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子监国”并非唐代首创，但因在唐朝二十一个皇帝中有十七个皇帝实行过这一制度，因而在唐朝的政治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唐朝是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日趋完善的阶段，术子监国制度也成为唐朝政治的重要辅助环节。但它也不过是舞权弄谋者的一个工具罢了。
太子监国制度是唐代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自唐初武德九年李世民以太子身份监国，至唐末昭宗时权臣蒋玄晖等人立李祝（即哀帝）为太子行监国事，这种制度实行了近三百年。所谓太子监国，即太子代理国政。当皇帝因某种原因（巡行、疾病、政变等）暂时不能亲主政务时，便下诏授权皇太子理政，代表皇帝决断军国大事。太子监国期间，唐廷中央行政的运转方式，在文件草拟、颁行，上传下达渠道、格式，行政处理的主管部门、主管长官以及决策机构等方面，皆有相应的程序变化。唐代，行政机构以三省六部制为核心趋于完整、定型，政治上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之争始终尖锐复杂。与这两个特点相适应，唐太子监国制度，也具有行政处理体制日趋完整，逐渐成为国家行政的必要辅助环节，政治上则不断为权谋者利用，始终是政治斗争之工具的特点。
唐太子监国始于武德九年，李世民夺嫡立为皇太子之时。其初行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也有袭用先朝旧制的成份。经李世民监国时诸项举措，历高宗、武周、玄宗时损益增置，唐太子监国在制度上形成了定制。唐高祖李渊立国之初，以长子建成为皇太子。当时诸子相争，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没有太子监国的事。武德九年六月，秦王李世民发动了玄武门之变，击杀太子建成、齐王元吉，成为最有实力的人物。李渊此时空有皇帝名位，已无控制局势之力。在这种情况下，李渊被迫立李世民为皇太子，同时下诏令其监国。需要指出的是，李渊以李世民监国，是时势所迫，出于无奈，但以监国方式交待国政，在制度上还是有所依循的，这就是先秦以及北魏晋周齐隋以来的太子监国制。李世民监国历时两个月（六月至八月），时间虽短，他监国期间的一套做法，却为后人建立了规矩，以后经高宗、武后诸朝损益，逐渐形成定制。李世民监国，首先是确立了监国期间，皇太子在东宫主持全国政务的行政方式，其次是监国时期，以东宫官属为处理全国政务之官员，采用太子系统的公文格式向全国发文。李治监国期间，太子监国制又有所增损。首先是添置官员，完善阁制，其次是从立法上正式对太子系统公文之格式做出规定，再次，中央行政中枢起用东宫系统班子，但三省班子主要成员，似也临时委以东宫官职，使他们与东宫官共同辅太子，监国期间中央三省与太子东宫班子的关系，由此得到调整。高宗、武后至玄宗初年，唐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斗争尖锐复杂，尤以皇位继承问题最为突出，太子废立如走马灯，太子监国变成政治斗争的工具。虽然如此，太子监国逐渐在制度上形成定制。
高宗时期，因高宗多病，又常驻东都，多次以太子监国，也是武则天得以从中揽权的可乘之机之一。武则天时期，废立事多，但太子贤于仪风四年（679）至调露二年（680）曾监国一年。太子哲（显）于永淳元年（682）至二年武后驻东都期间，监国一年有余。由于废立不定，大权操武后等人之手，这一时期太子监国在权限上是大打折扣的，但也并非形同具文。太子监国期间，全国政务处理还是由东宫班子来主持。睿宗时期，玄宗凭实力，以诛韦氏有功，得立为太子后，也曾以太子身份监国事。玄宗以后诸帝以太子监国，多数系权臣相逼所为，已是政治色彩浓于行政色彩。玄宗在位四十多年间曾三立太子，其间监国事少，只是到天宝末安史之乱爆发后，才于仓猝中以太子李亨监国，不久李亨即位灵武，监国事止。睿宗、玄宗以后、肃、顺、敬、文、武、宣、懿、僖、昭诸帝皆有监国事，因循而已，于制度上已无改作。
总之，唐太子监国制度，其行政是建立在东宫官体制之上的，遇有监国事，便要使用东宫官吏，以东宫系统行文格式向全国发文，并取代中央三省主持全国政务。三省长官则以兼摄方式临时转到东宫体制上来以协调两宫联系。东宫主持政务时唐全国的行政运转方式，基本上仍相同于中央正常的三省六部制时期。监国期间詹事府要与尚书省共主执行，是监国时唐行政运转的一个特别之处。
唐太子监国制度前后推行二百七十余年，廿一帝中十七帝在统治期内曾实施太子监国。正常时期，政局基本稳定，统治集团内部虽有斗争，但皇帝还能控制局面，这时以太子监国，起的主要是行政作用。非常时期，政局不稳，统治集团内部斗争复杂多变，这时的太子监国，所起的主要是政治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