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主要农民武装，曾齐集河南荥阳召开会议。这就是重要的荥阳大会。农民军的各支队伍经由这次大会协调行动，走向高峰，李自成通过这次大会奠定自己的位置。但是，对几十万农民军能否突破明军在河南的重重把守齐集荥阳。农民军诸首领是否在荥阳召开过会议，有些历史学家产生了疑问。
明末农民战争史上，有一次着名的大会，被称为战争的转折点。崇祯八年（1635）正月，农民军各支重要武装全部齐集河南荥阳，与会者有十三家七十二营首领。历史学家高度评价这次会议，认为通过这次会议，农民军统一了各支武装的步伐，由分散行动变为有组织地行动，李白成开始脱颖而出，逐渐成为农民军的领袖。
虽然史家言之凿凿，但随着研究的深入，荥阳大会的真实性受到怀疑。荥阳大会的唯一根据是吴伟业的《绥寇纪略》：“（崇祯八年正月）贼侦知，合七十二营头目，老回回、闯王、革里眼、左金王、曹操、改世王、射塌天、八大王、横天王、混十万、过天星、九条龙、顺天王等十三家会荥阳，议逆官军。老回回欲渡河入晋境，张献忠以为怯，面哂之。老回回怒。自成解之曰：‘匹夫可奋臂，况士万众乎？今吾兵且十倍，官军虽关宁铁骑至，无能为也。计惟有分兵，各随所问立效，其利钝举听之天。’众皆曰：‘善。’乃列阄而定之。…壬子（初一），杀牛马祭天誓师，赐诸贼饮哺，部署已定。有亡自贼中，来告状。”以后徐鼐《小腆纪年附考》、查继佐《罪惟录·李自成传》、夏燮《明通鉴》、王鸿绪《明史稿》等都有记载，但经考订，虽有字句上小有改动，但主要材料全部源自《绥寇纪略》一书。官修《明史》此段资料则采自《明史稿》。
另一些与吴伟业《绥寇纪略》同时的史籍却未记载农民军曾召开荥阳大会。如戴笠《怀陵流寇始终录》、张岱《石匮书后集》、计六奇《明季北略》、彭孙贻《平寇志》、谈迁《国榷》及河南地方志、河南籍文人文集均未提及此次大会。清朝初年吴殳为戴笠《怀陵流寇始终录》所作注文明确否定吴伟业的说法：“吴纪载七十二营会议者荥阳，讹也。”
面对两类截然不同的文献，研究者的看法各有不同。一些人认为吴伟业的材料说明消息来源，“有亡自贼中来告状”，肯定是据实所书，应该相信它的真实性。
另一些学者的看法刚好相反，认为荥阳大会本属子虚乌有。
首先，清代河南地方志、康熙年间的《河南通志》、《开封府志》、《郑州志》均未提荥阳大会，而当时的方志并不避讳提到农民军。在河南负责围剿农民军的明朝将领，以及河南籍文人的着作，包括一些关注家乡军事情况的河南人张鼎新、吕维祺等人搜集了不少材料，也没有一字提及此次会议。
其次是荥阳大会召开的原因，是农民军为了联合对付明王朝军队围剿河南，此项动议是明兵部都给事中于崇祯八年正月中下旬提出，农民军却在崇祯七年十二月底开会商讨应付此事，显然不合情理。
再次，关于荥阳大会召开的时间，据康熙十七年的《荥阳县志》记载，农民军攻克荥阳在崇祯八年（1635）正月初六，而荥阳大会的召开时间各书记载虽然略有出入，但大约不出七年年底，可知荥阳大会召开时，农民军还未攻克荥阳，两者的时间明显不吻合。关于荥阳会议的发起人，各家记载也各不相同，《明史稿》、《明史》等史籍回避了发起人的回答，原因可能是最初的文献《绥寇纪略》未提此事，只有毛奇龄在《后鉴录》中点明是李自成。李自成当时是闯王高迎祥的部将，不为世人所知。明朝塘报上说，崇祯九年（1636）李自成回老家米脂祭祖，“领千余人马来县城外”，“号称闯将，人始知其姓氏”，也不过是在当地知名。在陕西以外别的地区则不知其人，直到崇祯十三年（1640）初，河南还不知李自成其人。当时由李自成牵头召开起义军将领的全体会议是不现实、也是不可能的。
荥阳大会的参加者是各地农民军将领，他们必须在短时间内齐集荥阳，而据《明史纪事本末》，李自成当时在关中，当时的十三家农民军首领多数不在河南活动，仅有闯王、射塌天、混十万、过天星少数几支，也不在荥阳，正月初四、初五还在上蔡、汝阴一带，短时间内齐集荥阳几乎不可能。据载，荥阳大会后，高迎祥、李自成与张献忠所部攻克明中都凤阳、焚毁皇室祖陵。但据《怀陵流寇始终录》等书，攻克凤阳的队伍是扫地王、太平王，不在预会的十三家之列，他们在崇祯七年在安徽英山、霍山一带活动，于八年正月中旬攻克凤阳。从路线上不可能西进荥阳回攻凤阳。
最后，从兵力分布看，明军当时在河南备有重兵，驻扎在荥阳附近和汜水、河阴、荣泽、郑州等地，各路农民军二三十万之众在明军的包围之下聚会荥阳，似乎无此可能。
从驻扎河南的明朝将领常自裕的奏疏中曾提到，农民军在河南确有“七十二营”。若农民军十三家首领确曾在荥阳召开大会，共商大计，在明末农民战争中发挥过重大的转折作用，如此重要的事件应当在明清易代之际多如牛毛的野史中占据重要一席。从现存材料分析，荥阳大会的真实性实在值得怀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