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时香港大学的某些学生已经停止了精神追求，每天烧饭、做菜、调情。当然不是幸福的那种，是带着隐隐的伤痛……于此，在各大报纸上纷纷刊登人们结婚的消息。仿佛在惶恐与绝望当中，唯有这点东西值得追求。
张爱玲曾这样写道：“一般的学生，对于人们的真性情鲜素认识，一旦有机会刮掉一点浮皮，看见底下的畏惧、怕痒，可怜可笑的男人或女人，多半会爱上他们最初的发现。”
张爱玲觉得他们结婚过早的悲剧就在于“过早地限制自己的活动范围”。这对于朝气蓬勃的年轻人来说，显然是无益的。可是，这是战争。要是一颗子弹真的来了，我们还没结婚，那将是多么遗憾啊！
张爱玲清楚地记得，在“围城期间”，一对男女去她们办公室向防空处长借车，目的就是要去领结婚证。男的是名医生，从他外表看来，他并非在平日里擅长“眉来眼去”。可此时，他看着自己的新娘子，眼睛里满含说不出来的深情，仿佛要将整个世界吞没。新娘是做看护的，个头比较小，红色颧骨，喜气洋洋，弄了好半天，弄不到红色的礼服，只好穿上一件淡绿色的袍子。他们来了好几次，总是等上好几个小时，互相深情对视，提心吊胆，朝不保夕，内心苍凉愉悦……
孩子们，被这无端的场景逗笑了。孩子真是天真，成年男女也悲凉。除了情，就是吃！
张爱玲说：“真奇怪，一件最自然、最基本的功能，突然得到过分的注意，在情感的强烈照射下，竟变成下流的、反常的。”
张爱玲和自己的好朋友炎樱也被这样的饮食气氛强烈感染。香港沦陷以后，她们曾经穿过大街小巷，在找自己爱吃的冰激凌。
在沦陷期间，香港随处可见一个个衣冠楚楚的洋行职员模样的人在小风里炸着一个硬板一样的小黄饼，渐渐又开始试验小面包、三角饼等。所有的伙计、学校教员全都改行做了饼师。人们对于旁边的死尸视若无睹，在满足地吃着自己的萝卜饼。
看吧，真正的人性呢？没有一点点同情心。也许是，司空见惯，自身都难保了，还顾得了那么多吗？香港人从来没有这般嘴馋过。那些上空飘来的雨点儿，是这里的人们流的口水吗？今朝有酒今朝醉，明天真的还不知道如何呢？
张爱玲，见到了人性；张爱玲，看到了荒凉；张爱玲，感到了冷血。但别无选择，她只能一直在画。画尽了人性，刻尽了绝望，说完了讽刺。战争，赋予人们的只有这些了……
乡愁
【爱玲说】都说乡愁是永远的奏鸣曲，而我的乡愁，总在那数不尽的上海，那里的风月，那里的落叶，那里的鸟叫，那里的靡靡之音，于是，我流下一抹眼泪，澄澄……
上海，对于张爱玲来说就像是鱼和水的关系。水离开了鱼，尚且苟存，只是年少的脸庞挂满沧桑的悲伤；鱼离开了水，很快死亡，奄奄一息，哪怕是相濡以沫也可以。
张爱玲原本以为自己会走得很远，永远离开上海这个有着太多悲怆的地方，这里有自己显赫的家世，这里有前清遗老遗少的苟存，这里有自己不幸的童年，这里有父母离别的决绝，这里有母亲，家人永远的痛。
张爱玲，上完圣玛利亚中学认为自己终于可以摆脱这残酷的地方了。可是，乡愁永远是诉说不尽的故事。
1942年初，张爱玲与好友炎樱终于搭上了回上海的轮船。香港的海还是初来时那阴郁的蓝。令人气愤的是，该死的战争无情地摧毁了香港大学学生们的成绩单，当然，也摧毁了张爱玲美丽的英格兰之梦。只能道一声，香港，再见！英格兰之梦，再见！
船，缓缓地驶过香港的浅水湾。但年轻的张爱玲当时并不知道，浅水湾海边的坟地，刚刚添了一座新坟——一位也是天才女作家，年仅31岁的萧红长眠于此。真是，落红萧萧几人知呐？
萧红（1911—1942）的一生也是充满了传奇。她有着与女词人李清照那样的生活经历，并一直处在极端苦难与坎坷之中，可谓不幸中的更不幸者。她出生在黑龙江呼兰县一个封建地主的家庭，然而她却以柔弱多病的身躯面对整个世俗。萧红的一生是不向命运低头，在苦难中挣扎、抗争的一生。
