美。要侍侯父母、公婆尝过以后，才能退下。
未及冠、未及笄的未成年男女的起居风习是，鸡刚啼，就起来洗漱口，梳头，做发髻，戴上齐眉的发饰，男孩扎总角，女孩扎衿婴，都佩上香袋；在天色微明时就去向父母请安，询问是否吃过了什么。如果父母已吃过了早餐，就可退下；如果还未吃过，就要侍奉、照顾父母吃饭。
总之，据《礼记·内则》记载：周俗家中不论上下尊卑长幼的起居风习都是，鸡刚啼就得起来，洗漱口，穿好衣服，收拾枕席，洒扫内室和庭堂，安排坐席，再各人去干各人的事。只有小孩子早睡晚起，可以随心所欲，饮食也不定时间。如果儿子是受命于朝廷的命士，由于地位较尊贵，父子都要各有寝门、寝室。天色微明就去向父母请安，并用美味甘甜的食物孝敬父母；太阳出来后就可告退，各人去干各人的事；太阳下山后再去问候父母的晚餐，又用美味甘甜的食物孝敬父母。父母、公公婆婆早上起身后将坐时，要奉坐席请问铺设在什么地方；将要更换卧处，年长的要奉卧席请问脚朝什么方向。年少的要拿着坐卧的用具让他们坐下，侍侯的人要捧上小几供他们倚靠，然后收拾席、簟，并把被子捆了悬挂起来，把枕头放进箱箧，卷起簟席包藏好，以免弄脏。父母、公公婆婆的衣、被、簟、席、枕、几，不要随便移换地方；手杖、鞋子，不敢乱碰乱动；敦、牟、卮、这些饮食器具，若不是去吃他们剩余下的东西就不敢用；以及尊长平时吃的食物，若不是吃剩的，就不敢去吃这些东西。父母在世，朝晚进餐，由儿媳妇在旁照料，然后再吃他们吃剩的，每次要把吃剩的都吃完。父亲已去世，母亲还在，就由长子侍侯饮食，其他儿子、儿媳也像当初在旁照料一样。甘甜柔滑的食品，就给小孩子吃掉。
此外，据《礼记·内则》记载：周俗的起居，还按宫室的构造，分辨内外；男子住外面，女子住里面；宫深门固，还有阍人和寺人把守；男子不能入内，女子不能出外。男女不同用一个挂衣架，妻子不敢把自己的衣服悬挂在丈夫的衣架上，不敢把自己的衣物收藏在丈夫的箱箧里，不敢和丈夫同用一个浴室洗澡。丈夫不在家时，应把他的枕头收进箱箧，把他的簟席也包藏在器具里。年少的奉侍年长的，卑贱的奉侍尊贵的，都应该这样。夫妇只有到了七十岁，才可以同居共寝，不避嫌疑。
四、交通风俗
1.径、畛、涂、道、路与驿传
先秦自夏代起就开始修建交通网络。《左传》襄公四年引《虞人之箴》追述说：“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发掘出一条属于夏代的道路，路面宽12—2米，厚5厘米，是用陶片和碎石子铺垫筑成《山西夏县东下冯龙山文化遗址》，《考古学报》1983年第1期。偃师二里头夏末都城遗址中除了有用鹅卵石铺成的石子路及红烧土路外，还出土了一条铺设讲究的石甬路，路面宽035—060米，甬路西部由石板铺砌，东部用鹅卵石砌成，路面平整，两侧保存有较硬的路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三、八区发掘简报》，《考古》1975年5期；《1980年秋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报告》，《考古》1983年3期。国家的宣会官常在交通要道口号令众下，《夏书·胤征》中就有“每岁孟春，遒人以木铎徇于路”的记载。
商代的道路交通网络进一步发展，《诗经·商颂·玄鸟》云：“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邦畿千里，维民所止。”其道路以殷墟王邑为中心通往四面入方的道路主要有东南行通往徐维地区的大道，东北行通往今辽宁朝阳等地的大道，东行通往山东益都古蒲姑的大道，南行通往湖南，江西的大道，西行通往陕西的大道，西北行通往太行的大道等6条彭邦炯：《商史探微》，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第269页。