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末期，长江下游曾出现一个显赫一时的诸侯国。它就是多次北上争霸的吴国。关于吴国的开创者，太史公司马迁的《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得很明白。司马迁认为，地处南方的长江下游的吴，是所有诸侯国中资历最深的西周姬姓同姓国。所以在《史记》中，吴太伯列为世家第一。
《史记》记载：太伯（一作泰伯）和他的弟弟仲雍，都是周太王的儿子，季历的兄长。他俩为了成全父亲想传位于季历的意愿，出奔到南方荆蛮，文身断发，不再回去。季历后来被立为继承人，他的儿子昌就是有名的周文王，在周文王手里奠定了灭商兴周的基础。“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史记·吴太伯世家》）太伯死后，传位于弟仲雍。传到仲雍的第四代孙周章时，北方周武王灭商，分封诸侯，“求太伯、仲雍之后，得周章。周章已君吴，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于周之北故夏虚，是为虞仲，列为诸侯。”（《史记·吴太伯世家》）司马迁讲得很清楚，太伯、仲雍的后代一封于吴，一封于虞。所以司马迁说：“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也。”荆蛮句吴在哪里？《吴地记》说：“太伯居梅里，在阖间城（今苏州）北五十里许。”《后汉书·郡国志》刘昭注：“无锡县东，皇山有太伯冢，民世修敬焉。去墓十里有旧宅，井犹存。”唐代《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五，常州条下记载，无锡县“东三十九里有梅里山，吴太伯葬处”；皇山、梅里山，就是今天的无锡县鸿山，梅里即是离鸿山不远的今天的梅村。那里至今有规模宏大的太伯庙，鸿山上的太伯墓也完好保存至今。这些情况历来为各种当地志书所传载。
至清代，学者崔述在《丰镐考信录》中对太伯奔吴之事提出否定意见。到30年代，又有人提出了类似的看法。卫聚贤等在《吴越文化论丛》中即提出了太伯、仲雍根本没有到过无锡的论点。认为太伯所奔之地只在陕西、山西南部的范围之内。其理由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太伯、仲雍不可能穿越千山万水及方国部落而无阻碍；也不可能到那语言不通、风俗迥异的荆蛮部落中去立足并当君长。后来童书业在《春秋左传研究》中进一步提出“大伯（太伯）、虞仲皆虞国之初祖，大伯、虞仲所奔为山西之虞，而非‘荆蛮’或江苏之吴”。所以太伯、仲雍没有到过江南。他们是山西虞国的始祖。1954年在江苏丹徒县烟墩山出土了12件西周青铜器。其中一件《宜侯矢簋》腹内底上有长达120多字的铭文。铭文记载了周康王观看武王伐商、成王东巡的图画以后，卜问南方的宜地。在合会南方各方国时，改封虞侯于宜地为侯。周康王还进行了丰厚的赏赐，有酒、弓、矢、礼器等。特别重要的是赏赐了土地和奴隶。
围绕《宜侯矢簋》的出土，又引起了对太伯奔吴问题的讨论。总的来说，大致有以下几种说法：一种认为“宜侯”就是虞侯，也就是周初封于虞的诸侯的后代，而这个虞国是太伯、仲雍创立的。太伯无后，传于仲雍，仲雍又称虞仲，因封于畿内，所以他的后代称为虞公，而《宜侯矢簋》的铭文中称自己的父亲为虞公就是证明。宜侯矢从畿内改封于宜，宜、吴古音同，于是成为吴的始祖。这个说法否定了太伯、仲雍奔吴之事。第二种说法肯定了太伯、仲雍奔吴之事，并且从《宜侯矢簋》及江苏南部的考古资料出发，证明了太伯、仲雍奔吴是可能的。但认为太伯立国的地点不在无锡梅里，而是在南京、镇江地区，确切地讲是在丹徒。这是一种新的说法。第三种看法，唐兰在《宜侯矢簋考释》中指出，矢和周的声母是很接近的。认为宜侯矢，即是虞侯矢，也就是虞侯周章。周章是在武王和成王时被封虞侯的，为了不与北方的虞相混，30多年后的康王时改为宜侯。这个看法又从考古角度承认了《史记·吴太伯世家》的记载。
所有的问题，集中起来，就是太伯、仲雍所奔究属何方？吴国的开创者究竟是谁？“宜侯”究竟是谁？要完全否定司马迁关于太伯、仲雍奔吴的说法，还是有困难的；主张太伯、仲雍所奔为山西之虞，无论在文献上、考古上的证据也还不十分充分。目前史学界对太伯、仲雍奔吴的看法还是各执一辞，在行世的有关着作中，就含有以上的不同说法，没有统一。近年来江苏省考古学会年会也围绕吴文化这个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而它的彻底解决，还有待于太湖流域地下考古的进一步展开和对文献的更深入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