就是这样一位传奇女性，于1942年1月22日悄悄地离开了人世。然而，萧红内心里面的悲伤与苍凉唯有纸笔余行：“我将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遭尽白脸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多么让人心酸！怕是只有同是天涯的人才会明白。是啊！从遥远的黑龙江呼兰县到青岛，从上海到东京再辗转香港。从《王阿嫂的死》到《生死场》，从《呼兰河传》到《小城三月》。从与作家萧军的一见钟情，到最后的黯然分手。萧红的一生真是辗转流离，历尽磨难。
短促的一生，萧红多么渴望能够照彻生命的旭阳，然而，却屡遭风雨凄苦。企图飞过宿命的苑圄，却过早夭折。正所谓：“自古才女多磨难，一代情事痴后人。”
萧红的人生何尝不与张爱玲的人生有那么一点相似呢？然而，那时候的张爱玲，毕竟是未经世事的少女，回到上海之后，知道这个消息，并没有多少感同身受，只是“心有戚戚”罢了。毕竟，未来谁也无法预测……
船继续向前缓缓行驶。和比较外向的炎樱在一起，张爱玲倒是没有离开上海时的伤感。尽管即将回到的这个地方有着自己不愉快的童年，但“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
船身摇摇晃晃，张爱玲像是坐在了火车里，她感觉到了“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她在后来的文章中写道：“时代的车轰轰地往前开。我们坐在车上，经过的也许不过是几条熟悉的街衢，可是在漫天的光火中也有惊心动魄。就可惜我们只顾忙着在一瞥即逝的店铺的橱窗里寻找我们的影子——我们只看见自己的脸，苍白、渺小；我们的自私与空虚，我们恬不知耻的愚蠢——谁都像我们一样，然而，我们每个人都是孤独的。”
于此，人们好像没法选择。张爱玲，不知道自己会遇到谁，接下来的命运将何去何从？
1942年的春天，张爱玲已经回到了上海。对上海，张爱玲还是比较喜欢的，她认为：“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炼。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
母亲再次出国，父亲的家也是早就断了往来。张爱玲便住到了赫德路的爱丁顿公寓，这里是姑姑租来的公寓。张爱玲把姑姑的家，就当作自己的家。张爱玲说：“乱世的人，得过且过，没有真正的家，然而我对于姑姑的家却有一种天长地久的感觉。”
姑姑与张爱玲的母亲相似，是一个独立的新女性。与哥哥分家以后，在外面独自工作，独自住房。房子很大，有一间客厅，客厅里面有壁炉。姑姑还自己设计了家具和地毯。
回到上海后，好朋友炎樱进了上海的英国学校，担任学生长，除了品学兼优以外，再就是人缘好，能服众。
张爱玲则参加了圣约翰大学的考试，结果却是中文不及格，要求进入到国文补习班，真是令人匪夷所思呢。这么一个国文天才，竟然国文不及格？同时由于经济所迫，张爱玲只能辍学，走上了卖文为生的道路。这也是她后半生赖以为生的职业。好像上天就是如此注定的，她终究还是要以文学来发光的。
张爱玲最初投的是英文稿，她把稿件投向了《二十世纪》。这是一份综合性的刊物：时事报道、小品、风光旅游、书评影评等，受众主要是在亚洲的西方人。主编是一位德国人，叫克劳斯·梅特涅。曾获柏林大学博士学位，在莫斯科做过驻苏记者，是个中国通。
张爱玲在这家刊物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中国人的生活和时装》，此文长八页，近万字。另附有12幅自己画的插图。
张爱玲虽然没有留洋，但是文字流畅雅丽，略带一点维多利亚末期的文风，因此主编称赞她“如此有前途的青年天才”。
正所谓“趁热打铁”。紧接着，爱玲一鼓作气，发表了九篇文章，六篇为影评。张爱玲的这些作品可以作为那个时期电影研究的重要参考。
