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幅宋代名画《清明上河图》，名为“清明”，很多人便以为这是“清明节”时的景色。但细看画面，又觉得其中场景似乎不应出现在春季的清明时节，那么，这个“清明”该如何解释呢？
宋代张择端创作的《清明上河图》是我国古代艺术遗产中的伟大作品之一，是我国古代风俗画的杰出代表。自从它问世以来，受到上至皇帝、下至文人学士的赏识和珍藏，辗转至今，历时八百多年，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此画全长528厘米，高24．8厘米，画上无画家署名，但卷后有金人张着在1186年的题跋，认为此画为“翰林张择端”所作，并为作者写了简短的小传：“翰林张择端，字正道，东武人也。幼读书，游学京师，后习绘事。本工界画，尤嗜于舟车、市桥、郭经，别成家数也。”
自此画问世以来，对画中描绘的是清明时节，自金代以降，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未曾有异议。“清明”一词，最初见于张着的跋文，在他的跋文中曾引《向氏评论图画记》说，张择端有《清明上河图》及《西湖争标图》。至此，《清明上河图》的名称才开始确定下来。元代杨准也曾说明此画卷题签的是宋徽宗赵佶，并盖有小印。明人李日华在其《味水轩日配》中记载，此画卷不但有宋徽宗的瘦金体题签、双龙小印，并且有他的题诗，其中有“如在上河春”之句。明人李东阳也在一首跋诗中写道：“宋家汴都全盛时，万方玉帛梯航随。倾城仕女携儿童，清明上河俗所尚。”至此，《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是清明时节的景色，似乎便毋须置疑了。
关于此画，近人艺术史家郑振铎、徐邦达、张安治诸先生，更是大张“清明节”之说。郑振铎先生说：“时节是清明的时候，也就是春天三月三日，许多树木还是秃枝光杈，并未长叶，天气还有点凉意，可是严冬已经过去了。”不但认为是清明时节，而且把“三月三日”这个具体的日子也肯定下来。张治安先生在其《中国古代美术介绍丛书·清明上河图》一书中，肯定此画是描绘“在清明节这一天城郊人民的种种活动”，画面上描绘了“一些清明节的风俗特征，如上坟、探亲、轿上插柳枝、大店铺装饰了‘彩楼欢门’等”。
1981年《美术》第二期所载孔易宪先生《清明上河图的“清明”质疑》，似乎是第一个对画中描写清明节提出异议。孔氏除对上述跋文及《味水轩日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之外，并就画面中所描绘的内容提出了八点质疑，现简介如下。一、画卷的开始，画有一队小驴驮着木炭从小路而来。“这是画家首先告诉读者，这是秋天，冬日不久来临，这些木炭是东京准备过冬御寒用的”。秋季营运冬季货物比较合理，商人早在春天营运冬季货物，在时间上来说太早了，不符合经济规律。二、画面有一农家短篱内长满了像茄子一类的作物，赵太丞家门口垂柳枝叶茂盛，还有画面上出现了光着上身的儿童，这些都不可能是清明时节的事物。三、画面中有乘轿、骑马者带着仆从的行列，好像是上坟后回城。但孔文分析了拿着扇子、光着膀子等人物形象之后认为，“这群人虽然有上坟扫墓的可能，倒不如说它是秋猎而归更恰当些，因为，上坟四季皆有可能，就插花而言，春秋二季都能解释得通。今从画面种种现象来看，说是秋季更符合实际些”。四、画上有不下于十个持扇子的人物形象，除个别上层人物有可能用扇“便面”外，一般群众持扇应该说是夏季秋季节用于驱暑、驱蚊，如果这画卷画的是清明时节，感觉不大对头。五、草帽、竹笠在画面上多处出现。孔文认为“草帽、竹笠是御暑、御雨的东西，图中既不下雨，这肯定是御阳用的，根据当时东京的气候，清明节似无此必要，这是值得我们怀疑的”。