王邑内主干大道宽敞平直，路土坚硬细密，土质纯净，厚达半米左右；路面中间微鼓，两边稍低，便于雨水外淌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队：《1983年秋季河南，偃师商城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4期；赵芝荃等：《偃师尸乡沟商城的发现与研究》，《中国古都研究》第三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87年版。一般路面结构类似三合土袭学峰：《我国商代就有陶瓷窑——清江县吴城遗址考古新发现》，《人民日报》1987年7月23日。
周代在商代“王道”的基础上“相土地之宜，水土之便……辟开修道”。《汲冢周书·大聚解》。形成了径、畛、涂、道、路的交通网络，俗称“五途”。《周礼·夏官·司险》云：“设国之五沟五途。”
径，指人及牛马行走的小路。《说文解字》云：“径，步道也。”段玉裁注：“此方步道，谓人及牛马可步行而不容车也。”《周礼·地官·遂人》云：“夫间有遂，遂上有径。”郑玄注：“径容牛马，”《诗径·大雅·生民》记载姜弃后稷的故事云：“诞置之隘巷，牛羊腓字之。”郑玄笺：“天异之故，姜置后稷于牛羊之径，亦所以异之。”
畛，指田间小路和牛车行走的路。《诗径·周颂·载芟》云：“丰耦其耘，租隰徂畛。”孔颖达疏：“畛是地畔道路之名。”《楚辞·大招》亦云：“田邑千畛，人阜昌只。”王逸注：“畛，田上道也。”另外，《周礼·地官·遂人》郑玄注：“畛容大车。”大车即牛车，可见畛既是田间小路，又是牛车行车的路。
涂，指容乘车一轨的路。《周礼·地官·遂人》郑玄注：“涂容车一轨。”轨：两轮之间的距离为轨。
道，指容乘车二轨的路。《周礼·地官·遂人》郑玄注：“道容车二轨。”路，指容乘车一轨的路。《周礼·地官·遂人》郑玄注：“路容车三轨。”此外，由于交通的发达，道路的名称也呈多样化：
有国君驰走的车马大道，俗称“驰道”，《礼记·曲礼下》孔颖达疏：“驰道，正道。如今御路也，是君驰走车马之外。”
有城中南北之路，俗称“径途”。《周礼·冬官·考工记》云：“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纬。径途九轨。”
——有环城之路，俗称“环途”。《周礼·冬官·考工记》云：“环途九轨”郑玄注引杜子春云：“环途为环城之道。”
——有城外之路、俗称“野涂”。《周礼·冬官·考工记》云：“野涂五轨。”贾公颜疏：“周（都城）外谓之野。”
——有在险绝之处傍山架木修建的路，俗称“栈道”或“阁道”。《战国策·秦策》云：“栈道千坦克，通于蜀汉。”高诱注：“栈，棚也。施于险绝以济不通。”
——有小巷、胡同、俗称“衖”。《说文解字》云：“衖，里中道也。”段玉裁注：“引中也，凡夹而长者皆曰苍。《尔雅》‘宫中衖谓之壶’是也。十七史言弄者，皆即巷字，语言之异也。”
——有四通八达之路，俗称“衢”。《说文解字》云：“衢，四达谓之衢。”《左传》昭公二年云：“尸诸用氏之衢。”杜预注：“衢，道也。”此为后世“通衢”说之源。
周代之俗，据《国语·周语中》的记载，道路两旁要种植树木，谓之“列树以丧道”；按照一定的时候进行修理，谓之“雨毕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设置“司空”一职专管路政，谓之“因之秩官……司空视涂”。
先秦之时不仅道路网络越来越发达，而且传驿制度也逐步完善起来。
起初，高代武丁之后，为了保障道路安全畅通，一般在干道附近的高丘或山上设立据点以那个路守，俗称“”。《粹》1034：“辛已贞，王惟癸未步自。”《说文解字》云：“，也。”当为防御木棚墙或土一类的人工构筑设施。《说文解字》云：“，隗高也。”指其设立高处。其设置以数目为序，首站单称“”，此后称“二”、“三”……各站间的间跨约有一日之程。按《韩非子·难势》所云：“良马固车，五十里而一置”，则自首站至四站，可按路段约有200至250里左右。