张爱玲的文字初获成功，主编有言：“张爱玲与她不少中国同胞的差异之处，在于她从不将中国的事物视为理所当然；正由于她对自己的民族有深邃的好奇，使她有能力向外国人诠释中国人。”
张爱玲之后又翻译了很多英文为国文，后来都收集到自己的散文集《流言》当中。
良好的开端，总是给人无穷的信心。此时的爱玲，像所有有梦的年轻人一样，浑身充满了力量。她没想到更大的成功就在不远处，一颗新星将要大放光芒于上海文坛。
声名鹊起
【爱玲说】从前的文人是靠着统治阶级吃饭的，现在情形略有不同，我很高兴我的衣食父母不是“帝王家”而是买杂志的大众。不是拍大众的马屁的话——大众实在是最可爱的雇主，不那么反复无常，“天威莫测”不搭架子，真心待人，为了你的一点好处记得你到五年十年之久。而且大众是抽象的。如果必须要一个主人的话，当然情愿要一个抽象的。
张爱玲很早就说过：“用别人的钱，即使是父母的遗产，也不如用自己赚来的钱自由自在，良心上非常痛快。可是用丈夫的钱，如果爱他的话，那却是一种快乐，愿意想自己是吃他的饭，穿他的衣服。那是女人的传统权利，即使女人现在有了职业，还是舍不得放弃的。”于是，在还不是完全解放的中国，张爱玲选择了自食其力，在自己喜欢并且擅长的领域赚取属于自己的钱。她相信自己一定会大放异彩。但初开始还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1943年，在一个春寒料峭的下午。在上海的公共租界里，一间古色古香的书房，线装书盈架，紫檀桌椅飘香茶具，案头的宣德炉中烧着的一支紫罗兰正青烟袅袅，香气袭人。名目人一定能猜测得到，这肯定是具有品位的某位文学巨子的家室。
“父亲，下面有位张女士来访。”一位尚且幼小的小姑娘蹦蹦跳跳地上楼来，递给书房里一位中年男人挺大的一封信。只见那中年男子衣袍飘然，气度颇佳，看上去神色萧索。他就是被称为“哀情巨子”的周瘦鹃先生，著名的鸳鸯蝴蝶派代表作家。他拆开信，原来是与自己有着共同园艺之好的黄岳渊老人介绍来了一位作家——张爱玲。
张爱玲？这个女子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子。瘦鹃还是在自己的心里打上浓重的符号……
既然是自己的知己介绍过来的，自然不能怠慢。周先生忙不迭地赶到楼下，只见客座中站起来一位穿着鹅黄缎半臂旗袍的长身玉立的小姐。张爱玲，大方地向他鞠躬。
于是，一老一少，便聊了起来，颇具相逢恨晚的意味。张爱玲告诉他，自己是以卖文为生，可现阶段卖的是“西”文，除了一篇中文《天才梦》之外，没写过其他的中文文章。最近写了两篇中文中篇小说，写的是有关香港的故事，请先生斧正下。
张爱玲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女子，对这位文学巨匠还是颇感敬畏的，如果能得到他的帮助，日后自然要省事很多，正所谓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成功要来得更加容易。
说着，张爱玲便把自己的薄稿递给了周瘦鹃。周瘦鹃接过稿件大概浏览一下，标题叫做《沉香屑》，第一篇标明《第一炉香》，第二篇标明《第二炉香》。
只是大致浏览，周瘦鹃便觉得意味无穷，加上知己推荐，就答应把张爱玲的稿件留下来，细细拜读。任何一件事情都是这样，能给别人留下好的第一印象，别人才会继续帮你。
谈话之余，周瘦鹃将《紫罗兰》将要复活的消息告诉了张爱玲。
《紫罗兰》是一份流行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都市时尚类通俗文学期刊，创刊于1925年12月，停刊于1930年6月，共出刊四卷96号。它既承续清末民初通俗文学传统的血脉，又根植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上升期中的现代化土壤，出刊期间始终流行，拥有庞大的读者市场。
