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生中，有许多信念与习惯，其中，“难遭难遇”这四个字令我毕生受用无穷！
我出生在历史上著名的鱼米之乡——江苏扬州，我觉得这是一件“难遭难遇”的美事。家父忠厚老成，家母精明能干，童年庭训，爱的摄受与力的折服兼而有之，我感到真是“难遭难遇”。在很自然的因缘下，礼志开上人披剃，他有着恢宏的气度，不希望我终生随侍在旁，因而及早将我付诸十方大众，进入丛林苦修，我能投皈在这么伟大的师父门下，实在是“难遭难遇”。
我出家的地方，是有“六朝圣地，千佛名蓝”之称的栖霞山。在古寺深山里十年，我看到春暖花开的寺周桃杏，也看到深秋漫山的枫叶，我接受善知识炎热严威的考验，也尝到寒冬冰雪般的严峻教化，成就了我的法身慧命，我衷心感到“难遭难遇”。及至行脚台湾，先是落脚在佛寺中，搬柴、运水、拉车、采购……无所不做。后来，又替人看守林产，日夜巡山，这一切“难遭难遇”的经验，无不是在磨炼我的心志，长养我日后淬励奋发的道念。
来台后，由于生性内向，故先投入佛教文化圈中，编辑佛教刊物，但以食宿无着，而改从事佛教教育工作。未久，却遭佛学院因故停办，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得鼓起勇气走入社会弘法。就在这种机缘下，我开始与大众广泛接触，养成我“以众为我”的习性，可谓“难遭难遇”。
二十五岁至三十岁时，多少国家邀我讲经弘法，但我因不懂英文，只得婉拒好意；多少寺院请我主持法会，我也因不擅梵呗唱诵而辞却盛情。现在想想，正因为如此，我才得以安心办道，专意以弘法利生为家业己志，这何尝不是一种“难遭难遇”的因缘呢！当时台湾寺庙囿于思想保守，不易接引青年学佛，欲培养佛教人才，惟有自设道场一途。佛光山，就是在这种理想下开辟而成。所谓“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所有的困难阻挠、贫乏空无，无一不是“难遭难遇”的逆增上缘。
一九八五年，我自佛光山退位后，承各方信徒爱护，未曾将我遗忘，这里邀我讲经，那里请我弘法，在盛情难却之下，日子未见清闲，反益形忙碌。马不停蹄的云游行脚，足迹遍布海内外，使我结缘更广。虽然舟车劳顿，总有一股“难遭难遇”的法喜，鼓舞着我精进不懈。“国际佛光会”这个世界性的佛教组织终于在一九九二年五月中旬诞生，各地会员也正急遽增加之中，佛教发展至此，可谓永劫刹那，“难遭难遇”。
别人给予我的慈悲关怀、喜舍协助，即使是点滴恩惠，在我心目中，永远都是“难遭难遇”的善缘。例如，四十年前在宜兰弘法时，物资缺乏，一文不名，每天只能就着一架破旧的缝纫机上撰写文稿。数个月后，信徒将附近监狱中即将丢弃的书桌拣来给我使用。供养虽非珍珠玛瑙，出自一片诚心，却是“难遭难遇”。
年轻时，经年累月，三餐不饱，一位老太太阿绸姑常常送来一碗面、两片面包，给我止饥。清夜自扪：我何功何德？彼此又是萍水相逢，承她厚爱，把我当作师父或是儿子看待，此种恩情，“难遭难遇”。王郑法莲老太太与我素无深交，但凭一股信佛虔心，拿了我所撰写的《无声息的歌唱》和《玉琳国师》，沿门兜售，竟然各卖了两千本。我所有初期弘法和教育事业，一盒粉笔、一个幻灯机，她都赞助，在人情纸薄的社会里，尤其感到“难遭难遇”。现在我将高龄九十多岁的王老太太接来佛光精舍居住，颐养天年，也算聊表寸心。
二三十年来，不少青年学子随我出家为僧，本着“有教无类”的精神，我对他们牺牲奉献，现在有八百僧伽之多，更有许多护法居士奉行佛光山“人间佛教”的宗旨，尤以支援建寺，帮助印经，发心服务，出钱出力，这一切的一切，令我不时有着“难遭难遇”的感受。
春风秋雨固然可以润泽群生，秋霜冬雪也可以成熟万物。青少年时，师长们无情的打骂，无理的要求，孕育我服从、坚忍的性格，使我安然闯过人生中的每一个惊涛骇浪，这种“难遭难遇”的教育方式，实在功不可没。
初出道说法，往往为一句讲辞、一段例证而斟酌半天，案牍劳神，及至今日，在各地奔波，或广开大座，或随缘法施，信口道来，只觉得俯拾即是佛法。大众慈悲，肯听我演讲，促使我深入经藏，慧解熏修，每思及此，惟有一句“难遭难遇”，足以略表心中无限感激。
有人欺骗我时，自忖我是出家人，就必须宽大为怀；有人毁谤我时，自思我是出家人，就不会寻仇报复；有人加害我时，自许我是出家人，就需以慈心相向；长年经历困顿蹇厄的环境，并没有将我打倒，唯愿天下苍生皆得福禄寿喜；经常遇到无理取闹的众生，也没有令我气馁，惟有祝祷法界有情智慧如海，明理通达。所有的冤亲债主、荣辱毁誉，透过“难遭难遇”的信念，化为忍耐、宽容，便能逆来顺受，甘之如饴。
生命中一切好坏荣衰，都因为我有了这个凡事作“难遭难遇”想的性格，而使我的人生充满了喜乐与幸福！
（一九九二年七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