与此同时，商俗还在干道上建造旅馆供贵族过行寄舍，俗称“羁”《合集》28162，甲骨文字形或像系马于栅栏或从手持鞭，勒马驻止之意。《广雅·释诂》云：“羁，寄也。”《周礼·地官·遗人》云：“以待羁旅。”郑玄注：“羁旅，过行寄止者。”羁与一样，也是按数目顺序编次，羁与羁之间大约有二三十里的距离。商王朝的中心统治区约方园二三百里之内，在王都周围半径百里开外的干道上，均专设过行食宿的“羁”舍，其他各地则由沿途臣属方国提供食宿之便。商代的驿传是由专入传送到底。
周代的驿传则形成了倒换车马和传者的风俗。《说文解字》云：“驿，置驱也。”段玉裁注：“言骑以别于车也。为传车，驿为置骑，二字之别也。”故驿是指传递官府文书的车马，传既指传递消息的车马，又指供传递消息的人或来往贵族官员暂住的驿站。周俗“传”又俗称“遽”。据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所记，“传”与“遽”的区别在于尊者乘传，卑者乘遽。但两者也常连用，《周礼·秋官·行夫》云：“行夫掌邦国传遽之小事。”此外，周俗边境上的驿站俗称“邮”。《说文解字》云：“邮，竟上行书舍。”《孟子·公孙王上》云：“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
由于周代驿传的发达，旅馆业也更兴旺起来，《周礼·地官·遗人》云：“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馆，候馆有积。”《国语·周语中》中则将沿途的旅馆分为“馆”、“寄寓”和“施舍”三类。馆专为接待国家的宾客，寄寓和施舍则为平民所设。只要按照周礼的规定接待，人们都会有“宾至如归”《国语·周语中》。之感。
2.跬步之行
先秦之时在相当一个时期内人们远行基本上是靠徒步行走，正如《墨子·辞过》所云：“古之民，未知为舟车。”商代甲骨文中的“遴”字《粹》1543，像一个蹭蹁行走在衢道之间，特别突出了人的足部，象征徒步行走之意。据有的学者统计，甲骨文从足止的字有260个以上；从行字的字有132个，其中与足止有关的有47个岛邦男：《殷墟卜辞综类》“检字索引”。转引自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15页，约占3561%，可见商代一般的人远行都是徒步而行。
商俗，徒步而行往往手持木棒作手杖而行，甲骨文中出发的“发”字象形为持棒而行之意。这根手杖作用甚大，既可探路，又可辟草，还可投击蛇兽，是当时人们徒步而行必不可缺少的古老的交通工具。除手持木棒作手杖徒步而行之外，有的还持戈类的长兵器徒步而行。甲骨文中的《合集》6948，即象征持戈步行于道中之意。故《诗经·大雅·公刘》云：“干戈戚扬，爱方启行。”
对于这种徒步之行，先秦后来俗称“跬步”。《大戴礼记·劝学》云：“是故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王聘珍解诂：“跬，一举足也。”俗规跨出一只脚为跬，左右两足均跨一次为“步”。
3.从筏子、独木舟到木板船
先秦最初使用的水上交通工具是筏子，俗称“桴”和“”或“”。这种筏子均用竹或木编成。《论语·公治长》云：“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何晏集解：“大者曰，小者曰桴。”故而《国语·齐语》中有“方舟设，乘桴济河，至于石枕”的记载；《楚辞·九章·惜往日》中有“乘汜以下流兮，无舟辑而自备”的记载。
继筏子这后，又出现了一种新的水上交通工具——独木舟，俗称“舟”。《周易·系辞》云：“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辑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据文献记载，夏代已有舟，《今本竹书纪年》有帝相二十七年，“浇伐斟，大战于潍，覆其舟，灭之”的记载。《论语·宪问》云：“浇荡舟”；《皋陶谟》亦云：“无若丹朱傲……罔水行舟”，正是《楚辞·天问》所记“释舟陵行，何以迁之……覆舟斟寻，何道取之。”此外，《帝王世纪》中亦有夏桀“与妹喜及诸嬖妾同舟浮海，奔于南巢之山而死”的记载。