六、画面上有“一处招牌上写着‘口暑饮子’这样的小茶摊”。孔文认为“如果‘口暑饮子’中的‘暑’字不错的话，这足以说明它的季节。”七、在虹桥的南岸、北岸桥上有几处摊子上放着切好的瓜块。孔文认为可能是西瓜。八、画面上临河的一家酒店，在条子旗上写着“新酒”二字，这是画家明确地告诉读者，画的是中秋节前后。孔文查证了资料，两宋间无清明卖“新酒”的记载，而《东京梦华录》却有“中秋节前，诸店皆卖新酒”的记载。至于“彩楼欢门”，根据宋代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记载，东京酒店的“彩楼欢门”系永久性的，并非清明特有的标志。
孔文还对画中的“城门楼”作了分析，认为那城楼可能是东京宋门外东郊的蜘蛛楼。为此并提出了下面的设想：据《宋会要辑稿》载，当时的东京内、外城及郊区，共划分一百三十六坊，外城东郊区共划分三坊，第一坊是清明坊。同时，从《东京梦华录》中得知，在坊巷中有“军巡铺”及“望火楼”的设置，这些“军巡铺”、“望火楼”是北宋政府专款修建的，有些是借蜘蛛楼作望火楼以备警。这样一来，《清明上河图》便可以解作从清明坊到虹桥这一段上河的景色了。
继孔宪易的文章发表以后，邹身城连续发表了《“清明上河图”为什么不绘春色绘秋景？》等一些文章。认为，“清明”既非时令，亦非地名。画面涉及沿河数里好几处街道，并不局限于郊外一个地点。画面所显示的是秋色而不是春光，画中人物计带扇子的达十余人之多，似乎不像是北国春寒的清明，倒像带有几分“秋老虎”的余热。画中几个孩子光着上身在街头嬉戏，倘若真是清明时节，那么孩子们光着身子会冻坏的。更令人注目的是在河岸巡边小贩摆摊的桌子上，陈列着切开的西瓜，这断乎不是“清明”节的物候！在打谷场上，设置有碾谷用的农具，象征着秋收在望。看来，人们把这幅例题中的“清明”两字误解了，我国的词语大多一词多义，“清明”一词并非限于“清明节”一种含义。原来这里所说的“清明”不是实指清明节，而是称颂“太平盛世”，加强歌功颂德的渲染，用来作为进献此画的颂词，正如《东京梦华录》所记：“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画面绘的正是“八面争辏，万国咸通”的太平景象。《后汉书》有“固幸得生于清明这之世”的话，用“清明”即意味着治平。所以画家就用“清明”一词，画龙点睛，表达这幅画的主题。
那么，画家为什么选取秋色而不绘春景呢？那是由于汴城八景，向来以“汴水秋风”居于首位（《汴京遗迹志》记载）。汴水以“秋风为胜”，而汴城又以汴水两岸最为繁华。《东京梦华录》写得很清楚：汴河是东京主要河道，东南货物均由此入城。张择端为了反映汴京的人物繁阜，秋色逗人，特选取汴河秋景人画，实在是别具匠心的。正由于这样，所以画中店铺林立，酒店、茶馆……顾客熙熙攘攘，充分反映了汴京工商经济的繁荣。与此对照，纸马店前门庭冷落，没有一个顾客光顾，丝毫看不出一点清明节上坟祭祖之类的迹象。这也透露出画家张择端立意所在，在描绘汴河的升平景象，而与清明无关。在距北宋较近的金人张公药的跋诗：“通衢车马正喧阗，只是宣和第几年；当时翰林呈画本，升平风物政堪传。”此处亦可看出，此画意在表现承平风物。
尽管孔宪易、邹身城等人尚无足够的理由推倒“清明节”说，对《清明上河图》的新解也还尚有商榷之处，然而，他们对《清明上河图》这幅写实画中风俗的研究，无疑是一个突破。因而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不同论点的文章时见于报刊。我们相信，随着研究的深入，会逐步揭开这个“画谜”的，让我们翘首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