商代用舟之俗更为流行，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已有舟字。从这些舟字的象形看，商代的舟已不是独木舟，而是用数块木板组装而成的木板船了，这是先秦用舟之俗的一个重大变异。因此，商代甲骨文中还有人立于舟上或挑货立于舟上的字体构形，说明商代用舟戴人兼运货的风俗已开始在民间流行。为了出航的安全，商俗用舟之前要占卜，甲骨卜辞云：“甲戌卜，争，贞来辛已其旬。”《甲骨文合集》11477。说的是商王要乘舟巡游，提前8天预卜。有时还反复卜问哪一天可以登舟出航，以卜天气阴晴，有风无风，有雨无雨，以决定是否登舟成行。《甲骨文合集》20272、20273。
重要的用舟出航还要举行隆重的仪式，甲骨卜辞云：“癸卯卜，，贞祝，惟左邕。癸卯卜，，贞祀祝。癸卯卜，，贞其祝。”《甲骨文合集》30757。反复贞问动用左邕之舟的祀祝仪式。
及至周代，用舟之俗不仅在民间流行，而且由于木板船越造越大越好，还成了战争的工具——战船。《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云：“夏，楚子为舟师以伐吴。”杜预注：“舟师，水军。”现在我们从河南汲县山彪镇战国铜鉴上所见到的水战纹饰中可见当时战船结构之一斑。
此外，周代还有用舟架浮桥之俗。《诗经·大雅·大明》云：“造舟为梁，不显其光。”孔颖达疏：“造舟者，比船于水，加板于上，即今之浮桥。”
4.马车、牛车和人力车
先秦之时从夏代起人们已有造车和用车之俗。《世本·作篇》称：“奚仲作车。”《山海经·海内经》亦称：“番禺生奚仲，奚仲生吉光，吉光是始以木为车。”《古史考异》则云：“禹时奚仲驾车，仲又造车。”《太平御览》秦七七三引。《新语·道基》亦云：“奚仲乃桡曲为轮，因直为辕，焉马服牛。”《史记·夏本纪》云：大禹治水时“陆行乘车。”可见奚仲或其子吉光是最早造车的人，大禹是最早乘车的人。此后，《世本·作篇》中又有“相土作乘马”，“王亥作服牛”的记载，说的是在夏代初期商代三世祖相土用马驾车，七世祖王亥用牛拉车。这些记载虽然各自矛盾，但夏代已有马车和牛车的制作和利用之俗则是十分清楚的。所以，《说苑·君道》云：“禹出，见罪人，下车问而泣之。”《帝王世纪》亦云：夏桀“以人架车。”《太平御览》秦八二引。均是用车之俗记载。
商代用车之俗比夏代更为广泛，《诗经·商颂·那》云：“约错衡，八鸾，以假以亭。”说的是四方诸侯乘坐豪华的马车，到商王邑来献享。《商颂·玄鸟》亦云：“武丁孙子，武王靡不胜，龙十乘，大是承。”说的是时有各地的贵族，乘坐各式各样的马车出入往来于商王邑。除民用外，马车还用于军事，《墨子·明鬼下》云：“汤以车九两，鸟陈雁行，汤乘大赞，犯遂下（夏）众，人（入）之郊遂。”甲骨文的车字极形象，作《甲骨文编》卷十四。1935年殷墟第11次发掘，在西北冈王陵区东区发现一个车坑，有战车25辆。据宋镇豪先生统计，目前在安阳殷墟晚商的遗物中、前后共发现有54辆整车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中国社科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227—229页。这些车以一车二马为俗，即两马驾辕。经过复原，商代马车的完整形象再现于世。
这种马车都是独辀车，辐条一般为18根。衡为1米左右的直木棒，两侧各缚一人字形轭，用以架马。车厢，俗称“舆”，为长方形，可容乘二三人，车后留缺口，供乘员踏石几上下孙机：《中国古代独马车的结构》，《文物》1985年8期。乘员按习惯采用曲膝跪坐姿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